关敏：袁世凯暗杀宋教仁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四章以及历史学家高华等人认为：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

宋教仁主持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成了该党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他第一步是领导全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组织完全政党内阁。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布置各省选举事宜，同时顺道探望离别八年的老母和妻子。1912 年11 月，全国各省、地区的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选举结束，参议员每省10 人，众议员每80 万入选1 人。由于宋教仁等人的努力，国民党在各地积极展开竟选运动，结果国民党在众议院596 席中占296 席；参议院274席中占123 席，大获全胜。这无疑使宋教仁极为兴奋。他匆匆告别亲人，经长沙、武汉到上海，后又到杭州、南京，到处会见国民党人，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演说没有谩骂，没有恫吓，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平心论事”的风度。这些演说，主要内容包括：

1.猛烈抨击袁政府。宋教仁结合他曾任国务员的亲身感受，指出：“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于是，列强“百计要挟，以制中国之死命”。“至于民生困穷，实业不兴，政府亦无策以补救之”。外交方面，消极敷衍，无确定政策。震动全国的“库伦问题”，袁世凯事前“置之不问”，事后“亦无一定办法”，迄未“得一正当解决”。所以如此，“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之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这种政府，实“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

2.反复阐发国民党政见。宋教仁首先指出：在民主立宪国家，“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故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对于“中央以下一省行政长官”，他认为也“当由国民选举，始能完全发现民意”。关于集权、分权，他主张“高级地方自治团体当畀以自治权力，使地方自治发达，而为政治之中心”。宋教仁提出：国民党这些主张，绝非一党“私见”，是关系能否“建设完全共和政体”的大问题，必须明文写进将来的宪法。

3.强调组织国民党内阁。宋教仁指责袁政府，阐发国民党政见，最终是为了组织“国民党内阁”。他毫不掩饰地说：“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又说：“盖延聘医生之责任，则在吾国民党也。而其道即在将来建设一良好政府，与施行良好政策是已。”为唤醒国人的注意，他尖锐指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他号召党员：“从今而后，宜将国民所以失望之点为之补救，而使国民得一一慰其初愿。”

宋教仁上述言行，表达了国民党人的决心和愿望，但也引起了袁世凯北洋集团的仇恨。袁乃宽在致张镇芳的一封信中就说：“目下最讨厌者，即宋教仁一人”（《宋教仁集》下册，第458 页）。

还在宋教仁离京南下前，袁世凯就预感将对他不利，曾企图用50万元加以拉拢，但遭到宋的拒绝。随后，他便指令亲信爪牙，密切监视宋的一举一动。一天，他看到秘书处呈上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说：“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为抵制宋教仁演说的影响，打消国民党的组阁计划，冯国璋暗中主持所谓“救国团”，攻击宋“莠言乱政”，抱“总理热心，思攫现政府而代之”，并把内政、外交一切失败全部归咎于国民党“醉心权利，不能垂功德而祛私见”。与此同时，袁世凯的暗杀阴谋也在加紧进行。

宋教仁对袁虽有所警惕，例如他曾劝说谭人凤担任粤汉铁路督办，说“此路于南方军事上的关系紧要，大局难料，一旦有事，有款有人，尤可应变”，还叮嘱程潜“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但同时又认为，至少在正式国会召开前，袁尚不敢公然“撕毁约法”，与国民党为敌。他说：对国民党获得选举胜利，袁世凯“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宋教仁集》下册，第456—457页）。可见，他还没有从北洋集团的肆意攻击中，嗅到火药气味。同时，当有人告知袁世凯恐有加害阴谋，劝他“先为戒备”时，他也不相信，并说：“吾一生光明磊落，平身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宋教仁错了。袁世凯暗杀宋教仁阴谋正在加紧进行。

这天日黑时分，一辆黑色小汽车飞驰而来，在北京政府内阁总理赵秉钧的门前嘎然停住。一个身穿貂裘大衣、头戴海獭皮礼帽的人，从车门里闪了出来，一跛一跛地溜进了赵寓。这人便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赵寓后宅的一间小厅里，壁炉火旺，灯光通明，不时传出一阵男人得意且淫荡的笑声和女人们娇柔造作的怪叫声。袁克定闻声，收住脚步，身子斜立在后院门前石阶上，袁克定很熟悉赵秉钧有个习惯：每天晚饭后，若无紧急公务，他总要和妻妾们在这小厅间玩一阵牌，下几盘赌注，妻妾中谁个连赢3局，这天晚上她便可得到赵的宠爱。赵寓内侍对袁克定也很熟悉，知道他此时亲自上门，必有要事。见他在院阶上驻足，侍人便匆匆往小厅跑去。

