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张振武被杀说明民国无法治

“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当前清专制之时，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事发之后，搜得铁瓮累累，证据如山，审判之结果，犹仅予以监禁。萍乡之役，胡瑛、朱子龙、刘家运谋响应于武昌，事发被系，亦仅予以监禁十年。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也就是说民国法制尚不如清末法制。1912年8月15日夜，武昌起义重要将领张振武和随员方维在北京被袁世凯突然下令捕杀，就是一桩典型事例。

张振武（1870—1912），字春山，湖北竹山人。他于1911年6月在武汉加入共进会，后参与武昌起义的指挥，并于起义成功之后，出掌湖北军政府军务部。不久，孙武伤愈出任部长，张即退居副长。随后，黎元洪以群英会反对军务部为口实，先后将孙、张和蒋翊武解除军务部职务。当时，张振武虽然与孙武一起组织了拥黎的民社，但张实际上瞧不起这个被枪杆子逼出来的副总统。他对自己被无辜排挤出军务部非常不满，曾让人向黎元洪要求留任，甚至要求出任军务部长，因而引起了黎元洪的忌恨。

袁世凯对于首义地区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何况黎元洪是他在南方最重要的同盟者，利用黎打击革命党人，正是他的重要策略。但黎毕竟不是北洋系军人，而且还担任同盟会协理，如何防止黎倒向同盟会，也是袁所要考虑的问题。于是，他接受参谋次长陈宧献策，利用湖北内部的矛盾，玩弄阴谋诡计。陈宧跑到武昌，私下对黎元洪说：“三武不去（指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世载堂杂忆》，第194 页）。调虎离山，正合黎元洪的心意。

1912年5月间，“三武”先后奉召北上，由袁世凯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但张振武对此极为不满，责问段祺瑞说：“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还两次向袁世凯递屯垦条陈，要求主持屯垦事务。为了敷衍张，袁先委他为蒙古屯垦使，当他要求设立专门机构时，袁便不加理睬了。张一气之下，竟不辞而别，于6月中旬返鄂，然后凭借自己在湖北的实力，设立屯垦事务所，向黎元洪每月索款一千元，准备招募一镇精兵，赴蒙古镇抚。黎元洪对张振武的返鄂很是忧虑，因他与孙武、蒋翊武不同，手中一直掌握着一支精干的武装——将校团。张振武凭借这支武装和他在军队中的影响，一直不把黎放在眼里。

袁世凯对黎、张之间的矛盾非常注意，殷殷电请张振武再次进京，商议国事。黎元洪也赠与张路费4千元，并假意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在袁、黎的哄骗推拉下，张振武于8月上旬随刘成禺、郑万瞻等人又来到北京，同行的有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多人。张振武这次进京，实际是钻进了袁、黎预设的圈套，但他却毫无戒备。8月14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维大局”。15日夜，为调和南北感情，他又与湖北来京将校一起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校。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出席敷衍。10时左右，酒阑人散，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返回旅社，当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即指挥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将张振武捆绑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在此之前，方维也在金台旅馆被捕，被押往执法处的城外分局。16日凌晨1时，距被捕仅三小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于木桩上，身中六枪毙命。临刑前，他对行刑士兵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方维也同时在城外被害。

张振武被捕后，同行的时功玖知事态严重，赶紧与共和党民社派联络。16日凌晨3时，他和孙武等匆匆赶到军政执法处进行营救。然而，陆建章淡然告诉他们已经行刑，并出示了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陆军总长殷祺瑞副署。面对这令人震惊的突然事变，孙武默然无言，刘成禺愕然说：“我不知竟死得这样快！”请张进京的民社派郑方瞻、哈汉章感到他们坑了朋友，心中无限悲愤。他们一夜未眠，早晨8时又前往总统府质问，但不得要领。旋至哈汉章家会议，准备采取政治行动。

袁世凯对张振武案，故意不事张扬。军政执法处仅于8月16日在金台旅馆门首张贴了一张布告，公布袁世凯根据黎元洪密电所发的军令，算是向各界宣布了这一事变。黎元洪在密电中，以十分含混的措词，指控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食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扇将校团乘机思逞……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指所谓的三次革命）。”袁便根据这份不足征信的电报发布命令，残杀了这位参与创建民国的革命志士。但事后，他又命令以大将礼厚葬张、方，并赙赠三千元，企图安抚因张振武被杀而感情受到伤害的人。

