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刺宋新皇冠

新冠病毒被视为阴谋，其实，刺宋就是阴谋，目的是保证新皇冠耸立在袁家头上。宋教仁（1882-1913）临终前，给袁世凯留下了遗嘱，希望他保障民权、使宪法至高无上。随后，孙中山黄兴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宣布国民党非法，解散国会。最后，袁灭民国称帝从而引发了军阀混战。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任命宋教仁为法制局局长。3月底孙中山让位给了袁世凯，宋教仁制定由国会通过的《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了内阁制。总统只是在名义上元首，并无实权。国家实权在内阁，由内阁总理代表国家元首向议会负责。对于一心想搞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来说，内阁制无疑是一块碍眼的绊脚石。想要铲除通往独裁道路上的阻碍，废除内阁制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一步棋。

 

在宋教仁的领导下，国民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1912年12月中旬的参众两院的初选和1913年2月上旬举行的复选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在众议院的596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269个，占45.1%，在参议院的274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123个，占44.9%。那时任何人想当总统，都要获得这个国会的认可。于是，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意欲组织责任内阁，来防范（袁世凯的）独裁，维护共和制度。宋教仁甚至设计了一个在正式总统选举时以黎元洪取代袁世凯的计划。

 

袁世凯深深感到宋教仁和国民党对他的威胁，便派人给宋教仁送去西装和交通银行50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在离京南下前夕把50万元退了。袁世凯也曾表示可以让宋教仁出任国务总理，条件是放弃责任内阁制，可是宋不干，宋只想通过竞选而当个不受总统胁迫的真总理。于是，袁世凯决意除掉这个政敌。在他的授意下，赵秉钧、洪述祖等人以重金买通了上海帮会头目应桂馨，布置了杀手，并许诺事成之后予以重赏。于是，袁世凯在幕后悄悄展开暗杀。

 

第一届正式国会定于1913年4月8日在北京开幕，袁世凯几次打电报邀宋北上“共商国是”，于是宋决定3月20日由上海去南京、经津浦线北上。当时上海已有传言，声称袁有意加害于他，许多朋友也劝阻宋教仁暂时不要去北京，但宋坦然一笑曰：“奈何以死惧之！”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从上海起程回北京，送行的有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当晚10时许，火车进站。宋教仁几人边说边行，走到了检票处。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只见宋教仁以手抵腹，倒在了血泊之中，他被迅速送至铁路医院，1913年3月22日凌晨3点，宋教仁与世长辞，死时年仅32岁。

 

就在23日宋教仁移灵仪式的黄昏后，一个买卖古董字画的河南人王阿发前往中央捕房报案。他说：“十天前我在应桂馨的家里卖古董，因为应是我的老主顾，平素很熟，应这天拿了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1千元作报酬，我因为从没杀过人，因此拒绝了。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去暗杀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便可找到凶手。”上海法租借的捕房根据王阿发提供的线索，于4月1日在湖北路迎春坊228号胡翡云妓女（原名李桂红）的家中捉到了应桂馨。第二天又在文元坊的应宅内捉到了正凶武士英，就是他在车站开枪杀宋的，同时又搜出应桂馨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的密电本及函电多起，五响手枪一支，还有其他证据多件。

 

应夔丞在辛亥革命前是青红帮头目，武昌起义时，帮会颇有贡献，其组织改名共进会，自以有功，为害地方，浙督朱瑞要拿办他，黎元洪为之缓颊。应到湖北后又勾结军队，所行不法，黎亦通缉他，他乃投奔苏督程德全，又曾赴北京商榷改组共进会，遂与洪述祖互相勾结。

 

洪述祖人称“洪杀胚”，早年在台湾胡作非为，台湾巡抚刘铭传拟将其正法，辛亥革命时在上海和应夔丞一块，据说他小有文才，唐绍仪组阁时本有意任命他为内阁秘书长，后来发觉他不正派，才改派魏宸组，洪于是被赵秉钧延揽为内务部秘书。洪实际上他是受袁世凯指挥的密探头子，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洪述祖的上级是赵秉钧，赵秉钧时任内阁总理，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风云人物。宋教仁与袁系人马最谈得来的就是赵秉钧，甚至宋教仁每次进京，都住在赵秉钧的家里。然而在权力争夺面前，赵秉钧也不得不痛下杀手了。

