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东西方文化的区别

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是野蛮与文明的冲突。根本不是两个文明的冲突。

1.中国文化多鬼性而缺神性。

西方神性文化是禁止人吃人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人吃人的鬼蜮文化。人有动物性，还有超越动物性的神性。基督教把人看成是两半。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或者说半是天使，半是魔鬼。基督教的“天使”就是人带有神性或精神性，以追求真理和博爱为目的，爱敌人，爱邻近你的人；“魔鬼”就是人的肉体带有自然性，以生存为目的，伴随着竞争、掠夺与野蛮的杀戮。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封神演义里面充斥着妖魔鬼怪吃人的故事，不过是中国社会人吃人现象的反映，本草纲目还鼓吹吃人肉治病呢！这就说明：中国文化停留在原始时代的巫术鬼魂阶段。

西方人把上帝称为天、天父、天堂，即“高高在上”从而成为人的最高追求和信仰。中国的天也是高高在上的，但中国的天没有那么高，也许只有三尺高；中国的成语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中国的神无所不在，但这神依然是鬼。同样是天，它们的含义不一样。

中国人讲的天是神圣化的自然，其实就是自然神，但它不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格神。天有时指地方；有时指天理；有时指规律或社会规则。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一套制度：“天不变，道亦不变”。人道跟天道同构，人就是按照天道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和道德秩序的。《易经》开篇一句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这是说：天象的变异，预示着祸福将降临人间，只有圣人即圣王才能把握。圣王不但能够参透天道，还能“法天而行”、“替天行道”。儒家将原始人对天的恐惧式的崇拜，引导为对君主的盲目崇拜。中国人把皇帝当成上帝，连神都是皇帝封的；中国人把皇帝说的话（人理）当成天理，整个民族也就失去了走近天理的方向感。比如，“杀人偿命”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天理，但是，摩西十诫第六诫说，“不要杀人”。所以“不要杀人”才是天理，而“杀人偿命”在西方是人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死刑，就是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天理从而确立了“人权至上”的价值观。中国人到现在也不明白天理和人理的区别。

中国文化没有西方意义上那种纯粹的自然。请注意，在讲中国的自然的时候，跟西方的nature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讲的天，虽然意味着自然，但它有神灵鬼怪的含义，这跟西方自然科学的nature是不一样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自然”是经过“驱魅”的。基督教把人抬得很高，上帝“创世”的后果是把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打趴在地，只剩下一个神——上帝。所以近代科学把物质看作是僵死的，物没有神灵，没有精气神了。这就为现代科学奠定了世界观。因为世界是上帝造的，是物质的、机械的。所以现代科学才敢于拿一整套规律一揽子解决全部问题。杨振宁认为，“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天人合一实际上天人不分，以人的主观代替了天的客观，丧失了对客观真理的正确认识；因此，也就无法正确地对待客观世界。

中国人沾沾自喜地说，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精神是西方没有的。其实，“天人合一”可以理解为“天我合一”。“我”在甲骨文通“杀”，就是扼杀自然，根本就没有任何敬畏自然与他人的意思。当王把自己当人，把所有的其他人都当“刍狗”的时候；“天人合一”就成了“天王合一”，合一后，王即由“人”升级为“天之子”。事实是，华人们都是“天子”；然而，中国却只有一个“真命天子”。所以，其他的人都被视为行尸走肉了。这是对天的大不敬。中国人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成为至高无上的“真命天子”，为此处心积虑、无所不为；所以，中国人愚昧无知且虚伪而缺德，不怕遭天谴，总是人祸不断。在这个无法无天的国度，活着就是受罪，就得惨遭五毒俱全的中国病毒的折磨。

西方的“天”是能言的。《旧约》第一篇《创世纪》开宗明义：“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先有词（语言），后有物，就这么简单！词就是上帝。中国却是“天道无言”。老子的“道”是不可以说的，必须自己去体会，不用言说，说多了也没用，圣人最多是示范，行“不言之教”。这好比游泳或者骑自行车，“平衡技巧”只能自己去体会。可见，这个“道”不过是技巧、窍门而已。庄子的庖丁解牛的故事，暗示：熟能生巧，心无全牛，只有骨肉皮而已，故事重心依然是技巧，庄子不可能发展出动物解剖学和原子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道不是西方的永恒的逻各斯。虽然，老子的道是永恒的“恒道”，由于避讳，“恒道”成了“常道”，最后堕落为生活技巧和长生术而已。

