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古巴全岛人口统计数字是980万人。据2004年人口统计数字，自卡斯特罗1959年上台至2004年，古巴逃亡美国的难民人数为91万2686人（这是逃难成功者人数，还有1/4人数死于海上），其中，1980年以前逃亡人数为43万1429人；1980年至2004年逃亡人数为48万1257人。尽管自1960年代以来，揭露古巴医疗体系的文章比比皆是，可古巴的全民免费医疗、公共健康指数(比美国还要低的婴儿死亡率，不逊于世界最富国家的预期寿命和人均医生拥有数)和完善的预防医疗体系，不断被当作骄人的成绩，以展示公有制计划经济如何真正有效。以下六个事实揭示了古巴医疗保健系统的真相： 

1医院体系外表光鲜、状况奇差。全球最易上当的电影制片人迈克尔•摩尔于2007年前往古巴。卡斯特罗兄弟，20世纪最出色的宣传家，对待摩尔就像愚弄傻瓜一样。正如路透社一篇题为“SiCKO患者在古巴接受贵宾治疗”的报道中所写的那样：“9.11救援者在古巴招牌医院19楼花了10天时间观看加勒比海美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古巴医院破败不堪、灯光昏暗、缺乏设备和药品。”在这里，医院“维护很差、缺医少药。”医疗场所卫生状况恶劣。路透社作者访问了哈瓦那普通人的医院设施，“地板很脏，手术室和病房未经消毒，门没有锁，框架脱落。有些浴室没有厕所或水槽，供水不稳定。蝙蝠粪便、蟑螂、蚊子和老鼠遍地可见。”社区诊所物质条件更加匮乏，基本没有足够医疗检测设施，几乎没有急救设备，麻醉剂和消毒液储备近于无，针头和注射器奇缺，以至于要清洗后反复使用，长期停电是家常便饭，几乎没有医生在这些诊所出诊。即使要到这般条件恶劣的诊所就医，普通古巴人也要经历漫长排队才行。古巴人路易斯•加西亚写道：“如果是胃疼这样的小病小痛，乡里一般都求助于附近的巫医。并不是古巴人不相信现代医学，实在是为这种病去菲德尔主席所说的免费诊所排数小时队太误事。”

2忍受极度不平等的医疗。在古巴医疗分为两等：一等供给外国人和古巴精英（政府官员、名人等）；二等供给普通民众。接待国外患者的医院，不对普通国民开放。古巴精英可免费享受国外患者必须用美金购买的服务——装有空调和有线电视的病房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卖点是，无论阶级出身或支付能力如何，每个人都得到平等的对待。但实际上，它带来了更不平等的结果，还将苦难扩散给更多的人。古巴的“免费医疗”，满足了世界其他国家人们对于看病就医的天真幻想，但这样“特供”性质的医疗清楚证明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3医生工资低，还遭严重剥削。古巴医疗人员收入低的可怜。古巴医生月收入在30美元到50美元之间（每年360到600美元）。即使收入较多者（拥有两种专业的医生）每月也只可赚到67美元。生活成本如何？住在古巴不是便宜得多吗？实际上它可能非常昂贵。一位年轻医生必须工作超过一周，才能买到一加仑牛奶（折合3.8升，软包装大约19袋，平均费用：7.10美元）。如果他没有这种“奢侈”口味，他可以放弃奶制品，获得更便宜的食品：一磅土豆（折合454克）“仅需”一天工资（90美分）。古巴医生提高自己收入水平的一个方法，就是到海外创汇。每3个古巴医生中，会有1个在一定时期内到海外工作。古巴通过向许多国家派遣医生的医疗计划，一方面作为提升国家形象宣传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可观的创收机制。然而，公派出国参加医疗援助的古巴医生要忍受残酷的剥削，每月劳动收入80%以上要缴给政府。这项计划可为资金短缺的古巴政府每年带来约25亿美元。由于超过50,000名古巴卫生专业人员在古巴以外的68个国家工作，医生出口计划造成古巴医疗人员实际是短缺的。

