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没有种族灭绝的“基因武器”

一，美国早就禁止了“生物武器”

一战时，德国在战场上使用过化学武器；列宁、斯大林都对本国人民使用过化学毒气弹。二战爆发后，英国、德国和日本都研发过生物武器，未在战场上使用。希特勒对犹太人使用过毒气，斯大林对波兰战俘也使用过毒气。二战期间，美国为研发、制造生物武器共投入6000万美元，雇佣了4000人，但从未进入生产阶段。做个对比，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则花费20亿美元。换言之，是两颗原子弹帮助美国结束了二次世界战争。

美国未在朝鲜战场上投放生化武器，却被西朝污蔑使用了生化武器。如果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投放生化武器，哪里需要牺牲数万美国人命？如果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投放生化武器，朝鲜韩国老百姓就应该每年抗议生化武器，就像日本人每年抗议原子弹一样；结果是朝鲜韩国没有关于生化武器的抗议活动，说明美国未在鲜使用生化武器。

美苏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试验过生物战，曾在太平洋个别小岛上进行过生物战剂投放试验。

1969年11月25，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停止生物武器项目，并销毁所有库存生物武器。声明即使美国遭受生物武器攻击，也不会使用生物武器报复。尼克松表示，做出如此重大的政策调整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为“未来世代的健康”着想，为了促进和平。1972年前后，美国的全部生物毒素、毒剂都被销毁。如今，《美国法典》第18编175条明令禁止研究、制造、储存、运输、获得、持有任何可用作“武器”的生物制剂和毒素，以及相关的投送工具，也禁止任何美国人协助任何外国政府和组织从事这类活动。违者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2001年，美国遭遇生物恐怖袭击。凶手寄出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导致17人被感染，5人死亡。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袭击者是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艾文斯(BruceEdwardsIvins)，他在德特里克堡为美国陆军做研发工作。难道是美军出了内鬼?2008年，艾文斯自杀，联邦调查局却没掌握多少过硬证据。此事依旧扑朔迷离。

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开始构建生物预警和事件类别确认系统(Biological Warning and Incident Characterization System)。该系统的工作主要分为采样、分析和反应3个部分。环保署负责采样，部署探测器收集空气中传播的分子。美国疾控中心和各州、各地方的公共卫生实验室负责对采样结果进行分析和测试。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由联邦调查局领导各执法部门做出反应，比如对嫌犯实施抓捕。而这一切工作又由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进行统合和领导。这是一个组织严密，参与度很广泛的防控体系。

具体而言，美国环保署在全美各地部署有探测器，监控空气质量;负责监控致病物质的探测器正好和空气质量探测器一同部署(2003年覆盖全美31个城市)，24小时不间断监控，并上传数据到各地的分析机构。这套系统可以探测炭疽、天花、兔热病等致病细菌，不过其完整的可探测细菌名录对外保密。2003年10月9日，德州休斯顿的探测机构连续3天发现兔热病的致病细菌。有关部门立刻开展防控措施。后来调查发现，这不是一起恐怖袭击，而是可能由自然原因导致。这说明，这套系统也可以用来监控传染病。

2018年9月，川普发布了《国家生物防御战略》(NationalBiodefenseStrategy)，作为这方面工作的指导文件。文件开头指出，美国依旧积极防控生物威胁，其中包括自然、意外或蓄意的生物威胁。所谓“自然威胁”，就是指的传染病。城市化让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现代化交通运输手段让履行更加便利，同时也让传染病的传播更加迅速。以往地方性的疾病，现在可能在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间传播，“传染病不会尊重边界”。“蓄意威胁”就是使用生物战剂发动进攻或者恐怖袭击。“意外威胁”包括存储危险物质的实验室发生泄漏等。报告指出，防控工作由美国总统亲自领导，国家安全顾问负责协调。相对于小布什时代由国土安全部负责防控工作的体制，当今的体制级别更高。在最高领袖下设立生物防御掌舵委员会（Biodefense Steering Committee），由卫生部长担任领导，国土安全部长等有关部门领导列席参加。这是新设立的部门，跟由国土安全部主抓的旧体制有很大不同。意味在川普治下，生物防御体系也经历了一轮“改朝换代”。