中国文化有“反语言”倾向，只重视内心体验和外部行动，语言当作一种临时的跳板，不可信，更不可执着。孔子主张要“听其言，观其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对语言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得意忘言”。禅宗则“不立文字”、“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儒、道、佛都把语言当成一种多余或误导性的东西，顶多是一种权宜之计，用完之后就彻底抛弃。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不重契约，只重默契，写在纸上的东西（文言）不兑现。反语言即反智，因为智慧须通过语言来传递的。反智必然反科技，因为科技是智慧的一种。所以，儒、道、佛都反科技。“反语言”不仅反智反科技，而且提倡“不争”，反对言论自由，中国人成了鲁迅所说的“沉默的国民”，中国社会因此难以摆脱一塌糊涂的“酱缸”文化。

不重视语言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中没有真正的个体自由。所以，从更深层次上说，中国哲学总体上有一种压抑个人自由的倾向。老庄、禅佛讲的“自由”是去掉个人执着之后的无所拘束、逍遥自在，无追求、无责任，等同于“自然”和“无为”，是一种“无意志的自由”。儒家讲的“大丈夫精神”则是“无自由的意志”：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似乎达到了自由境界；但这个“矩”并不是他自由地建立起来的，而是从三皇五帝文武周公传下来的（虽然有所损益），他不过是习惯成自然了而已。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春夏秋冬，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它就是这样，按照自身的规律生生不息。天都不说了，人还说什么？可见，“天道无言”根除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民主制度的。

所以，中国人的历史就是一部野蛮史，走一步退两步的历史。所谓的几千年文明，只不过是一种奴隶文化而已。生命被剥夺了自由的能力，被剥夺了爱的能力，被剥夺了思想的能力，被剥夺了创造的能力，被剥夺了反抗的能力，被剥夺了审美的能力，被剥夺了科学思维的能力。他们不知生命的高贵，不知生命的尊严，不知生命的神圣。他们听不到灵魂深处的生命呼唤，听不到来自宇宙的生命律令!几千年来，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生命被杀戮了！

可悲的是，悲剧依旧在这片土地延续！某中学班主任老师对学生说：我最恨日本人。当日本女孩在南京大运会比赛中从木马上摔下的时候，中国看客幸灾乐祸，都鼓掌叫好，然而，她却眼含热泪向中国观众鞠躬，国人惊呆了；日本首相看见中国队出场，热烈鼓掌；主X看见日本队出场，冷若冰霜。今年中国爆发病毒肺炎，日本积极援助中国，结果中国病毒打败了日本人，连日本首相都得隔离。

2012年反日的那次事件中被砸穿头盖骨的西安人李建利，一直住在医院里。因为开了一辆国产丰田车，他被同胞砸车、暴打，险些丢命。其妻王菊玲恨过打人凶手蔡洋，最后她说：“归根结底，这事还是要怪日本人。”中国人胸怀仇恨，喜欢武斗，和日本人有什么必然联系？自古以来，互相侵略的民族多了去了，进入现代文明后，有几个在互相仇恨？当年被德国侵略过的国家，有几个还在恨德国人？大家都在携手并进！即便犹太人也只追查纳粹分子，并没仇恨德国人。整天怀揣仇恨的民族，是不会有半点前途的。全世界只有中国，民族之间互相瞧不起，城市之间互相鄙视，穷富仇恨，官民忌恨，婆媳矛盾永远是电视主流。这都根源于爱有等差的仁爱。差别的爱必然导致差别的恨，唯有博爱才能消除仇恨，唯有耶稣基督的伟大博爱才能消除仇恨。

2.中国文化就一直停留在原始时代的物质阶段，缺乏精神性。

从诸子百家开始，中国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多是现实的，现世的，很少形而上的。这种传统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宗教产生。古人常说的君子“从道不从君”或“安贫乐道”等等，从来没有说清楚。总的来说，“道”是一种“内在于心”的东西，是主观的、可以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的东西；没有超越性，不是外在于心或超越于尘世的东西。如《道德经》所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用余英时的话说，中国读书人所追求的“道”和西方教会所代表的上帝“确有其相通之处”，不过，西方上帝的尊严可以通过教会制度和礼仪表现而树立起来，“中国的‘道’则是悬在空中的”。中国的读书人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为了齐家，齐家是为了治国，治国是为了平天下。每一步都不容易，又没有客观标准，以致于有些人一辈子停留在“修身”阶段。因为怎样算是“修身”完毕，如何才能得“道”于心，都是很主观的。