 

正当江苏都督程德全犹豫不决之时，突然响起了尖锐的电话铃声。打电话来的人名叫张一麐，是袁世凯身边的机要秘书，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致电程德全了。致电的原因程德全早已能倒背如流：向巡捕房索取刺宋案中牵涉到中央的证据，并立刻派人送往北京，电话里还不忘特别叮咛一句：可不作正式报告！但是，在孙中山与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公诸于世。

 

从这些证件中证明：杀人的主使者是大总统袁世凯，同谋犯是国务总理赵秉钧，担任联络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的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行凶的是失业军痞武士英。

 

刺宋案破获得如此迅速，主要原因由于案子发生在上海，不是在袁势力下。袁在此以前也使用过好多次政治暗杀，都得心应手，死无对证。袁刺宋不仅事先知道，且与赵秉钧共同制定了暗杀计划，通过洪述祖物色到应桂馨。应是个流氓头子，洪于1月14日发给应一本密码电本“应密”，令应直接和国务院通电联系，后来因为赵太忙，乃派洪述祖到上海和应接头。洪赴上海接洽毕回到北京，把经过报告袁和赵，袁答应“毁宋酬勋位”，洪电应：“以后电报由洪转，不要直接向国务院联系，怕国务院人多嘴杂，容易把机密文件泄漏。”洪给应电报中要他作一篇“激烈文章”，就是催应提前动手的隐语。

 

根据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后来制版公布的刺宋凶手铁证，有以下各种，足以证明上面几个人与宋案有关：

1，民国2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码一本）。

2，应寄赵的“应密冬电”内有：民党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印10册，拟从横滨发行。

3，2月1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2月2日洪致应函：弟须于事前迳电老赵索一数目。

4，洪称应为弟，应称洪为荫之老伯。

5，2月4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6，2月22日洪致应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称赵秉钧）已将密本交来，统归兄一人经理。

7，3月13日洪致应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8，3月14日应致洪“应密”寒电：梁山匪魁四出扰乱（指宋在各大城市演说指责袁世凯），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

9，3月21日应致洪“川密”个电：匪魁（即暗指宋教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由于宋案急转直下，不仅凶手被捕，而且铁证如山，足以证明袁世凯、赵秉钧都是主谋杀宋的人，使得袁、赵非常难堪。上海地方检察厅公然宣布要票传赵秉钧出庭，这一来可把袁和赵搞得很头痛，他们也妙，只好横了心黑了脸，宣布在北京破了一个暗杀组织，名叫“血光团”，黄兴是团长，北京法院也要票传黄兴。袁的嫡系报纸《北京国报》公然用大字标题“伟人造反”，说湖北季雨霖谋反是黄兴主使。

 

武士英山西人，年22岁，曾在云南当过营长，被裁后流浪来上海。他的供词中说：“宋案是我一人下手，与应夔丞无关。”应桂馨、武士英两犯是于4月16日由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移交给上海地方检查厅看管。4月24日武士英忽然在狱中暴毙，外界传言：这是应夔丞的党羽为了杀人灭口，把毒药放入馒头送进监狱把他毒死的。刺宋案的另一凶手应桂馨在狱中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他有阿芙蓉的嗜好，开始时还用手帕涂上吗啡浆过瘾，随后竟公然要求抽鸦片烟，而法院方面怕他又来一个“死无对证”，也只好特准他在狱中公开抽烟。

 

至于洪述祖呢？宋案破获后，他不敢在北京公开活动，乃从容不迫地“逃”到青岛。德国派在青岛的胶州总督因为他是闻名全国的杀人凶犯同谋者，所以把他扣押起来，袁世凯竟公然派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到青岛交涉，要求引渡。德国总督同意引渡后，洪就等于获释。5月3日洪公然在青岛发表通电，极力吹嘘他协助唐绍仪完成南京议和，建立共和的功劳，痛骂宋教仁“借政党内容之名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

 

袁看到宋案闹得很厉害，自己陷于极不利地步，乃想设法解释一下，恰遇北京各界举行“宋教仁先生追悼大会”，袁乃授意京兆尹王治馨参加大会时相机为他解释。不料这个京兆尹是个糊涂鬼，他自作聪明地在大会上编造一段故事，他说：“去年应桂馨到了北京，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总理曾向总统请示过，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暗杀决不是个手段，所以不予同意，由此可见宋案与总统和总理都无关，完全是应桂馨和洪述祖搞的。”他的这番解释，简直是欲盖弥彰，气得袁世凯跺脚，赵秉钧扔茶碗。

