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多元的原子论战胜一元的元气论

西方长期保持“百家争鸣”的局面，即使在中世纪，也有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争论，天主教内部各个派别的争论。近代以来，西方更是确立言论自由的原则。西方“百家争鸣”长久的原因，是其多元化政治格局下的多元论的原子哲学所致。黑格尔曾指出，古代哲学中的原子论，是以古典政治中的个人主义原子论为原型的。而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历来排斥个人主义而崇尚集体主义。这导致了东西方的迥异。

一，“百家争鸣”与多元的原子论哲学

记录语音的字母文字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使人们超越了形象思维而进入抽象思维领域，从而为逻辑思维奠定了基础。使用字母文字的民族多了，为什么只有希腊人发明了形式逻辑？这是因为：古希腊人的自由迁徙和广泛交流，使他们产生了“分割”、“分析”等个体主义的意识，形成了他们分割、分析的思维方法。经过反复推敲形成了原子论。

这个世界极其复杂，由数百万种、数十亿种乃至数万亿种不同物质组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自然界，尽管难以理解，应当既简单又美丽。”一定会有一种或多种基本物质（即物质的结构单元），这些物质结合在一起形成现在这个世界。

民主出现1000年后，古希腊才产生科学家泰勒斯（公元前624～前546年，“希腊七贤”之一），泰勒斯等早期哲学家把“一”作为万物的本原，确信基本物质为水。将多数物质加热会释放水。水也是可以很方便地变为固态、液态与气态三态中的任何一种的少数几种物质之一。可是，水和火是两种相互对立的物质形式，说水是火的本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因此，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前610～前545）继而提出无限者可以作为万物的本原。无限者是什么？阿那克西曼德想象中有那么一团混混沌沌、没有边际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呢？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兼朋友阿那克西美尼（公元前586～前526年）回答说，所谓无限者就是气。他认为气是形成万物的始基物质，气稀释开来成火，浓缩起来成风、云、水、土、石。但作为一切实物的本原，理应没有任何特殊的属性，而气是能看到、摸到的实物，作为本原不行。后来又有赫拉克利特提出用火代替气为万物的本原。但火也是能触摸到的实物，还是不具备万物本原的条件。

继而有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90～前430年，古希腊哲学家、诗人、医生）提出四根说，认为火、水、土、气形成万物。这四种元素的每一种都有永恒不变的特性，都是“一”，都不能从其它三种元素派生出来的。这四种元素虽然不能相互转化，但是能够相互结合。恩培多克勒说，肌肉是由等量的四种元素构成的，神经是由一份土、一份火、两份水构成的……人的聪明与否与元素的混合情况有关，凡是元素混合均等且间隔适当的就是比较聪明的人，反之，就是比较愚蠢的人。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至前322年）及其拥护者也持这种观点。亚氏认为，物质呈现的形式多种多样，几乎无穷无尽，是这些元素结合的结果。例如，骨头由2份土，2份水和4份火组成。恩培多克勒还认为，在这“四根”之外，还有两种更稀薄的物质，就是“爱”和“恨”。“爱”使四根聚合在一起，“恨”使万物复归为四根。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两种宇宙力，即浮力与重力。恩培多克勒还提出了一种“流射说”或者“同类相知说”，因为万物都是由水火土气构成的，所以我们的眼睛也是由水火土气构成的，所以我们的眼睛就可以分别对应外部世界的四种因素，我们眼睛的火就可以看到外部世界的火，我们眼睛的水就可以看到外部世界的水……如此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同类相知，按照这种方式，我们就能认识到外部世界的万物。

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的贡献是：他启发了人们对本原“结构性”的注意，这就给原子论的产生又提供了一个思路。

原子论思想始于爱奥尼亚学派最后的一位哲学家阿纳克萨戈拉（公元前500～前428年）。他把世界本原确立为“种子”，世界万物是由各自的种子形成的。他说的种子并非植物的种子，他的种子是指“组成事物的最小微粒”，如肉是肉的微粒组成的，黄豆是黄豆微粒组成的。世上的事物都是由种子一样的微粒构成。恩培多克勒的“多”毕竟只有四种东西，可称之为“有限多”，而阿那克萨戈拉的“多”是“无限多”，他认为有多少种事物就有多少种“种子”，事物无限，种子也无限；而不同的种子的性质是不同的。这样，可将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的特征总结为“数量无限多，体积无限小，相互异质”。