中国人见面打招呼的问候语是“吃了吗”？不是因为吃饭很重要，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而是因为，吃饭是我们最看重的，却又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说，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只有物质的形式。中国人可能是最沉溺于物欲享受的动物人了，从食物，到金钱，女色，到各种生活享受。最近几年查出的贪官，就说明了这一点。像和珅、魏鹏远这样的人，只有中国会有。像河南开封的李森林，海南的李庆普，江西的吴志明这样变态的贪官，让人想起国人对“三寸金莲”的痴迷。华人的很多行为，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无法理解的。物欲很容易满足，又不易满足。容易满足，比如，“有奶便是娘”。不易满足，是说人的贪欲是没有边界的，也是没有底线的，像个无底的洞。沉湎于物欲的中华文化，也就难以有精神的升华，也就不可能有宗教信仰。

中国文化核心是物质至上，都是围绕物质功利转。除基督教外所有的宗教在中国都被搞成了拜物教。进道观拜神、进寺院拜佛，都是为了保佑升官发财。古儒们拜孔，是为了求仕；今儒们学马猎，也是为了当官。为什么被全球抛弃的垃圾能进口到中国并大行其道？拜物教是其肥沃土壤。中国的名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大名鼎鼎的《易经》，清华大学初建时，居然把它作为校训。它把徳和外在的物质挂钩，即把功利作为是否厚德的标准，这就是号召大家去追求财富，并以此衡量徳的大小，即财富越多，德越大。因此，中国到处宣传恭喜发财（新年贺词的首句），多么荒谬！

中国文化的初心，是人的自大、无需信仰上帝，是人人皆可为尧舜，是君子“自强不息”获得成功，而成功的标志是功成名就、衣锦还乡。西方基督文化的初心，是人的原罪，人的渺小，人需要通过信仰上帝得到救赎。西方人很清楚，他们和中国人最大冲突是价值观的冲突，因为他们有精神价值观，而中国人不懂精神价值观。所以，把中西文化冲看成是经济利益冲突的反应是错误的。

人除了动物性的吃喝性交外，还有更高的追求即精神生活的追求。基督教把神和自然分离开来，就把人从自然界提搞到了纯粹的精神境界。在基督信仰中，上帝是绝对精神。圣经反复强调，不准体贴肉体，只准追求真理。耶稣在旷野中饿了40天，魔鬼叫他把石头变成面包时，他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即真理）”。犹太基督教确立人的精神高于物质的基本原则。在《旧约》里，神发洪水、发雷电，惩罚那些不听话者。但在《新约》里，连耶稣基督也逃脱不了一死。但是他的功劳就在于把人从自然提升到了神，促使人在纯精神生活中追求个体意识的完成，这是中世纪最大的功劳。人在纯粹的精神生活中与上帝合一，达到个体意识的完成。个体意识涉及许多方面，比如说财产关系、人际关系、人身不得侵犯、生命安全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物质层面或肉体层次。基督教使人确立了个体意识的精神性，就是物质的事情都不谈，人最该追求的是一种纯精神，超越一切物质和感性需要之上的纯精神，这就是基督教所造就的西方文化的重要内核。

3.中国文化是情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理的文化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未来》一书中说，中国文化是情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理的文化。所以，西方文化刚到中国来时，因为双方的不吻合，就产生了冲突。

西方法律的创制或发现过程与政权有一定的距离，与神关系密切。在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立法完全受宗教观念的指导，法律与宗教教义、教规自然地融为一体。西方自古就有独立的祭司阶层执掌司法，从而可以批判现实、改进现实。然而，中国由于没有经过天人相分、神人对立的历史阶段，所以缺乏对世俗生活的批判眼光。谁有权力，谁就可以改写历史，解释历史，就可以把他的称帝说成是替天行道，说成是天意，反正他有权。天意本身就没有任何的神圣性了。如果是神人相分，人们就可以说：你不是上帝，你不能代表天意。

