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消灭家庭的“杯水主义”

公元前394年，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前446-前385）的喜剧《公民妇女大会》在雅典演出，该剧设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该社会中的土地等财产公有，取消家庭，实行公夫公妻，连孩子也归公有。公元前377年，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设计了一幅诱人的空想共产主义蓝图。他反对财产私有制，主张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主张共妻制及儿童公育，让全体公民住进公共宿舍，吃公共食堂，并按需分配。这样的制度，必然增加了各种集体聚会，从而在各种传染病毒前，全面崩溃。

马恩在《费尔巴哈.A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一节中有一个注：“消灭单个经济是和消灭家庭分不开的。”马在《共产党宣言》说：“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马公开承认“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王宝森、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哪个没有情妇？他们无需四处去“寻花问柳”，“花魁”却送上门来而惟恐官们不笑纳哩。流氓无产者这方面的本领比起资产者远胜一筹。

1904年，列宁写道：“淫荡，能使精神的能量获得释放，不是为了伪装的家庭价值，而是为了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要扔出这个血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三次党代会议上，列夫.托洛茨基提出：“布尔什维克一旦夺权胜利后，就要制定新的两性关系原则；共产主义理论要求摧毁家庭，过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时期，并提出教育孩子的责任要全部交给国家。”1911年，托洛茨基给列宁写信称：“毫无疑问，性压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压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资产阶级结构的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宁回复说：“不仅仅是家庭。所有关于两性关系的禁忌都必须废除……我们可以向女权学习，甚至有关同性恋的禁令都必须废除。”在2005年6月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3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了列宁死于梅毒。

1917年俄国共产革命实行公有化，不仅对财产也包括对性资源实行公有化。1917年12月19日公布的《列宁条令》中，包括“废除婚姻”、“取消惩罚同性恋”等内容。当时苏联有一个非常狂热的口号：“打倒廉耻！”革命者获得“全面解放”，以“性革命”方式“公有化”资产阶级及非革命妇女的行为十分普遍。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等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历史学家缅古诺夫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1920年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小册子《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俄国小说中亦曾有女革命者充当妓女筹措革命经费的描写，卖淫被理解为对革命的献身。

1990年第10期俄国《祖国》杂志揭露了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动。1918年在萨拉托夫政府发布法令要求：“从1918年3月1日起，废止对17-32岁的妇女的私人占有权。”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登峰造极。当地共党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并在大街上张贴：“16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机关说明”。该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它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10个16-20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加盖公章）；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按照该城党组织的决定，红军士兵“公有化”了60多个姑娘，她们全都年轻漂亮，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出身和在校女生。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中，4名姑娘当场被强奸，有25名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共产党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有一些女孩后来被释放，如红色刑警队头头强奸了一个女孩，然后放了她。一些女孩在红军退却时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奸杀，尸体扔进河里。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生连续12个昼夜被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最终被枪杀。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为庆祝“废除婚姻”法令纪念日，女同性恋团体举行庆祝活动。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此事。他说，女同性恋游行庆祝的消息令列宁非常高兴。列宁还鼓励更多人裸体走出来：“继续努力吧，同志们！”

1923年，苏联小说《三代人的爱》使“杯水主义”一词不胫而走。小说作者是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即部长）阿历克山德拉.柯伦泰（A.коллонтай）。柯伦泰是一个从传统家庭中杀到布尔什维克阵营里寻找“妇女解放”的斗士。小说宣扬“上一次床就等于喝一杯水”，所以叫“杯水主义”。“杯水主义”在工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得到传播，使当时的青年人如痴如狂。恋爱被他们宣布为“资产阶级的偏见”，而性关系则被他们还原于单纯的生物学。“杯水”主义的后果是：在当时的少年学生中，长期性伙伴者：在男学生中占15.7%，在女学生中，占44.8%；而短期性伙伴及乱交者，在男子中要占84.3%，在女子中，要占55.2%。没有性经验的大学生只占总人数的12%。不仅如此，社会上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离婚运动。数据显示，1924年到1927年间的离婚率从5%激增到20%，其中，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的占到33%。莫斯科还出现了裸体游行、数名男女同居的家庭，社会强奸案件时有发生。苏联性解放期间还出现“瑞典家庭”现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12名志愿者组成“家庭”。虽叫“瑞典家庭”，但和瑞典人没有任何关系，纯粹的俄式。这一现象大开乱交和性乱之门，造成伦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恋、性病、强奸等事件激增。

新政权对帝俄时代的卖淫制度采取了纵容的态度。战乱、饥荒和失业迫使大批女性加入淫业大军，许多布尔什维克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人参与嫖娼，性病迅速泛滥，仅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干部学院）的性病感染率就高达1/5。当时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沙乐金在1920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所。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300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俄国内战期间，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机构）安排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86.7%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于16岁。

不过，布尔什维克很快在上世纪20年代末收紧了性政策，列宁在与妇女活动家蔡特金的谈话中痛斥“杯水主义”。原因是性解放带来大批副产品──新生儿，他们无人看管抚养，家庭解体最终会导致社会瓦解。但性老虎是难以控制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比弗在《柏林：1945年沦陷》一书中，根据俄、德、美、法、瑞典战争档案及受害人忆述披露：近3年多的时间内，苏联红军强奸了200万名德国妇女（其中有些是被轮奸），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首相科尔的夫人及其母亲。仅在柏林就有13万妇女受害，1万人自杀。苏联红军还大规模地强奸我国东北地区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