二，“五毒俱全”的“武毒”与美国无关

有人说，武汉军运会召开，美军运动员成绩平平，他们住在汉口华南菜场旁边的宾馆里，悄悄地在华南海鲜菜场投毒。这是胡说。

首先，运动员都住在江夏军运村，哪里住在汉口？运动员文化水平低，哪里懂遗传学及其基因技术？

其次，美国人进入中国，都要经过我国海关严格检查的，许多携带鸦片、冰毒等毒品都被海关抓捕了，那些携带肺炎病毒的人更会被拿下（体检和物品检查）。如果说美国人投毒，那就意味着海关失职了。

第三，若真是美国人干的，犯事者早就被我公安、国安人员拿下了，正好借此向全世界人民控诉美帝的罪行。我国政府一直都拿不出美国人投毒的人证物证，就说明2003的非典与现在武汉肺炎与美国无关。

第四，美国武器最先进了，它可以通过导弹定点清除伊斯兰国的巴格达迪和伊朗军队的最高将领，哪里需要搞阴谋诡计而悄悄地投毒而不承认的。最喜欢阴谋诡计恰恰是华人的传统文化，所谓的“兵者诡道也”、“圣人之道阴也，愚人之道阳也。”美国人是愚人，其道阳也。它们的军费预算的细目都是公开的，哪里像个别国家都是高度机密？

特别是举世瞩目的“钻石公主号”游轮有3711人，来自于50多个国家，几乎是多数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许多白种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现在白人国家伊朗意大利成了新冠病毒的重灾区。这意味着：所有的人种都感染肺炎病毒。可见，针对专门的人种和某个民族的病毒武器是不存在的。目前，“武汉病毒”已经造成家族灭绝。因此，实验室应该销毁人工合成的病毒，以免人工病毒在地震灾难中逃出来和被恐怖分子拥有，那样，就是人类的末日。

第五，美国科学研究机构多数是民间机构，它是由基金会和老百姓的捐款来维持的。由于研究机构为公众捐款，所以，决定它的研究目的只能是造福人类并接受公众监督；否则，它就会受到舆论谴责、政府打压和经济危机的摧毁。而个别国家的研究机构都是国有的，都服从国主金正恩的需要而不受大众监督，这样的研究就有危害人类之危险。

三，美国早就有生物技术得安全法规

在1972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进行重组DNA实验之后，就引起了科学家的担心，人们就认识到了遗传基因工程有被滥用的可能。1972年联合国即通过了“禁止试制、生产及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1975年联合国再次通过了决议，“禁止使用生物化学武器”，美国、苏联、中国都加入了该公约。

1974年，美国的遗传工程师伯格曾在信中指出，基因工程是改变生物的遗传性状的，在人类还没搞清楚生物的基因调节控制的全部机制之前，谁都会担心，对生物DNA的散弹射击，任意进行DNA重组是否会得到惩罚！比如说，是否可能会重组出一种对人类极端有害的细菌或病毒来？是否会使某些生物在生物进化史上一直关闭着的致病（如癌）基因也受到无穷无尽的扩大而释放出来？这些人类制造和释放出来的天敌，由于没有受到严格的监控和它的不可预测性而给人类带来空前的灾难！即使人类制造或释放的基因对人类没有直接威胁，至少也会打破生物界的相互协调关系——生态平衡，从而间接地危害人类的各种生产活动。

伯格的信一经公开，立即在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纷纷要求制定法律，限制基因工程的发展。1975年2月，美国匆匆制定了重组DNA法律草案，对基因工程实验进行了严格控制，例如这个草案要求一些基因工程的试验必须在负压实验室（P4）里进行。负压实验室是高度密封的空间，空气走向只能是由外至里，以保证这种实验里的任何生物都不会向外界泄漏。可想而知，这种实验室耗资巨大。我国的P4实验室是法国援建的，花了10多年才建成。