在中国亲情文化中，情最重要，理次之，法再次之。中国成语“合情合理”，情先于理，情高于理。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血缘亲情，其次才考虑法律的公正。为了亲情，可以包庇犯罪搞父子相隐；孔子的弟子宰予认为，为父母守丧三年太久，一年就够了，夫子说宰予“不仁”，没有人情。孔子不仅一再强调人之常“情”，人情之孝道，更提出以孝治国，以“情”感化，主张德治。这一主张，到了孟子，就发展成为一套王道的政治思想即双重标准的“仁政”，对亲人来一套讲情面的标准，对陌生人来一套严格的标准。

中华文化是“情”的文化，其特点之一就是模糊性。“情”是难以测度衡量的，难以量化的，就像中医和中餐一样；需要学习者本人慢慢地去“悟”，去领会，去把握其精髓。“情”作为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是模糊的，还是主观的，是因人而异的。这样文化就只能人治，无法法治的。中国人谴责“得理不饶人”，意思是说“道理”或公理得向“人情”让步。可见：中国的“道理”或法律就似弹簧，因人而异的。这就是没有法治、只有人治的根本原因了。情为先，就是人治的基础；法为先，就是法治的基础。西方为法理情，中国为情理法。同样是三个方面，顺序不同，就是法治和人治的分野。中国谚语说，“法不责众”，因为众怒难犯，所以，法律被多数人都违反，那么这个法制就无效了。这就是民国时期中国宪政制度虚置的原因，没有文化的源头理性活水，民主制度只会是一个空壳。

“情”使我们受益，也使我们受累。因其煽情的渲染性，有时也就带来负面的社会效应，易于产生群体性的社会行为。中国历史上许多次的平民起义，都是以“情”动人，起到号召作用的。从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到黄巾军的“苍天已死，黃天當立”，到洪秀全的“拜上帝教”。20世纪初中国北方“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更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情”的模糊性，特别是它的起伏性特点，导致中国历史演进的大起大落。这种因“情”而出现的群体性的社会行为，常常带有盲目性、排他性和周期性的特点，是中国社会周期性动荡，以及改朝换代的重要根源之一。

人性是人区别于任何其他动物、植物或生物的独有特性，就是理性。理性是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人人生而平等”，很多以为是人和人之间的物质性平等；其实是指人在神性（尊严）或者理性面前的人人平等。对于无神论者而言，没有神，其理性就达不到神性的高度，也就没有人性的平等可言，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被专制奴役的命运。

泰勒斯是公认的科学和哲学之父，他的传奇故事太多，包括发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要数学定理：即“半圆直径为斜边的内嵌三角型必定为直角三角形”。更神奇的是，有后人记载说他用几何证明了该定理。他还发明了相似三角形定理并用此成功测量出埃及金字塔的高度。还有说他预测了公元前585年的日蚀。毕达哥拉斯大约在公元前550年来到米利都，拜访了大名鼎鼎的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并成为了泰勒斯的学生。毕达哥拉斯从泰勒斯那里学到了几何证明、天文学和哲学，而他自己最著名的成就是发明了直角三角形定理即A2+B2=C2，还是黄金分割率和数论的鼻祖，他的严格几何证明影响了古希腊众多数学家，包括著名的阿基米德和《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而牛顿的微积分则基本是采用《几何原本》里的公理体系的逻辑推演出来的。毕达哥拉斯强调社会公正的重要性，说“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是最大的恶”。他强调人要自律，而自律只能在理性和知识的指导下才能培养起来。他信仰万物皆数，后来有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不难发现人类已经按照毕氏指引的方向迈进，比如物理方程、化学公式、工程数学模型等，也包括处于发展阶段的经济学社会学里的数学应用等，都在以数学表达世界运动的规律。

孔夫子和他基本是同一个时代，但是孔子只知道回归过去，其说教是一种被动的受体宣泄。这就是说，孔子的学说只是重复和发挥已知的东西，包括总结吹捧尧舜禹周公等先贤的传说，没有多少创新的思想。遗憾的是，孔夫子居然成了中国的圣人。难怪中国几千年一贯原始血缘制，没有什么重要的思想和科学贡献。

中国人看不到西方社会两千多年一贯的理性文化灵魂，想不到自己的崛起也需要自己心灵深处的文化建构。如果思维模式不改变，任你其他方面的改革如何天翻地覆，最终会九九归元，换汤不换药。而思维模式的变革又主要着重于两方面，一个是建立理性精神，一个是发扬自由精神。没有逻辑理性，国人难以摆脱愚昧残暴；没有平等自由，国人难以摆脱专制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