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社会问题不应全归结为制度

制度万能论有三个缺陷：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咎于制度，忽视了人性恶，残留着拜圣思维。

一，制度万能论忽视了人性恶

众所周知：道德（教育）不是万能的，但不讲道德是万万不行的；暴力不是万能，但废除国家暴力机关是不行的。同样，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至上，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法律，但他不是法制万能论者。因为法律制度首先必须是合乎人们道德良知的，即正义的法制（简称为良制），其次只有混合的共和制政体即中产阶级主导的政体才能维持良制。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强调道德和中产阶级的双重作用以保障良好的制度。而中国的一些制度论者完全排斥了道德，把制度与道德对立起来，认为：仅仅依靠制度就可以把一个社会治理好，这就陷入了片面的制度万能论。

制度万能论有一个经典故事：某寺庙有七个和尚，每天分食一大桶粥，如何公平分配是个难题。一个和尚专职分粥，容易多吃多占，换一个有名望的和尚专职分粥，结果还是一样。成立监督委员会吧，又扯皮不休，浪费时间。最后制定了一个制度，要求每人轮流值日分粥，但分粥之人只能取最后一碗。采取这个制度，保证了粥分的非常均匀。这制度使掌权者认识到，如果七个碗里的粥不一样，吃亏的是他自己。从此，和尚们都公平正义地吃上了幸福的热粥。

由于人的知识是不完备的，不可能建立起完美的制度，每个制度都有其漏洞。这个分粥制度也存在漏洞。在分粥人出现之前，炊事员在熬粥的过程中就已经多吃多占了，为了掩盖偷吃的问题，他就往粥里加开水，成了名副其实的“稀”饭，这就像批发商往白酒里掺水、三鹿公司往奶粉里掺三聚氰胺，是一回事。为堵死这一漏洞，众和尚要求分粥者早到，监视熬粥者的一举一动。但依然存在漏洞，熬粥者在取米、淘洗米的过程中，偷偷吃了一把生米或者将米私藏一部分晚上开小灶。多吃多占了，何公平之有？耶稣说：“除了上帝没有人是善良的”，基督教的“人性恶”假设是一种平等主义的人性假设，它粉碎了个人（圣王）崇拜，由此推导出：必须相互制约，才能防范掌权者做恶！诸子百家的圣人论以及愚民对大救星的期盼本身就违反“人性恶”这一前提；而且把希望放在圣人的身上造成了一边倒的个人崇拜黑暗。如果分粥者与熬粥者狼狈为奸，那么，就需要人来监管分粥者。依次类推，最终需要一个终极的监管（上帝），这个监管在人心中的表现就是道德律（十诫）。

制度决定论者忽视了“人性恶”。社会罪恶的终极原因，是不信上帝导致了人际间矛盾和冲突，是人的原罪产生了压迫剥削制度。如果人的的原罪即“人性恶”得不到控制，仅仅制度上的变革是于事无补的。和尚们在分粥的过程中，七个碗里的粥虽然一模一样，看起来很平均、很平等，但桶里最后还剩一层薄薄的粥，在大家离开后，分粥者享用了这看似少、实际上很多的粥。面对这一漏洞，大家要求最后把粥桶倒立起来，让剩余的稀饭流到碗里，再平分给大家。这么一来，平均主义实现了，和谐了一阵子，随后又出现了新问题。原来，粥的分布不均匀，上面稀薄，下面粘稠；即使把粥桶倒立起来，粘稠的粥依然附在桶底，被分粥者占有了。

七个和尚分粥摆不平的故事，被一游客听说后。他建议，解散公共食堂，施实行个人（自愿合伙）开锅造饭。此后，大锅饭分粥不公平的事情就成了历史。

可见：权力腐蚀人，能躲过的有几人？华盛顿躲过了，并以身作则成为了立国规矩，只有罗斯福恋栈，其余都因为规矩而难以越雷池。澳洲总理霍华德迷恋权力不放手，最终输了。也就是说：良制也约束不了人内心对权力贪婪，如一战后的德国民主制竟然约束不了希特勒。所以，制度万能论是错误的。事实上，暴力决定一切（吴思的暴力元规则）、金钱决定一切（金钱拜物教）、制度决定一切（制度万能论）都是错的。按照犹太教基督教回教的说法：上帝决定一切。现在许多人在网上咒骂上帝，就是否定了“上帝决定一切”。可是，他们把上帝剔除后，“决定一切”的思维公式照旧，只不过用“制度、科技”等等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二，社会问题不应全归结为制度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并不是说制度无用，而是说制定制度与执行制度的人如果不遵守道德底线，则制度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因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红灯是死的，人可以绕着走。人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而人是受观念支配的。所以，制度不是最高的，最高的应是文化体系里的价值观。因为：社会制度的思想根基是价值观，捍卫该制度的社会力量也是因为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可见，制度根基就是文化。

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原因是多方面，文化上：有信仰和价值观的原因，有思维和科技方面的原因；政治上：有制度原因也有暴力机构的原因；经济上：有财力的和所有制的原因；环境上有地理、气候因素等原因。譬如说：非洲人懒惰，显然与气候炎热有关系；我们在炎热夏天，不都是懒吗？印度佛教认为万物皆空，懒洋洋的，不爱劳动，也是炎热天气影响的结果。我关敏是反对以单一因素来解释社会问题的。