当然，权术是压制不住人们的愤怒的。由于张振武是共和党内的民社派人，民社派首先发难。他们以参议院为中心，与袁世凯展开了合法斗争。他们指责黎元洪：“始无论民国首功，义当保全，即使罪不容恙，亦宜即时惩办，始足警一戒百。乃忽翻前案，死者含冤，闻者酸鼻。此不可解者一也。”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诉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翌日，参议院破例讨论质问案（按惯例，质问案直接送交政府，不在院内讨论），刘成禺首先登台，愤怒抨击政府：“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发言中，刘成禺说到激愤处，不禁痛哭流涕。

会场气氛悲愤异常。参议员彭允彝观点鲜明，要求维护法律尊严。彭说从张振武案可以看出，参议院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对人民的生杀予夺可以依据总统命令，而不必依据法律，因此此时可以谓之无政府——无参议院、无法律、无政治；破坏约法，推翻共和，实属令人痛恨。提出质问书，不仅为振武一人言也，为民国前途起见耳！参议员陈家鼎认为，民国初建政府藐视参议院之事，已不止一次，而以杀张振武之事为最甚，所以，张振武之事非常紧要，关系国本。应在法律上着想，提出弹劾案，弹劾总理陆征祥和陆军总长段祺瑞，以尽参议院职责。

8月23日上午的会议更加激烈。段祺瑞登台答辩，声言按黎副总统来电，选择可以宣布的内容，从质问案所提7个方面予以作答。实际上段以军法为借口，绕过了国法，说张振武是一军人，不能捕送审判厅，犯罪的事实均在其任军务部时所为，无一事不关系军务，所以军法从事。在武昌已经开过军法会议，证据齐集，至于判决手续，也已在武昌经过，不过由中央执行而已。段祺瑞的答复显然不能让参议员们满意，参议员刘彦反问：为张振武事武昌已开过军法会议，然何以黎副总统所来之电报并未言及，大总统答复之公文亦并未言及，可见政府违背约法。他要求请陆军总长再行答复。陆军总长段祺瑞便再行答复：张振武罪状，实有碍难宣布之处。张振武此次来京，所带之人极伙，而北京为都城，关系重要，秩序岂可再经扰乱。政府一再衡量利害轻重，为大局起见，而不得不在北京行刑。在议员们追问下，段祺瑞被迫承认“手续错误”。只得一再声明不依法杀张是以国家为前提，不得不如此，否则就有稍纵即逝之虞。段还表明态度，情愿自己认错，参议院如果能原谅政府就无须再三质问，不能原谅即行弹劾。

所谓“军法审判”其实也是事后针对议员质问、临时堵窟窿编造出来的。细读段祺瑞在参议院的答辩立即能发现这点。他先说张案已经在湖北开过军法会议，中央不过是执行而已。但议员立即指出，大总统并无执行副总统命令的责任。即使要执行也得先召开军法会议，判决是否该杀。段立即改口，说中央召集高等军官讨论过数次，既是高等军官研究罪状，当然就是军法会议。而“所谓证据，不过即系他所犯之罪状，除此电报外尚有公文”。段祺瑞前后支吾，其临时捏造掩饰之态，昭然若揭。如在西方，早就犯了伪证罪了。就算段祺瑞所说是实，那也不能叫作“审判”——天下哪有瞒着被审判人“开庭”的怪事？张振武在湖北时备受优渥款待，行动自由，还奉调上京任总统顾问，被捕前置酒高会，款待政界军界要人，被捕后根本就没被审讯过，几小时后就被处决了。临刑前由执法处总长出示军令，张还以为电报是捏造的。这一点议员们在质问书中也指出了：“即云此案关系军事者诸多，然军法会议亦必各官齐集，及一干人证到案，经审问、辩诉、判决之程序，始得执行刑罚。何夤夜邀袭，旋捕旋杀？”

在参议院的会上，共和党、同盟会议员以从未有过的一致态度，共同谴责袁世凯和黎元洪。参议院虽然提出了弹劾的问题，但却无法通过。当时共和党方面，民社派与张振武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密切，因而态度激昂，主张弹劾；而共和党的非民社派分子，只是因为不敢开罪于民社派而随声附和，他们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的政治态度并无改变。在同盟会方面，虽然个别议员言词比较激烈，但他们同张振武的个人感情比较疏远，多数人只是着眼于改组政府，希望乘内阁无能，行将倒台之机，推宋教仁出面组织政党内阁，然而他们并不敢冒推翻袁世凯的风险。因此，参议员们都用循规蹈矩来掩饰他们的怯懦，首先在提出弹劾案的问题上就表现迟疑不决。张伯烈说：“本院以人数不足，终不能擅提弹劾案，以蹈于非法之举动。”的确，参议院陷入了这样的矛盾中：为了维持约法，必须对违法的政府提出弹劾；而提出弹劾，根据约法规定，必须有总员四分之三以上的议员（即95席）出席，但参议院自开院以来，从来就没有那么多议员出席，因此限于规定，又不能提出弹劾案。结果是，守法的参议院，却不能根据约法制止政府违法。