那么，为什么同类的种子会结合在一起呢？这需要一个动力，恩培多克勒认为是“爱”，阿那克萨戈拉认为努斯，也被翻译成心灵；正是由于努斯的作用，才使得同类的种子结合在一起。但是，努斯始终只是唯一的、同质的，更重要的是，种子是质料，努斯是形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种子是物质的，努斯是精神的。“努斯”决定着种子的构成，但是它的性质和种子的性质完全不同。自从努斯这个概念提出后，就出现了和物质相对立的、精神性的东西，努斯决定了物质的结合，决定了物质的运动，物质本身是没有能动性。所以，西方哲学的唯物主义一直存在一个软肋，这就是物质何以能够运动？即便是后来的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理论，万有引力理论解释的是已经运动起来的世界，那如何回答这个世界最初是怎样从不动的世界到运动的世界这个问题呢？所以牛顿还需要上帝的第一推动力。

米利都的留基伯（公元前500～前440年）是徳莫克里特的老师，“原子”的概念由他提出。他认为宇宙万物都由原子组成，而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它们在虚空中运动着。所有原子的成分被认为是相同的（即只有一种原子），但在形态上有所不同。原子，atom，希腊文的原义是“不可分割”。“不可分割”是指无法用物理方法将其分解（其实用化学方法无法分解，原子是化学反应的最小单位）。原子不可入、内部充实：因为如果原子可入的话，那就表明原子有间隔，那么原子就可以被分割，那我们就不能说原子是万物的本原。留基伯主张：有无数的原子，形态上变化无穷。它们的体积必定小得难以觉察。生命是从一种原始的粘土中发展起来的，一切生命都是如此。人是宇宙的缩影，因为人含有各式各样的原子。人的呼吸是不断地把原子从人体中排出去，又不断地从空气中吸入人体，因此呼吸停止，生命便结束了。在留基伯看来，不但存在是存在的，而且非存在也是存在的；非存在就是虚空，充实的存在就是原子，原子在虚空中运动就成为“多”；每个原子是“一”，它本身是不变的，但由于原子在虚空中结合和分离，就成为无数个现象事物的生成、毁灭和运动、变化。这样，“一”和“多”、静止和运动、本质和现象就通过原子和虚空相互结合起来，不再是相互隔离的死结了。后来，亚历士多德灵机一动，就提出了以太是一种元素，以太就是没有物质的空虚。以太影响了人类多少年啊，一直到20世纪，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做完之后，在科学界才算是勉强承认这以太不存在。

公元前420年前后，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前370年）提出原子论而一举成名。他认为：所谓原子是物质能获得的很微小的、互不关联的、看不见的粒子。原子像种子一样不可分割，所有的原子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大小和形状不同。虽然原子的数量无限，但是原子的性质相同。但我们观察的万物毕竟是不同的，所以该怎么解释这一点呢？德谟克利特把原子比作字母，字母构成词，词又构成了文章（事物）。例如，d、g、o三个字母；可以组成dog，也可以组成god。这样一来，万事万物的差别就还原为原子的排列方式的差别，这种差别就成了量的差别。每一个物体都会发出一种与自身形状相似的影像，这种影像通过空气的作用人的眼睛，从而形成感觉和思想。人是怎样闻到面包的香味的？很简单。是因为原子从面包迅速地移向人的鼻子，然而原子太小，肉眼看不到。而且，原子并不完全是面包原子。更确切地说，少量形状不同的原子能以各种不同方式结合成面包、酒……或任何其他物质。有甜味的东西主要由平滑的原子组成，有苦味的东西由轮廓分明的原子组成。液体由圆形的原子组成，金属由互相啮合的原子组成。

尽管现在科学家们并不赞成由各种形状的原子组成物质的观念，然而他们对德谟克利特的洞察力感到惊奇。这位古代的数学家与天文学家，在不用仪器研究物质构成的情况下提出了非常深奥微妙的概念。德谟克利特说，“没有东西存在”，“除了原子与空的空间以外，所有别的事物仅仅是看法而已”。使原子运动的是虚空，有了虚空，才有原子的运动，所以虚空对于原子的运动和世界万物的生成是必不可少的，虚空也是世界的本原(这和现代的场粒学说中的场有某种渊源)。原子和虚空只能通过理性才能认识。原子虽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是永恒的，万物的生灭不过是原子的聚散离合。

