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民主没有阶级性

为了搞阶级专政，某教就把民主污蔑为“阶级民主”；这就像为了搞种族灭绝的基因武器，就污蔑美国在搞基因武器一样，结果是自我毁灭！稍具一点文明常识的人，都知道民主就是主权在民。只有真、假之分，不存在“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分。在当今的民主国家里，每个纳税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与政府间只是一种契约关系，而不存在谁统治谁的问题。通过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众只是暂时、有条件地把国家权力交给某一个或几个政党。而这些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政党获得执政的权力后，就必须兑现对选民的承诺，而且还得尊重和保护反对派（那怕是少数人）的意见，决不允许打压以和平方式表达不同政见的人。一旦执政者违背其竞选的承诺，最多等到下次选举便会被选民赶下台。

1．从民主的概念看，不可能有什么阶级的民主

排除了奴隶参与的民主≠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古雅典民主是公民民主，不是奴隶主的民主。广大的平民是公民大会的主力，他们享有实实在在的权利，他们不是奴隶主。古雅典的民主是指的是公民当家作主，不存在公民中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情况！欧里庇得斯在《卑微的女人》中写到：信使问雅典王忒修斯：“谁是这里至高无上的王？”忒修斯答道：“这个城堡不是服从某一个人意愿的，它是自由之城！这里的王者是人民，他们每年轮流管理国家。我们没有给富者以特权，贫苦人的声音拥有着平等的权威。”

中国教科书认为，由于奴隶、外邦人与妇女都没有政治权力，所以它只少数人的民主。这显然错了。即使在雅典伯里克利时期，奴隶人数达到其人口30%左右的时间也只有短短一二十年。当时雅典有人口约31万，其中奴隶有11万，外侨3万不到，公民有17万余人，公民中妇女和儿童不享有政治权利，这样享有民主权利的成年男子才4-6万人左右，仅占全部人口的1/6。在古典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奴隶所占比例大约不超过人口的10%—15%。而希腊其它多数城邦奴隶所占比例恐怕还要低一些。教科书以此否定古希腊民主是苛求古人，在2500年前，能有1/6人口的数万公民得到民主权利，这已是一个“前不见古人”的奇迹！正是由于这样民主权利，才使希腊国家与专制国家严格区别开来。

至于奴隶没有政治权利，因为他们不是公民，不享有参与民主政治权利。今天的非中国公民也不享有参与中国选举的政治权利啊，为什么要苛责古人？雅典的奴隶制不是民主本身带来的，而是在民主制度建立前就存在。正是民主制的建立为人们认识奴隶制的不合理提供了条件。公元前594年，雅典的梭伦改革，颁布“解负令”，取消公私债务，恢复债奴的公民身份，并永远禁止把雅典公民沦为奴隶。

要求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力上一律平等的理想是难以做到的，就是在今天也做不到；但西方古代社会毕竟将它作为理想提了出来，且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相应的制度与法律，不管其民主制完善程度如何，这已是了不起的成就，它还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创造出灿烂的多元文化成果。

教科书说古代民主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本身是一家之言。把古代民主污蔑为奴隶主民主是别有用心的，是为自己搞阶级压迫提供“古已有之”的证据。

有人说，西方民主是虚伪的，证据是：《独立宣言》宣称“人人平等”，当时的美国却有着数量众多的黑奴，甚至执笔的杰斐逊本人就是一个奴隶主。其实，宣称人人平等是实现平等的第一步。在人人平等的观念被接受之前，难道能有事实上的平等吗？如果那样的话，又何必发表宣言？只有当原则被承认之后，才有机会去实践它。正是平等理念最终导致了林肯解放奴隶，并最后通过了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按阶级民主论的辩证逻辑，美国早期的民主也是奴隶不能参与的民主，能说美国民主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吗？显然不能。美国的奴隶制不是民主本身带来的，而是在民主制度建立前就存在的。正是民主制度的建立为最终消灭奴隶制创造了条件和动力！哪象中国直到清末才在西方的影响下才废除奴隶制！

2．民主是指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一套规则，人权的超阶级性决定了民主无阶级性

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虽然在不同国家或民族有不同的形态，但它们的基本特性则是相同的，那就是保护人权。近代民主是以人权基础上的，人权的超阶级性决定了民主无阶级性。所以，自由民主没有东西区分，更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性质的不同。

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人人不平等基础上的等级特权制度（“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人人不平等的制度必然存在着特权阶级对无权阶级的压迫，必然是充斥着罪恶。孙志刚、雷羊的惨死就是证明。

与专制制度相反，民主制度是以人人平等的理论为指导的，不可能因人而异，不可能存在什么阶级性！好似体育竞赛，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不存在种族、民族、阶级的特权或歧视，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参加；从来没有听说体育有阶级性。民主是模拟了古希腊奥林匹克体育精神——公开、公平、公正。竞选的辩论规则就体现了平等精神。美国大选、台湾大选的候选人电视辩论都体现了平等精神！司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也体现了原、被告间的平等精神！有人说：“候选人当上总统后也许会搞阶级歧视和特权保护的政策。”不用担心，自由舆论可谴责他，游行示威可抗议他，议会可弹劾他，韩国女总统锒铛入狱就是证明。

