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道德经是哑巴经吗？

中国文化有“反语言”倾向，只重视内心体验和外部行动，语言当作一种临时的跳板，不可信，更不可执着。孔子主张要“听其言，观其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对语言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得意忘言”。禅宗则“不立文字”、“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儒、道、佛都把语言当成一种多余或误导性的东西，顶多是一种权宜之计，用完之后就彻底抛弃。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不重契约，只重默契，写在纸上的东西（文言）不兑现。反语言即反智，因为智慧须通过语言来传递的。反智必然反科技，因为科技是智慧的一种。所以，儒、道、佛都反科技。

“反语言”不仅反智反科技，而且提倡“不争”，反对言论自由，中国人成了鲁迅所说的“沉默的国民”，中国社会因此成了一塌糊涂的“酱缸”文化。

道德经的第一句就是宣言相对主义！道可道非常道，就是否定言论的绝对价值，认为说出来的言论都没有永恒的道理？凭什么道粉把道德经当着永久的宇宙真理？这不是自打嘴巴吗？道粉们未遵守老子的“不争”教导，而是不断斗争，对批评者就是老子那一套说辞“言者无知——你不懂”。 可以说：老子是许多人愚昧、邪恶、顽固不化的总根源！

巫术辩证法的实质就是相对主义！中国人讲一分为二、讲阴阳，中医讲君臣佐使，都是强调相互依赖强调相对性！离开个体的独立性大谈依赖性，就是诡辩！中国古代辩证法就是这样相对主义的辩证法！道德经就充满了这种相对主义的辩证法，什么“高下相倾，祸福相依”等等辩证法！老子崇拜者都是巫术辩证法者，形式逻辑未入门！譬如：黎鸣的三逻辑就是乌鸦数觉的“三”极限值，老子的“三生万物”的巫术“三”崇拜就成了黎鸣的三逻辑的理论根源！微信群的溪谷说仁指核桃仁，所以天地不仁，就是不要核心，没有了核心或者中心，宇宙就平等了！这不是在对“天地不仁”胡说八道吗？他们二人离开了老子，就无话可说。所以他们几乎句句话都要说到老子，像红卫兵离开了语录就失语了；完全把老子当成了绝对真理，这与“道可道非常道”是自相矛盾的！眞有老子教的狂热教徒的感觉！

老子完全不信任人的语言。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只要你说出来，就不是“常道”即永恒的道。中国人的真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这实质上是否定了一切，否定了真理、真相、真实、真话，也就是说：人们说出来的话全是“假、大、空”，所谓“人心隔肚皮”，“逢人不可说真话”。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处在老子断定的“智慧出，有大伪”的社会。

可是老子对付虚伪办法却是“大伪”。第36章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也就是说，你要想让对方收敛，就先让他张扬；你要想让对方削弱，就先让他加强；你要想废除对方，就先让他兴起；你要想剥夺对方，就先暂且给予。总之，必须先让对方扩张（张之）、强势（强之）、兴起（兴之）、得到（与之），然后才能收敛、削弱、废除、夺取。这，难道不是“大伪”？

老子的“道”是不可以说的，必须自己去体会，不用言说，说多了也没用，圣人最多是示范，行“不言之教”。这好比游泳或者骑自行车，“平衡技巧”只能自己去体会。可见，这个“道”不过是技巧窍门而已。庄子的庖丁解牛的故事，暗示：熟能生巧，心无全牛，只有骨肉皮而已，依然是技巧，没有发展出动物解剖学和原子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道不是西方的可以演说的永恒的逻各斯，而是一种专业化的技巧——治大国如烹小鲜即大政客必须像一个熟练的烹调师傅，强调是技巧。

溪谷认为《道德经》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完全是无中生有！老子要人们成为不会说话的“刍狗”，要人们像沉默的“上善若水”，要人们像“婴儿”般“无知无欲， 使夫知者不敢为也”（ 第3章），何自由之有？老百姓都是“无知无欲”的婴儿，都是不会说话的“刍狗”，那些具有一呼百应魅力的“知者”就失去了聚众抗争的群众基础，“知者就不敢为了”。老子极端仇视“知者”，他在第56章要求“知者不言”。 还辱骂“言者不知”。没有言论自由，何来自由主义？

老子反复说要杀“为奇者”即“知者”，为奇的“知者”就是自由斗士，都被老子杀光了！何来自由主义？消灭“知者”的政策被老子说成是“绝圣弃智”。其实，“绝圣”是假，“弃智”是真。老子在《道德经》第70章自吹自己是圣人：“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老子指责那些敢言者是“言者无知”，而唯有他是“被褐怀玉”的姜子牙似的救世主。对于那些标新立异的“为奇者”，老子要当统治者的杀手——“吾得执而杀之”（ 第74章）！孔子拜访老子后，学到了这一绝招，在鲁国执政7天就杀了标新立异的少正卯。

在老子看来，人民难以管理，就在于他们有智慧。高明的政治家，不是使人民凡事都明明白白，而是要让人民变得愚蠢起来。如果人民都变成了没有智慧和欲望的傻子，那天下也就稳定了。