穿着长袍马褂的赵秉钧，一听来报，“哗”的一声，挥手推倒面前的麻将牌，起身离座，急步跨出小厅，迎至门前。一看来的果然是袁世凯大公子袁克定，心里不由一惊：通常到了这般时辰，这位“大爷”是绝不出门的，即使有要务急事，也都是挂个电话，叫赵秉钧去一趟罢了。今晚，到底有什么特别要紧事犯得着这位“大爷”亲自出马了？“‘大爷’驾到，未曾远迎……”赵秉钧的客套话刚一出口，袁克定一扬手，又向他瞟了一眼，他便知事非寻常，把后边的话慌忙咽下，赶紧把袁克定引到二楼一间密室内。赵秉钧刚把密室的门拴上，还未坐定，这位公子便抢先开了口：“赵叔，外面风声很紧，谅必你也有所闻了吧。国会选举揭晓后，大势不好呀！‘梁山匪魁’宋教仁趁国民党人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获胜之势，借口回湖南故里省亲，在湘、鄂、皖、苏诸省，大放厥词，大肆鼓吹政党责任内阁制。这小子野心倒不小。我爹早就看出宋教仁是个不识抬举的东西！”袁克定见赵秉钧直愣愣地站着，急忙又说道：“赵叔，你想到过吗？若让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出山组阁，到那时，‘梁山宋江’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你就得卷铺盖，我爹即使在位，也只能是个徒有虚名的大总统，我们的天下就算完了。”

“唉，这个‘梁山宋江’，年纪不大，手腕倒是挺厉害的，真他妈的厉害！”赵秉钧为表示效忠袁世凯，连骂了几声。“我爹说了，总统总统，就要统管天下。手上无权，听人使唤。他当总统由人摆布，仅仅是用来当聋子的耳朵——摆设，这样的总统，他是绝对不当的。”袁克定说到这里，拧开一颗大衣钮扣，伸手从内襟口袋里取出一支乌黑锃亮的小手枪，尔后又掏出一个小蜡纸包，轻轻地放在漆木桌上，沉着脸说：“我爹口谕，务必在四月初国会开会之前，把‘梁山匪魁宋江”除掉，这支手枪和5发带剧毒弹头的子弹，由你交给一个绝对可靠又有胆量的人去执行，不得有误，事成之后嘛，我爹应诺了，从向五国银行团的借款中支取10万英镑予以重赏。”赵秉钧听罢这位大少爷传达了他老子的口谕，犹如当头挨了狠狠一棒，脑子发胀，手脚发麻，两眼盯着桌子上的手枪和子弹。

“赵叔，你看这桩事，……嘿嘿……”袁克定奸笑了几声。赵秉钧立即意识到：若不马上应下这桩秘密差事，必将招致杀身之祸。他强掩着内心惊惶，赶快从太师椅上站起来，两手垂立，摆出一副十分虔诚的样子，不卑不亢地说道：“总统口谕，智庵俯首听命，绝对服从，只是这合适的人嘛……唯恐一时难以选到，不过，我将尽力物色，尽快去干！”“好！赵叔，我爹一向是把你当亲兄弟看待，这一回，就看你的了。我爹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梁山宋江’回到北京之前……”袁克定没有说下去，只是用那对凶恶的眼睛瞟了下桌上的手枪和子弹。赵秉钧送走了袁克定，回到密室，视线一触及到桌上的手枪和子弹，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无力地坐在太师椅上，哀叹一声，垂首沉思起来。

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由黄兴等人陪同，自《民立报》社赴沪宁车站，准备北上。10时40分，他们走到检票处，突然三颗罪恶子弹从背后向宋教仁射来。宋当即被送往附近铁路医院。由于伤及要害，抢救无效，于22日晨4时40分逝世，享年仅31岁。宋教仁临终前，于痛苦中曾请黄兴代笔，口授致袁世凯一电，报告枪击情形及一生致力社会改革而“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的心迹。最后说：“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③这说明宋教仁临死，也没有看透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但也表现了这位忠诚的民主政治活动家的坦荡胸怀。

袁世凯自以为谋划诡密，凶手又当场逃之夭夭，可以瞒天过海。他得知宋教仁死讯，颁布命令说：“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识大体，擘画勤劳。方期大展宏猷，何意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怆恻。”他并电程德全等：“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同时，政府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以图转移视线。但事态的发展出乎袁世凯的意料。23日，由于一个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向上海租界捕房提供重要线索，当天即将要犯应夔丞缉捕归案，次日又抓获凶手武士英，并于应家搜出五响手枪一支以及应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使案情很快有了重大突破。

洪述祖字荫之，人称“洪杀胚”，时为内务部秘书，实际上是袁世凯直接指挥的密探头目，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是1913年暗杀宋教仁案的指挥者与部署人。他生于1859年，清朝末年做过直隶候补道，跟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拉上了关系。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出山担任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洪述祖默察时变，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曾通过唐绍仪给袁上了一道秘密条陈，建议在清政府与革命军之间玩弄手法，居于调人地位，从中渔利。此说正合当时袁的心意，袁对此条陈虽不便直接表示，却全数采纳了。从此以后，洪述祖就成了袁的谋臣策士。后来袁世凯政权建立，任命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于是洪成为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心腹死党。