当代民主是全民共享的。林肯连小学都没有念完，他当总统前是个穷人。林肯说，“我之所以当总统是因为偶然的因素。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我的经历证明了你们每个人的孩子都有能力入主白宫，就像我父亲的儿子已经做到的那样”。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坐了27年牢的曼德拉做了南非总统，我们能说目前的南非是少数人的“剥削阶级”民主吗？在当代已没有什么“少数人的民主”、“多数人的民主”之分，更没有什么“阶级民主”，只有全民民主。

全民民主的判定标准是：1）所有的人是否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如果只有部分人（即使是多数）有言论自由，而另部分人无，那就不是全民民主。2）全体人民是否都有自由地立党结社的权利。如果是只许一部分人立党，不许其它人结社，那么就不是全民民主。简言之，无言禁和党禁就是民主社会。

3．文官中立化避免了民主政治的党派化阶级化

现代政治文明是政务官与事务官相分离，以便于政局动态有序的发展和行政效率的提高。这样的政、事分离的制度可制止“政党分赃”，有利于遏制腐败。

民主国家的公职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大类。政务官是民选的；譬如：担任议员、县长、市长、省长、总理、总统等职务的便是“从政”的政务官；选出后可任命其“内阁”官员，但不涉及事务官。民选的政务官必须对选民负责，主要考虑的是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事务官或称文官、公务员，一般是常务副部长或司局长以下的全部职位，通过考试录用，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遵循不触犯法纪不辞退的原则。“做官”通常是指做常任文官；在政府内部，担任处长、局长、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就是“做官”。担任常任文官的人通常不是政治家，而且还被要求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允许把党派之见带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民主国家实行文官中立、文官非党化原则。许多国家的宪法规定：公务员是全体国民的服务者，不是某一个政党的仆从。公务员只对国家对法律负责，不需要宣誓对党忠诚。不管哪一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都不得撤换未犯过失的文官。这样，国家机构就不会成为某一个党派的附庸，且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1883年美国制定的《潘德顿法》（PendletonAct）规定，政府官员和政府雇员必须政治中立。美国法律还规定：公司雇员不得代表政党或候选人使用公司的资金、资产（包括电话、复印机或电脑）、服务或设施。任何员工或个人为政治活动捐款，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补偿或报销。《哈奇法》甚至禁止政府人员在工作时、在政府的工作场所，或者身着官服时从事助选等政治活动；禁止怂恿或劝阻与政府机构有业务关系的任何人进行助选政治活动。《哈奇法》的目的：使竞选者无法向官员提出帮助的请求，让公众不受官员干扰，使官员无法利用职权之便帮助（或打压）特定候选人。

英国公务员制度有一条成功的秘方。1859年，投考印度政务官的笔试试题是：“试论达致权力快感的几种环境情势”，应考者全是牛津剑桥的高才生。然而，对“权力的快感”夸夸而谈的考生，不论词藻如何漂亮，言论怎样精致，一概不及格。原来考官有心试探人们对“权力”的看法：承认权力会带来快感和乐趣的，将来必易受权力腐蚀；反之，一提笔就驳斥权力快感从而否定此命题者，优先录取。

英式公务员的优胜，在于面对权力诱惑时理性的自制即古希腊人倡导的节制美德。英国的文官制度，许多人一知半解，说是借鉴了中国的科举。但中国的科举考试会出这样的题目吗？中国的宫廷政治，嗜权、滥权、恋权；英式的公务员体制，首重对权力的看破和限制。

4．如果一定要说民主有阶级性的话，那么，民主是照顾弱者的制度！

雅典伯里克利时期国家各机关的公职实行津贴制，以便普通公民参政；另有观剧津贴，资助贫民参加城邦的文化生活；对富人却课以重税！

19世纪以来，由于建立在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充分自由基础上的普选制的实行，国家政权已不为某个阶级所专有。议会、内阁由来自社会上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所组成，从而使阶级统治已变得不可能。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在议会、内阁里互相碰撞、蹉商，讨价还价，以求在可能的前提下取得共识。当然这个共识不是固定的，而是依选票的消长而变更，但总趋势是朝有利于劳工阶级的方向移动。民主国家的罢工制度就是对弱者的保护，中国却禁止罢工。美国高考的分数线照顾那些来自黑人、西班牙人、来自低收入家庭、落后地区、落后中学的考生。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山东的录取分数线比北京高140分。

当代民主国家的福利制度就是照顾穷人的制度。2002年小布什总统说：“中国的教科书说，‘美国人欺负弱者，压制穷人’。另外，去年出版的一本教科书教育学生说，联邦调查局是被用来‘压迫工人的’。这些都不是正确的。这些话可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但是会误导人们对美国的认识。实际上，美国人觉得对穷人和弱者有一种特别的责任。美国政府拿出数千亿美元，为他们提供医疗保健、食品和住房。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许多公民主动捐出自己的金钱、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国的同情心远远超越了自己的国界，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我们居于世界首位，援助世界各地的人们。至于联邦调查局和执法人员，他们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他们献身于打击犯罪，打击腐败。”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批评了美国人对黑人的私刑；1963年美国黑人马丁路德金的率领下游行示威反对种族歧视，1969年就出现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其祖父是奴隶。西方民主制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宽广，由代表资产阶变成代表全社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