落后、邪恶等问题绝不是制度落后这单一因素的产物，更重要的原因是观念的落后！譬如说、太平洋岛屿的民族，自古以来一直人吃人，他们连文字都没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制度规定必须吃人，吃人完全习俗和观念的产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东方波斯专制根本不是政治而是野蛮，也就不存在什么政治制度。因此，太平洋岛屿的人吃人问题是不是政治制度造成的，就是一个无意义的假命题。同样，古华夏法律未规定，不把自己肉给家人吃就得坐牢！虽然朝廷对割自己肉给家人吃的行为给予奖励，但并未强迫你割自己肉给家人吃！人肉药引子完全是华人主动献出来的人肉，是文化“孝”观念的产物，与法制没有直接关系。可见，吃人肉主要是观念的产物，与制度没有直接关联！再譬如：吃中药也是观念的产物！没有法律规定：你非得吃中药不可，我们有拒绝吃中药的权利！所以，制度派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咎于制度，是错误的。

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颁布“解负令”：废除债务奴隶制，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废除贩奴贸易法》，禁止在英国本土及其殖民地蓄奴。英国于1842年占领香港时，就第一时间明令废除香港的奴隶制；但一直到1940年代，才根绝香港的奴婢制。

阻力是：当时香港绝大多数华人认为：奴婢不是奴隶，这些女子若不被卖为奴婢，只会被溺毙、饿死或被卖到妓寨，所以，他们认为，让她们到家里做奴婢就是救了她们。全港华绅商民上书港督，力陈妹仔（奴婢）制度好好好，并促政府体察民情，变通办理云云。结果，香港的总督看到华人对此陋习确是难舍难离，民情汹涌，众怒难犯，而且由于华人万口一词说妹仔制度确是拯救女性的义举，港督和越来越多英国人也慢慢被洗脑，站到华人一边去。可见，顽固地维护弱肉强食丛林陋习的是文化习俗及其等级价值观，而不是剔除丛林陋习的的英国法制。这就说明：把社会问题都归咎于制度，是错误的。

孝子董永是债务奴隶，中国富人家丫鬟是债务奴隶。英国要废黜香港的债务奴隶，华人绝不答应。可见，中国落后西方整整一个时代！鼓吹中国文化先进就是夜郎自大。制度派说：落后是制度问题，和文字无关。这是大错的。甲骨文就是邪恶愚昧的反映。甲骨文自今都不能被完全解读，解读率不到1/3，就是愚昧！汉字起初就是用来杀人的，甲骨文就是杀人的帮凶，杀了几十万人，都记录在龟甲上！这样乌七八糟的文字文化体系，还自信满满？电脑是西方创造，最初就无法用汉字！经过无数努力，才有汉字系统的电脑，这就说明：汉字是落后愚昧的文字体系。老老实实地承认落后，才能看清自己民族状况及其所携带的病毒，才可对症下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夜郎自大的民族主义！

三，制度论者存在着拜圣思维

另外，制度决定论者崇拜制度，必然会崇拜创立制度的人，这样，就会陷入个人崇拜。譬如，孔子由崇拜周礼制度到崇拜周公，彻头彻尾地践行周礼中对帝王的跪拜礼节。古人无凳子，平时席地而坐，以匍匐在地的跪拜姿势表示对他人（如长辈、长官）的敬重，后来，跪拜竟然成了会见皇帝和长官的必须的礼制！英国使臣因为拒绝向满清皇帝下跪，致使中英关系矛盾重重，最后发展为鸦片战争！

据说，泰王平时出门大多乘坐娇子或大象。后来为了证明自己是万物的主宰，他们要求驯兽师把大象驯服，让大象向国王跪拜。泰人很崇拜大象，当大象给王室行跪拜大礼的时候，泰人被镇服了，他们也像大象一样地叩拜王室，甚至比大象更虔诚地跪拜。这种动物和人一起跪拜泰王的情景，竟然在2019年5月的泰国上演了！7月28日泰王拉玛十世在其67岁的生日宴会上，把34岁的皇家卫队少将诗尼娜册封为“贵妃”。在册立仪式上，诗妮娜躺在国王的脚下，她身体卧在地板上，保持低于国王的脚，接受洒水礼。二个月后，泰国发现“贵妃”通奸又废黜了她的“贵妃”待遇，打入天牢后被“病死”。泰国的多妻、跪拜礼仪是模仿中国的；中国已废除了这些礼仪，泰国却依然疯行。这说明：未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泰国人极端墨守成规，无法与时俱进！根本原因是泰国人文化素质低，不会逻辑思维，不会独立思考，只会人云亦云随大流崇拜祖先，这样保守的社会风气必然导致传统的陋习主宰人们的大脑；泰国就只能在反复的军事政变中不断地沉沦。

反观日本，在废黜了跪拜礼节、废黜了汉方医学、改行西学和西方制度后，创造力就日益提高，日本每年都夺得诺贝尔奖。可见，文化多元化和国人思维的逻辑化，才是一个国家保持创新力的根本保证。只要有创新力，日本制度就会日益完善起来，日本已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