因为原子是同质的，没有等级之分的，所以，原子是平等的，大家都作为主体而存在。由于原子是主体，所以，原子是自主的。自主，必然导致自治，因为没有高于原子实体的统治者，所以，原子是自治的。由于原子以外的只是空间，而且原子是相对封闭的、相对圆滑的，所以没有什么阻力也没有什么牵扯，因而原子是自由的。由此，德谟克利特认为，自由比奴役好，民主比专制好。

100多年后，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将原子论作了进一步深化，他认为，原子的数量是无限的，但原子的重量、大小和形状的差别却是有限的，最大的原子和最小的原子都处于一定的界限中，不能无限大，也不能无限小。伊壁鸠鲁的改进在于，他认为原子除了有德谟克利特所说的形状、次序、位置等方面的差异之外，还有重量上的区别，原子在虚空中进行直线下降运动的原因就在于它有重量。与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的重量与自由下落的速度成正比的观点相反，伊壁鸠鲁认为原子的重量并不影响它在虚空中的运动速度，在伽利略以前两千年就提出了自由落体的原理。他说：“当原子在虚空里被带向前进而没有东西与它们冲撞时，它们一定以相等的速度运动。因为当没有东西与它们相遇时，重的原子并不比小的和轻的原子运动得更快；而当没有东西与它们相撞时，小的原子也不会比大的原子更快，它们的整个行程是等速的。”此外，伊壁鸠鲁还作了另一个更重要的改进，即提出了原子有偏斜运动的思想。德谟克利特由于片面地强调原子运动的必然性而导致了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伊壁鸠鲁则认为，原子不仅具有进行直线下降运动的必然性，而且也具有发生偏离运动的偶然性，原子在由于重量而降落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发生偶然“偏离”，才能与其他原子相碰撞而形成旋涡运动，组合成世间万物。

因此，伊壁鸠鲁提出了多元平等原则。根据原子理论，每个原子都具有独立性和不可再分性，原子间不存在此主彼从的隶属关系。因此，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中也是最基本的单位，是完全独立的，互相之间也是完全平等的。伊壁鸠鲁宣布了人的能动性和自由的本质，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原子的偏斜运动和排斥。偏斜运动没有外部原因，是自己发生的，这就为逃避命运的必然性，预留了意志自由和自由选择的空间。由原子的“偏斜”所引出的原子间的“冲撞”结合，第一次为“社会契约论”提供了哲学依据。伊壁鸠鲁的契约论认为，个人先于国家，国家与法律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国家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手段。这就为百家争鸣言论自由奠定了哲学基础。同时，伊壁鲁鸠认为感知是认识的来源，肯定了被德谟克利特否定的感官作用。这种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加接近我们今天的原子论了。

然而，要人们接受原子论并非容易。亚里士多德认为，物质是连续的，而不是粒子。连续的观念假定物质（例如钉子）可以无穷尽地分为更小的部分。而粒子论则假定存在不能再分割的铁粒子。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没有出现什么理论能取代原来的气、土、水、火的物活论观点。敏锐的科学家经过仔细研究，将这4种元素扩展到包括盐、硫、汞、油、酒精、酸、碱和粘液（人们不能忘记黏液）。亚里士多德的非粒子宇宙观占统治地位，然而德谟克利特关于不可分割的原子的观念不会消失。例如，化学家们发现，如果将气体看作一大群气体原子的话，能很好地解释气体的行为。元素化合成化合物（例如氢与氧化合成水），其重量比恒定不变，使人联想到元素的原子结构。

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同意原子学家的宇宙观，因为能证明物质的基本微粒性质的证据在继续增加。伽利略与牛顿都是原子学家。粒子论看来讲得通。最后，约翰·道尔顿（1766—1844，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提出有关气体分压的道尔顿定律、倍比定律和最初的原子量表）于1808年将当时大量主要的科学思想纳入一种连贯论（指按各命题间的连贯性检验真理的理论）。那时，化学家们已发现20多种元素；他们根据元素的重量将元素排成一张周期表。道尔顿提出，每种元素由其特有的原子及其特有的重量组成。这些原子组成化合物分子，每种化合物都有自身原子的独特混合。例如，水的分子式为H2O，由水分子组成，每个水分子由键合在一起的2个氢原子与1个氧原子组成。人们终于搞清楚物质难以捉摸的物质结构单元。