1975年2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阿西洛马（Asilo-mar）召开了一次以分子生物学家为中心的会议，即阿西洛马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由斯坦福大学P.伯格博士首先提出的关于体外重组DNA研究中的潜在危险性问题。所谓体外重组DNA研究，简言之，就是按照人为的目的，将不同种类的DNA分子在试管里进行分子间的重组，然后用J移植技术将重组DNA百次移植到活细胞中去。由于DNA是生物体的遗传信息载体，DNA的改变将对生物体特征造成深远的影响，因而重组DNA研究从一开始就成为公众注目的焦点。出席阿西洛马会议的155人之中，新闻记者竟达16名之多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自从有了DNA重组技术以后，一方面不仅为在分子水平上探索生命之奥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手段，而且将引发食品、医药卫生工业的一场革命，具有远大的应用前景；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心重组DNA研究会导致现有生物圈的混乱，甚至制造出人类无法控制的危及自身生存的怪物。究竟体外DNA重组研究有无危险？是预示人类将找到“阿里巴巴的谶语”和“斯芬克斯之谜底”？抑或是将启动那个可怕的“潘多拉魔匣”之按钮？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鉴于对进行体外DNA重组研究的争论甚为激烈，赞成或反对两种意见都未能占得上风，阿西洛马会议作出一项决议，决定暂时停止这项研究。但争论并未随会议的结束而平息下来。会议后不久的1975年4月，肯尼迪参议员在美国参议院健康问题小组委员会上，召开了一次遗传工程的公开听证会，提出用法律手段限制DNA重组实验的议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肯尼迪议案”。另外，1976年7月，坎布里奇市市长也发出呼吁，要求全面禁止遗传基因的重组实验。

对一项科学技术，在刚刚兴起时就对它的潜在灾祸引起如此猜测和担忧，这实属历史罕见，因此，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草案提出了异议。科学家们与政客们展开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为了应付阿西洛马会议所引起的社会混乱局面，本着对人类生存和发展负责的态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DNA）在1976年6月公布了一项重组DNA研究的实验指导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科学家们继续进行他们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具体的实验资料。据此在不影响安全的范围内作成了一份NIH方针的修正案，要求放宽遗传基因重组技术的适用范围，以便大力开展这项实验活动。

在“肯尼迪法案”即将在议会通过的时候，研究者们提出了反抗强权向科学领域开刀的口号，坚决反对该项法案。这一口号所动员的科学家的人数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参加者不仅有直接从事DNA体外重组实验的研究者，也有以美国微生物学会为中心的一些有关协会和团体。人们拭目以待，真理与强权，究竟鹿死谁手呢？就在这时，斯坦福大学的S.科恩教授设计了一种特殊的实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在自然界中也存在不同物种间的DNA重组，而在试管里所进行的遗传基因的重组实验不过是自然界里经常发生的现象移到试管里进行反应而已。这一发现表明，那些对DNA重组实验抱有疑虑的人只不过是在杞人忧天罢了。在1976年9月议会答辨发言时，参议员A.史蒂文森引用了这一实验，对肯尼迪议案提出质疑。最后，迫于科学和科学家们的压力，肯尼迪参议员终于撤销了自己的提案。这场斗争以科学的胜利告终，从此科学家们可以放心地从事研究了。

这两种态度截然相反的意见，经过了一年多的激烈争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正式通过了一个准则（称NIH准则），提出了重组DNA的限制范围，增加并强调了生物学保护的内容。1986年，又公布了《基因治疗法实验准则》。这些法规明确规定，禁止做以下实验：1、不管所用的宿主——载体系统是什么，凡采用属于以危险性为基础的病原物分类中的第三、四、五类的病原体，或者被国立癌症研究中心所列为中等危险性的致癌病毒，或从已知被这类病原物感染的细胞而来的重组DNA的克隆体。2、故意构建含强烈毒素的生物合成基因的重组DNA。3、故意用植物病原物构建可能提高它的毒力的扩大宿生范围的重组DNA。4、故意将任何含有重组DNA分子的生物体释放到环境中去。

如今，不仅DNA体外重组技术本身已日臻完善，出现转基因和基因编辑技术，而且它在食品营养、医药卫生等方面的应用也取得了瞩目的成果，并且成为基础理论研究的最有用工具之一。

在我国，近年出现了基因编辑婴儿和病毒肺炎传染；特别是最近，国家科技部强调加强实验室病毒管理，人们心存疑问，肺炎病毒是否从实验室逃出来危害大众，如徐波已举报了武汉病毒所？中国的研究机构必须接受公众监督，接受国际科学家的监督和调查，给人类一个清清楚楚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