老子的愚民论是西周经验的总结。西周的国君们早就搞“愚民政策”了。周厉王“弭谤”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当时，周厉王为了防止臣民议论朝政，大搞特务政治，人民一有不满言论就遭关押，人们在路上相见连招呼都不敢打，只能用眼色示意。老百姓都不敢说话了，周厉王便认为天下稳定，还得意洋洋地向大臣炫耀。岂料不久便发生了“国人暴动”，周厉王被流放。

为了防止“知者”们发动类似的“国人暴动”，老子强调必须搞“无知无欲”的原始的“无为”的治国之道。老子认为：人们为利益而纷争，是任何制度也解决不了的，唯一的办法是消灭物质利益，则无可争、无可盗，而且“老死不相往来”地退回到原始社会，天下就太平了。“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维护的是有“孝慈”精神的《春秋?公羊传》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的血缘宗法制，而反对提高民智和选贤仁能的先进制度。司马氏不尚贤，司马衷这个白痴皇帝导致半个中国被灭杀。祸害更大！

老子提倡是奴隶道德——“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要忍让，要“大辩若讷”。郭店《老子》云：“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季（稚）子。”这是老子反对智慧、反对辩论，反对言论自由，反对公共舆论的的证据。老子连“五音”都反对，怎么会提倡言论自由？老子要废除文字，要“老死不相往来”，就是禁止言论自由。

老子把文化、智慧看成祸害，必须完全抛弃。因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因此，帝王必须“塞其兑，闭其门。”河上公云：“兑，目也；门，口也。”可见，“塞其兑，闭其门”就是封锁信息使人们成为井底之蛙。故老子忽悠说：“五色令人盲目，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口味败坏）。”

如果接触外界事物，会眼瞎耳聋胃坏。在未聋哑瞎情况下，国家应做到“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百姓成为唯上是从的不会讲话的刍狗。

王亚南说过：专制社会就是疯子+骗子+聋子+哑子。专制国的人员构成=残暴的疯子似的皇帝+骗子似太监官僚+聋哑化的百姓刍狗。统治集团希望人民是瞎子、聋子、哑巴，听凭他们任意的摆布，不要有任何不满、抗议、争辩。爱尔维修指出，“禁锢思想压制言论，就会使人民成为瞎子、聋子和白痴，瞎子的东西比明眼人的东西更容易偷，一个白痴民族要比一个开明民族容易哄骗、容易统治。”

老子的目的就是要人做哑巴！老子的道就是“无”，也就是无需讲理呀！婴儿连话不会说，还讲理？只需“圣人不仁”的暴力即可。道德经就是哑巴哲学！

第45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这里的“静胜躁……清静为天下正”的静，就是刍狗的安静功能——哑巴。“静胜躁”就似焦躁的猎物在安静的蛇面前不知所措，被蛇一箭致命。

第57章“我好静而民自正”，就是说，我喜好的“哑巴”即“刍狗”成了民的样板，大家效法之，就很正确，国家就长治久安了！

第61章“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这里的“静”就似毒蛇一箭致命猎物的阴谋诡计的“静”。

第73章“勇於敢则杀。勇於不敢则活。……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chǎn,舒缓)然而善谋。”（后面部分的翻译：天之道是不争而善于胜利，不言而善于回应，不召唤而而自觉到来，好像漫不经心实则随机应变、多谋善断。 ）

显然，这个“天之道”就是哑巴之道，其表现，就是“不争、不言、不召、繟然善谋”老子前面用“刍狗、水”来说明这个哑巴哲学，现在是用乌龟苟活来说明这个哑巴哲学的好处。“勇於敢则杀。勇於不敢则活”，这乌龟哲学可以防止“国人暴动”了。

第78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用“水”来说明他的哑巴哲学。

第80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要求禁止技术、取消文字、严禁往来，从而实现他的哑巴哲学的为稳目的。

第81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老子认为：人如同“刍狗”与普通物质没有区别，与万物是一回事。人类必须服从哑巴“道”的安排，也就是“听天由命”；不要搞什么辩论，因为“辩者不善”；不要追捧“知者”，因为“知者不博”；不要听什么言论，因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总之，你若成为聋哑瞎的刍狗，“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目的就实现。

不重视语言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中没有真正的个体自由。所以从更深层次上说，中国哲学总体上有一种压抑个人自由的倾向。老庄、禅佛讲的“自由”是去掉个人执着之后的无所拘束、逍遥自在，无追求、无责任，等同于“自然”和“无为”，是一种“无意志的自由”。儒家讲的“大丈夫精神”则是“无自由的意志”。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似乎达到了自由境界；但这个“矩”并不是他自由地建立起来的，而是从三皇五帝文武周公传下来的（虽然有所损益），他不过是习惯成自然了而已。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春夏秋冬，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它就是这样，按照自身的规律生生不息。天都不说了，人还说什么？可见，“天道无言”根除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不可能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