二，一元论哲学与“定于1”的拜圣情节

 

整体主义思维在中国形成了元气论。商周之际就提出了五行观念即水、火、木、金、土。到了春秋时期，五行已演化为构成万物的五种元素。《周易》中谈到了阴阳；西周末年伯阳父就用阴阳二气来解释地震产生的原因。这时阴阳说还没有成为万物本原，只是到了《管子》一书才提出精气说。说精气是一种极精微的物质。庄子、荀子对气的聚散而生成万物都有论述，但他们没有把阴阳二气的矛盾和气一元论有机地统一起来。把阴阳二气统一起来的书是两汉时期的《淮南子》。到东汉王充《论衡•自然篇》还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一元之气怎能构成万物呢？到了宋朝时的张载提出一物两体学说：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地之所以参也（《正蒙•两参》）。一直到明朝的王夫之的阴阳并建说：阴阳并建而捷立，以为大始，以为成物（《周易外传•序封传》），才完成元气论，但终没能找到世界万物的本原是什么。

中国先哲们对万物的本原追问，因为没有个体性价值观无限分割、分析的思维方法，所以对万物本原的猜测，只能从眼前的五行到阴阳二气，再也不能往下猜了，后来就停留在混沌一团的元气之中。元气论世界观形成后，中国人就把那些无法把握的概念和社会上几乎所有观念都归之于“气”。如运气、脾气、福气、小气、朝气、傲气、薄气、义气、外气、灵气、泄气……这里“气”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造成中国文化、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模糊性。中国圣人对万事万物总是“大而化之”。“太极”、“道”、“一”、“体”等，明确显示出中国哲学的混沌一体，模糊整体的笼统特征。

中国第一个“百家争鸣”时期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多种学术派别竞起、异说纷呈，形成了“百家争奴”的局面。第二个“百家争鸣”时期出现于“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先后出现多次重大学术论争。1950年代，中国政府首次将“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政策，但很快就被反右的一言堂所取代。“百家争鸣”短暂的原因，是中国人的思维出发点是一元论哲学所致。

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巫术思维；它不可能有古希腊原子论的多元的原子的独立性。“阴阳互补”的阴阳思维忽视了事物间的独立关系，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的独立关系，一味地从整体上看事物，一味地强调“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实质上强调就是人的依附性！依附性必然导致整体主义而排斥个人主义。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历来排斥个人主义而崇尚集体主义。儒家思想是将人看作“群”和“类”的存在，每个个人只有在满足了“群”的道德角色要求后，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就导致“百家争鸣”的短暂性。

 

中国的“天人合一”，未把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胡子眉毛一把抓，岂能把事情说清楚，能说几句类比的俏皮话就不错了。如“反者道之动”“道可道非常道”都是属于直观的形象思维。中国的思维不需要范畴和严格的意义，没有能力把自然物和人自身严格区分开来，因而无法建立一个逻辑推导系统。这种类型的思维方法绝对不会达到对事物的公理系统的层面，绝对不会产生科学。

中国的一元论哲学是独裁政治的产物。中国皇帝也称为王、天子，古书云：“王，天下所归往也”；“王者尊，故称天子”；“君天下曰天子”。用天子称呼皇帝，既表达了君权至上，又显明了普天之下要服从一人的独裁统治。”老子与孔子从宇宙体系上论证了君只能“一”。老子提出“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的“四大”并列理论，以尊崇唯一的君主。

 

孔子提出“正名”，希望能按周礼恢复上下有序、贵贱有等的状态，希望礼乐征伐能自天子出。《礼记.坊记》记载，“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孔子把君主的权利看成是天上的神权在人间的一种反映，以太阳象征象征君主，以“天无二日”来比附人间不可有二主；天只有一个太阳，这只是太阳系中的情形，怎能断定别的星系没有二个太阳呢？儒家最渴望的是：君王是太阳，照亮一切；王后是是月亮，居于服从地位；而臣民如同卫星一样环绕君王而井然有序地运行。儒家的“仁政”就是太阳放出的光和热。孔子希望君王如太阳一般，照亮一切，而其它的人都围绕太阳，从太阳那儿分享光和热。众所周知。太阳占太阳系质量的99.8%，所以，类比思维的儒家希望政府占有社会权力的99.8%。

 

