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新冠要求“民主高于科学”

关敏提要：新冠病毒的爆发以及在全球流行趋势，要求把科学研究置于民主的监控之下。

1.民主先于科学。早在公元前15世纪中叶，希腊就出现的“民主”一词，“民主”出现1000年后，古希腊才产生科学家泰勒斯，以后才慢慢产生几何学和逻辑、物理学等，可见，民主是科学之母！中世纪后期，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并非科学引起，而是税收引起的。革命后建立了民主制度，促进了科学的大发展。如英国君主立宪后，出现了牛顿科学体系。这说明，民主先于科学。

2.迷信科学的科学主义不好。54运动时期强调科学与民主，以至于出现“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思潮。把凡是科学不能认识的、认识不到的一切都归为迷信和愚昧，这是哈耶克所说的“理性自负”或科学主义。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胡适说：自清末变法维新以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对它表示轻蔑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催生了以科学为偶像的新信仰和新宗教。傅铜说：“懂不得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都在其次，认定科学、理性的权威是首要的。国人从此把‘科学’塑造为又一个迷信的对象。”

“崇尚科学”是可以的，但是把科学当成宗教肯定错了。如果科学或某种“科学结论”成为一种信仰，那么，科学前进的脚步就会被束缚住了。科学一旦成了宗教，科学创新就会被严重窒息；科学一旦成了信仰，旧有的“科学知识”就会变成顽固的偏见，科学就会演化为迷信。科学主义对欧洲的影响远小于中国，尽管欧洲产生了马克思、尼采等人反上帝，但他们的教会没有被全方位的破坏——把教堂改作他用、把教士遣散。当年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旗帜鲜明地排斥宗教，便是科学主义突出的表现。陈独秀在科玄论战时说，马列是真理是科学，我们大家只要学习接受就行了；民主必须科学化，民主必须在马列科学的框子中进行，从而走上了阶级专政之路！

3.“民主高于科学”的证明。我认为，合理思维方式应是：我（或者任何人）只掌握了部分真理，我必须合乎逻辑推导出我的结论。譬如说，“民主高于科学”这个结论，仅仅用古希腊罗马、英美法革命、……等证据来证明，依然属于不完全归纳推理，结论不一定可靠。下面我以演绎推理来证明。

我们知道：无论是古希腊民主还是古罗马的民主共和，其元规则就是“人民同意”。而“人民同意”源于人人都有的正义感，即人们常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天地良心”即天良。每个人的“天良”（正义感）推动“人民同意”建立民主性的社会。由此可得出结论：民主制源于正义感，民主的根本德性就是正义；如果人们没有正义的德性，就不可能有民主，就只能建立弱肉强食的专制体制！而科学的根本德性是正确：科学要求科学家的实验可以重复验证，即提出的结论能被验证，也就是正确了。可见，正确是科学家的根本德性。而且科学家的“正确”是在严格限定的范围内“正确”，超出其范围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譬如原子科学家能“正确”造出核弹，但核弹滥用就可能毁灭人类。这就要求科学家的“正确”品德服从人类社会的“正义”品德。

也就是说，“正义”品德高于“正确”品德。由于“正义”品德是民主社会的根本，“正确”品德是科学家的根本，所以，“正义”品德所代表的民主高于“正确”品德所代表的科学。简言之，民主比科学重要，科技必须服从人类伦理规则。若没有民主制度来控制原子弹，原子弹将是人类的末日。2018年广东诞生了一个“基因娃娃”，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最后，搞基因改造的贺医生被判刑了。据最近法院网披露：一些科研实验室内部管理混乱。有些实验室对外兜售实验的活动物，实验动物的尸体被随便处理，或者按照野生动物出售，南方医科大学就曾卖过猕猴。也有人把实验用鸡蛋（猪肉）煮了吃，“武小华博士”本人就曾查处过此事。还有人将实验室老鼠揣走当宠物等等。这很容易引起实验室的超级病毒外泄，使人类面临灭亡危机。

石正丽声称，“2019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乱吃野生动物的陋习固然应该纠正，但问题是，大规模食用野生动物的人群很多，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地区，都有野生动物交易场所。湖南贵州广西云南，比湖北，吃了更多的野生动物。为什么新冠病毒在吃野生动物较少的湖北地区爆发？2015年11月9日，国际顶级科学杂志《Nature》发表了石正丽等人的文章《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文章说，石正丽等人和美国北卡莱纳一个医学小组合作，竟然构建“嵚合病毒”“杂交病毒”“合成病毒”，让病毒进行跨种传播。就连美国的一些疾控专家都认为此举风险巨大!

2020年1月21日新浪财经发文《中科院：武汉冠状病毒有很强感染人能力》，此文披露：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人体结合的5个关键氨基酸，被换掉了4个，换掉的氨基酸不是与人体排斥，而是与人的ACE2更容易结合，毒上加毒，毒力无穷大。而且除了被替换的4个关键氨基酸，其他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与2003年出现的SARS几乎相同，这就很容易把人误导为SARS病毒而走入治疗误区。如此灭绝人性的基因替换，会是一次自然的“巧合”吗?

“钻石公主号”爆发2019新型冠状病毒群聚感染，3711名乘客与船员，174人感染。新冠病毒的爆发以及在全球流行趋势，要求把科学研究置于民主的监控之下。

凡事都由人决定。由一个人决定叫专制；由少数人决定叫寡头，寡头也专制，只是多了几个人的专制；由多数人决定叫民主。民主派说：“必须由多数决定。”精英派说，“不行。多数决是民粹的民主，是劣质民主；因为多数人是群氓，不了解效率最高的方案。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应由少数专家决定。”

其实，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科学上最优解。因为，社会不是机器，治理社会不是工程师建设桥梁、制造汽车，甚至不是企业家管理企业。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征得人们的同意。只有人们愿意接受的方案才是可行的方案，没有什么最优方案。科学决策尽管引入了科学的因素，但终究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民主的决策是由民众自下而上地就涉及自己权利和利益的问题进行选择。相对于领导人的拍脑袋决策，科学决策似乎要科学一些。但是，在社会治理领域，紧要的不是科学，而是民主。决策的正当性并不是来自正确，而是来自国民的同意。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要制定合理的法律、作出合理的决策，确实需要借助科学工具，但如果没有民主的框架，科学不能赋予决策以合法性。做什么符合公共利益只能由民主决定。因为公共利益关系着每个人的权益；在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一问题上，只能由国民及其民主机制来决定，人人平等，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代表他人的利益。至于怎么做能成功，当然借助专家的科学方法。在民主国家，科学只是工具，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体，科学研究必须置于民主的监控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