但是，袁世凯历来不把这个怯懦的参议院放在眼里，他抓住参议员们害怕动乱的心理，在致参议院的咨文中闪烁其词地说：“查此案情节重大，因张振武、方维本系军人，故以军法从事。惟所牵涉之人及所牵涉之事，不特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现之处。”实际上，他是用所谓“暴民政治”的阴影吓唬胆小的参议员，并暗含扩大事态，株连革命党人的用意。参议院受到藐视，气愤之余，不得不决定于21日下午开秘密谈话会讨论提出弹劾问题。参议院的所谓弹劾，共和党主张弹劾国务院全体，而同盟会只主张弹劾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双方在细节问题上扯皮，对真正的罪魁祸首袁世凯反而轻轻放过了。参议院所要提出弹劾的国务总理陆徵祥，只是一个无用的傀儡，他在张案发生之前，就因政务困难，托病住院治疗，与张案毫无关系，风潮掀起后，无须弹劾案成立，他就主动提出辞职了。

然而，就是这样可怜的、不触及根本的政治行动，袁世凯也蓄意要让它流产。袁世凯首先运动共和党中的前清立宪派分子，让他们“出为调停，冀得平和了结”。这些人劝告民社派说：“如弹劾无效，（参议院）必出于解散之途，而大局为之动摇。”经过幕后的密议，本来就支持袁世凯维持秩序的民社派开始退缩。就在参议院开秘密谈话会的当天，即21日下午5时，袁世凯又礼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郑万瞻到总统府面谈。袁首先虚伪地向他们表示了对张振武的钦佩，表彰了张在武昌起义中的功绩，然后逼问民社派说：“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厉害，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种种不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如不治之，乱将如何？”袁以治乱相问，竟使鄂议员难以对答。于是，袁向他们表示歉意说：“此间知法律者甚少，杀之之手续亦不完全耳。”他这一席话，使民社派终于软化。此后，民社派竟在参议院中大呼起“维持大局”来了。

以同盟会本部为代表的同盟会稳健派，则唯恐国家重陷动乱，因而不愿和袁世凯决裂。他们把张、方案的责任主要归咎于黎元洪，于8月22日宣布革去黎元洪协理，并予除名。但以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激烈派却主张“以武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稳健派对于党内的所谓“轻躁之士”的这些言论，十分忧虑，他们责问说：“今日之时局诚堪再生莫大之扰乱耶？再生莫大之扰乱，中国能不亡耶？是故贼天下者，必武力解决之一言也。”他们并一再强调：“国民对于此案，当完全诉之法律，求解决于法律问题之内。”孙中山虽然没有参与这场辩论，但他的行动表明，他也不支持激烈派的主张，依然在谋求与袁世凯合作建设民主国家。因此，激烈派的主张，暂时还得不到党内的普遍支持。

8月28日，拖延了一个多星期的弹劾案，终于提交参议院开议。这件《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由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四人提出，同盟会参议员陈家鼎等八人连署。该案仅指责陆徵祥、段祺瑞“辅佐乖谬”，使总统违法，要求袁世凯免他们的职，丝毫未涉及张振武案的阴谋。与此同时，刘星楠还提出了《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违法案》，指责黎“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大憝”，要求政府查办。然而，这两个不中要害的提案，在提交参议院时，却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徒然激起共和党、同盟会议员间的无谓冲突而已。张振武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张案风潮，在同盟会内部，加深了稳健派和激烈派的分歧；在参议院内部，则加剧了共和党和同盟会的对立，使号称民国立法机关的参议院，更加信誉扫地。袁世凯、黎元洪坐享渔人之利，实际的政治收获，大大超出了他们原先的估计。张、方被害后，黎元洪趁机将将校团强行遣散；还先后封杀了詹大悲的《大江报》、文学社的《民心报》，以及由张振武创办的《震旦日报》，捕杀、通缉编辑多人。

参阅：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52&id=13109830

以及李新、李宗一编写的《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