应夔丞原为上海流氓、帮会头子，辛亥革命时攀附同盟会，得充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庶务科长兼管孙中山侍卫队等职，但不久就被孙中山撤职。回到上海后，他重操旧业，改组青红帮为“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于长江沿岸一带鼓吹所谓“二次革命”，被黎元洪通缉。袁世凯得知此人历史，以为可以利用，遂派洪述祖到上海，借商谈解散共进会为名，秘密加以收买，并由洪引见程德全，委以“江苏驻沪巡查长”，以掩护他的真实身份。袁随后致电黎元洪取消通缉令，又亲自电召他入京，借解散共进会名义，批给5万元活动经费。从此，应夔丞投靠袁世凯，成为袁在上海对付国民党人的一只恶犬。

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人，系一毫无政治头脑、唯知金钱的亡命徒，流窜上海不久，即被应夔丞诱骗收买，拉入共进会。袁世凯布置这些爪牙，说明杀害宋教仁是他蓄谋已久的计划。

应、武二犯落网后，袁世凯惶恐万状。3月29日，他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凭核办。”接着，他又电催程报告“证据”，以谋对付办法。他的机要秘书张一麐这时也多次密电程德全，要他把“牵涉中央证据向英厅索取”（英厅即上海租界的英国法庭），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咛说：“可不作正式报告。”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夔丞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

25日，应致赵秉钧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

2月1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2日，应致赵秉钧电：“孙、黄、黎、宋运动激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同日，洪致应夔丞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

4日又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8日又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

12日又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程君即程经世，时为国务院庶务秘书，曾对人言：洪述祖奉赵秉钧命去沪，临行前曾谒见袁世凯，洪到沪密电曾由他转过数次）。

3月10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350万，请转呈，当日复。”

3月13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遯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日，洪致应夔丞电：“‘川’密‘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14日，应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18日，洪复应夔丞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事速照行。”

21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不到四小时，应致洪述祖电：“24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23日，洪致应夔丞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4月7日到沪。”

这些证据的公布，暴露了袁世凯的元凶面目，不但震动了全国，也教育了许多的国民党人。他们指出：“杀一宋遯初者，非杀人也，乃打击平民政治、伸张专制政治也。”“所谓绝大之凶犯即某氏（指袁世凯）是也。……使某氏而仍为正式总统也，吾恐死者不止遯初一人，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财产将悉为所断送。”因此，国民党人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严究主谋”，矛头直指袁世凯。

为了逃避罪责，遮人耳目，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洪述祖从容不迫地逃离北京，来到青岛德国占领区，以避风头。1913年5月3日，他还公然发出通电，吹嘘他在辛亥年“协助唐绍仪建立共和有功”，诬蔑宋教仁“借政党内阁之名，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并无耻地为他们的暗杀活动辩护说：“毁宋仅欲毁其名，并无夺其生命之意，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

袁世凯独裁政权垮台后，洪述祖在青岛租界蛰伏了几年后，终于静极思动，于1917年化名张皎安潜赴上海活动。一天，他在马路上被宋教仁的儿子、年仅15岁的宋振吕和宋教仁的原秘书刘白抓住。宋、刘将洪扭往上海法院，提起了故意谋杀罪的公诉。后来按照法律程序，转往北京地方法院审判。在铁的证据面前，在全国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京地方法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进行审判，最后只是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洪述祖认为判刑太重，提起上诉。北京高等法庭于1918年12月12日宣布维持原判。洪述祖却百般狡辩，以为在北洋政府中有亲朋为之说项，因而有恃无恐。他再次向北洋政府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提起上诉。然而狡诈一生的洪述祖这次看错了形势，当时已是1919年初，“五四”运动的前夜，报刊舆论对北洋政府庇护“宋案”杀人犯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此时，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也再次向北京高等检察厅提出控告。因此，北洋政府大理寺被迫以终审判决判处洪述祖死刑，于1919年4月5日上午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分监执行绞刑。洪述祖刚套上绞索，绞机的立脚之板即被抽去，因洪的身体过于肥胖，脖颈支持不住他的全身重量，很快颈断头落，身躯坠地，鲜血直喷。执行官吏与监督人员惊呆了，立即请示司法部。司法总长与典狱长亲到刑场考查洪身首分离之原因，最后只好请来北京医学堂的三名学生，将洪的首级缝合到颈脖上，再贴上硼砂膏，第二天让其家属领回收殓了事。这就是洪述祖的最后下场，这年洪恰好是60岁。

（本文参考了李新、李宗一编写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以及民国史演义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