4虽然“免费”，但药物昂贵紧缺。在古巴，住院患者药物免费，但所有门诊药物都必须自费支付。所有药物（甚至阿司匹林）都需要处方。也没有合法私人药店（黑市除外），所以你必须在国营药房买到你的“泰诺”。这意思是说，如果你能找到一盒的话。美国药剂师DonnaKosteva讲述了她到古巴的经历：“1,100万人口中，哈瓦那有200多万人口，我发现近2,100家药店中，只有2家可能位于该岛。第一家位于哈瓦那一个居民区。规模庞大却破败的令人难以置信，就像它周围的区域一样。药房内的狭窄货架是光秃秃的，给人的印象是这家店正要破产。货架空间严格局限于药品；没有化妆品、贺卡、保健品或糖果过道。相比之下，我和我的药剂师同事访问的第二家药店，在距离哈瓦那3小时车程的Ciengage de Zapata生态保留地附近，并不比后院仓库大多少。一名女药剂师穿着白大褂，坐在两截门处方窗口前，为站在人行道上的病人提供咨询。她的女助手坐在一张牌桌上，里面有一个装着处方药的纸板箱。”

毫不奇怪，短缺使医护人员能够在黑市上补充收入，“一些医生、护士和清洁工将药物私运出医院来赚外快。”

5用自由换取预防性护理。古巴医疗保健系统的一个领域似乎结出硕果：预防性护理。正如BBC去年指出的那样，古巴预防性医疗保健模式的基础是家庭医生监督其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但这里设有一个圈套。在古巴，当你听到“医生现在会来看你”时，这通常意味着在你自己的家中。你对此没有选择。想象一下，你的医生敲门，不仅给你，而且给你全家每年做健康检查。除了量血压、检查心脏并询问有关你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各种问题外，该医生还会仔细记录你家里的状况，评估可能影响你和家人健康的任何事情。医生不仅可以检查你是否在食品间里藏有夹馅面包，而且还会向当地治安官员报告其他调查结果。

6国民健康数据掺水。医生薪水过低、制度不公，医院也好不到哪里。但至少他们可以因为婴儿死亡率低和预期寿命高而获得赞誉，对吧？不少人相信，古巴明显的贫困现象至少部分地被惊人的新生儿低死亡统计所抵消。实际上，这个统计数据有很多水份。正如Jay Nordlinger在2007年所写 ：“你可能对这种体面背后的故事生疑，你是对的。该政权非常热衷于降低婴儿死亡率，因为他们知道世界将这一统计数据视为一国总体健康状况的指标。古巴医生得到指示，要特别注意产前和婴儿护理。一名妇女的妊娠受到严密监控。（古巴政权设法提供了必要设备。）如果有任何异常迹象或任何令人担忧的理由，妊娠就会被‘中断’。这是堕胎的委婉说法。古巴的堕胎率很高，不当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在《卫生政策和规划》期刊的一篇短文中，吉尔伯特•贝尔丁、文森特•格罗索和本杰明•鲍威尔研究了古巴操纵数据以确保更漂亮卫生统计数据的一些作法。例如，在婴儿死亡率问题上，已知医生将死婴重新定义为死胎：“有证据表明医生可能将早期新生儿死亡（注：指活产婴儿在出生后头七天内死亡）重新分类为晚期胎儿死亡（注：指包括妊娠20周或500克后胎儿的任何死亡），从而缩小了婴儿死亡率（注：指活产婴儿出生后一年内死亡）统计数据，并提高了预期寿命。古巴医生将新生儿死亡重新归类为晚期胎儿死亡，以便医生迎合政府的婴儿死亡率目标。”

 

对可能在出生后不久死亡的子宫内胎儿堕胎，也是一种策略：“当超声波显示胎儿发育异常时，医生经常在未经母亲明确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堕胎，这引发严重的医学伦理问题，背后原因是：‘不这么做可能会提高婴儿死亡率’。（…）每100次分娩中就有72.8例堕胎，古巴是世界上堕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不计一切手段“保持世界领先的婴儿低死亡率”，是古巴公共卫生部门必须完成的任务。对预期寿命数据的掺水，据说也如法炮制，“本年死者被统计为正在治疗的濒死者，明年再死”。古巴医疗保健系统显然是为了实现政府官员武断设定的某些目标。这当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也会导致极度不靠谱的健康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