“天无二日”，应用到人类社会中，就是“国无二君”(西方古代国家都是二王、三王甚至元老院或公民大会作主)。“天意”只能由一人来代表，这从根本上扼杀了分权民主诞生的可能。“中心”在中国意味着——“朕就是真理，朕说了算”。孔子又把天下看成是家的扩大，以“家无二主”作为君主专制的理由。天子既然“家”天下，而“家无二主”，自然是“民无二王”而“定于1朕”了。

 

诸子百家认为：多元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的，天下必须统一于一个君主，君权必须是独一的、排他的，任何权力体系都只能有一个头。孟子引证孔子的话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在回答“天下恶乎定”时，他说“定于1”（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1。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古中国人流行的观念是“国不堪贰”。到春秋初期，文人官僚纷纷提出“国不可贰”的问题。晋大夫狐突说：“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齐悼公说：“君异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匮，君二多难。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异口同声：“乱莫大于无天子”（《吕氏春秋.谨听》）；也不能有两个天子，两个天子就等于无天子。《吕氏春秋》总结道：“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他们一致认为最高执政者只能有一个人。在权力的层次结构中，每一层的最高权力也只能由一人独掌。

 

慎到认为“两”和“杂”是乱之源。因为“两则争，杂则相伤害”；“两贵不相事，两贱不相使”。解决矛盾的办法是定于“一”，“子有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父在也”。“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乱矣。”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个君主，慎到提出“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

 

《管子》继承了慎到的思想。《霸言》篇说：“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七臣七主》说：“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他甚至设计了具体的大一统制度：“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

 

在王制篇里，荀子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两贵不能相事，两贱不能相使，是天数也。”荀子把两个天子并存视为一家中两个父，不可共处。“天子无妻（齐），告人无匹”；“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从理论层面上为等级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荀子认为：“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尚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

 

墨子设计了一个“尚同”金字塔，天下人都“尚同”于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那“一”个天子。墨子提出“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董仲舒说：“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正二者，天之行也。”帝王就是人间的“一”。一切围绕君来转，“朕意即天意”，一切以君上的是非为是非，一切以君上的好恶为好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权势独操，决事独断，是实现君主专制最主要的两项内容。申不害主张“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最后，“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为防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他要国君“去听、去视、去智”(《吕氏春秋.任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独视”、“独听”、“独断”。因为“独视者明，独听者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强调：“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管子.明法解》云，“兼听而独断”。君主在决断之前一定要深藏不露，不可让臣下摸到自己的意向，为此兼听之时绝对不动声色。为防止走露风声，韩非特别提出要备内，专门写了《备内》篇，警告君主，且莫让后妃、太子、左右之人得到消息。为防止说梦话泄露机密，韩非还劝君主要“独寝”。凡此种种都是为了确保独断。

 

宋儒司马光有有一段话也很典型：“古人有言曰‘谋之在多，断之在独’。谋之多，故可以观利害之极致；断之独，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谋而不知断，则群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乱之政也。”“终决之者，要在人君。”司马光在此提出了“独断”、“多谋”、“定天下之是非”、“人人之私志”、“衰乱”几者的关系，不难看出，君主的“独断”是决定性的，所谓“终决”就是最高与最后决断权，只归君主独有。陈亮对宋代帝王的独断做了如下的描述：“发一政，用一人，无非出于独断；下至朝廷小臣，郡县之琐政，一切劳圣虑。”

 

中国人着意不把大权分割。康熙说得十分绝对：“天下之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毛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D委领导，各方去办，权力绝不能让渡予他党。“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左传》成公二年）；如果大权被分割，便一切都完了。他们的理由是：“人只有一个头，那人类社会也只能一个头，多头必乱”。这种观念是中国巫术类比专制思维的产物，人只有一个头，但人的头脑分为左右脑，二脑是分工协作平衡制约的；即使说人只有一个头，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只能一个头，只能搞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独裁制度！

 

独裁爱好者说“一”比“多”可爱，“本质”比“现像”高贵，“统一”比“对立”美好，“理智”比“感情”崇高，而这些对比无非是想用“一”占有“多”而已。而实际上，“多”并不比“一”卑贱，人也不是生来就只能服从，只配奴性十足地仰视主人，人需要自主、自立、自由。为人类想，你就必须承认你手中的权力不是最高主宰；为真理计，你就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发现真理的可能。除了宗教信仰中的上帝之外，政治权力不是上帝、经济利益不是上帝，哲学的形而上学不是上帝、科学真理也不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