 

4月25日，上海“民立报”独家登载了宋案调查结果，并公布了证据照片。该报大标题为：“注意！注意！注意！看民贼的手段，宋案证据之披露”。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发表通电把有关宋案的证件全部发表。宋案内幕揭开，世人震惊。

 

此刻，袁世凯又玩起了两面派的老伎俩。他一面加强武力镇压的准备，一面进行诡辩抵赖，并在北京举行“宋教仁先生追悼会”，在舆论面前抹了两滴鳄鱼眼泪。

 

命案发生后，上海地方检察厅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赵以健康为借口拒绝到上海出庭，但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法院竟敢传讯总理，并公布政府高官与杀人犯之间密切往来的证据，确实是“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时，应桂馨乘乱越狱逃进了青岛租界。袁世凯战胜国民党起义后，应认为时机已到，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并大摇大摆地跑到北京,要求袁世凯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袁世凯如果授予他勋位，那就等于承认他是杀宋的主犯，这让袁非常头疼。1914年1月19日，应揣着袁提供的一大笔赏金，乘津埔列车南下，火车刚过杨柳青，人们就在头等车厢里发现了应桂馨的尸体。

 

赵秉钧因宋案引嫌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应的死讯传出后，天津《大公报》马上登出消息并配上评论，评论中毫无掩饰地指出：“(应)公然发电卖功，旋复大摇大摆款段入都，蛛丝马迹，宋案之底里，因不难揣测而知。”矛头直指袁世凯。赵秉钧闻说应桂馨身亡，打电话问袁世凯：“谁杀了应桂馨？”得到的回答竟是：“总统”。赵秉钧质问：“这样对待手下人，以后谁还肯替总统做事！”赵的这句话招来了杀身之祸，就在赵称病不出之时，1914年2月27日，袁世凯派医生给赵送来了药，赵吃完七窍流血而亡，死时才51岁。赵秉钧的死，使得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元凶的说法缺少了最为重要的直接证据。

 

至于在火车上杀应桂馨的两个凶手郝占一和王双喜也都不得善终。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督陕时，袁命郝赴陕听候任用，就命陆杀郝。王双喜听到郝被杀，惊悸哀痛，住在北京旅馆中发了疯，一会儿见宋向之怒目而视，一会儿又见应血淋淋的一身向他追魂索命，不久便死了。

 

京兆尹王治馨，在北京各界追悼宋教仁大会上，却说了许多欲盖弥彰的话，他以为就是替袁洗刷了。袁闻后大为光火，对王印象恶劣万分。原来王治馨也是参加刺宋案阴谋要角之一，民国3年6月，他为了500元贪赃被逮，袁立即发交步军统领看管。10月21日北京大理院宣判王死刑，并于22日执行枪毙。当时贪污横行，贿赂猖獗，区区500元不足挂齿。其实乃是袁借题发挥，杀王灭口而已。

 

洪述祖在应桂馨面前吹嘘自己能面圣，有通天之能。唐德刚说，洪述祖是袁世凯小妾的弟弟，即小国舅。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宋教仁案发后，所有凶嫌，一一殒命，唯独这个洪述祖能活到最后。洪述祖一直避居青岛，到民国6年，大家对宋案已忘得一干二净时，他认为没有问题了，才化名张皎安回到上海，却因为债务关系，被一个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当他偿清债务，请求原告撤消诉讼，从捕房里跑出来刚要上汽车时，就被年仅15岁的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的秘书）死死扭住，扭到上海法院，后来转解到北京，以主使杀人罪名于民国8年4月5日被处绞刑。他在狱中作词以自挽，挽联是：“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惹尘埃。”向例绞刑是全尸，而洪受刑时绞机忽把他的头切了下来，实在是件怪事。洪受审时，初仅判无期徒刑，上诉后改判绞刑。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在北京称帝，南方各省纷纷独立引发了混战，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一场复辟梦就像非典病毒，冬季爆发，夏季死亡；不知新冠病毒何时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