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东西方如何看待杀人权？

一，东西方的“杀人权”是不同的

西方人很早就确立了个人享有的权利与其所尽的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权利越大者纳税义务越大，如梭伦改革），而儒家确立了他享有的权力与他所尽的义务相反的原则（权力越大者义务越小，皇帝权力无穷大有杀人权而义务几乎为零）。

无杀人权的帝王是引路的老大。西方帝王无杀人权，只有法院才能判人死刑，现代许多西方国家还废除了死刑。希腊罗马的王是军事领袖、最高祭司和审判长。他可以被罢免，无权支配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希腊有“万王之王”之称的阿伽门农在做出决定之前，需要事先与众贵族开会协商达成协议才行，根本不可能随意杀人。

《圣经》记载希律王为杀害耶稣，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两岁以下的男童都杀尽了。然而，最终耶稣没有像赵氏孤儿那样复仇，他为所有人做了“代罪的羔羊”，为害他的人祈求神的赦免和祝福。西方信仰耶稣，滥报复会遭制裁。《基督山伯爵》的复仇，绝不伤及无辜。《赵氏孤儿》讲晋国的屠岸贾假借君主的名义杀了赵朔一家300多人；赵朔的妻子是晋国公主怀孕隐匿在宫中，生下一男孩；赵的门客（奴才）程婴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公孙杵臼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来保护赵氏孤儿。二十年后赵氏孤儿再度发动宫廷政变，杀了屠岸贾及其一家300多人。真实的历史没有《赵氏孤儿》血腥，但经过戏剧反复渲染，报仇滥杀的流氓精神就深入到了中国人的血液。《西游记》、《水浒传》，宣扬的就是流氓意识——杀人放火，报仇雪恨。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实质上是因为没有给他官做；假如给他一个官做，便什么道义都扔了。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就是气愤于弼马温的官衔太小了。看李逵如何劫法场：大斧轮开，排头砍去！那些看热闹的人就被李逵滥杀了。那个差点把武松当人肉包子吃了的孙二娘，不但人们不讨厌她，而且她是名列前茅的英雄。宋江是什么人？是一个为了朋友可以杀老婆的人。林冲又如何？为了能在梁山入伙，下山去杀人越货（好在遇到了杨志没有杀成）。

任何文明社会都无法容忍这样的野兽，他们却成了中国人敬慕的英雄！为什么有这种区别？因为西方摆脱了原始的巫术宗教进入了文明宗教时期，其标志是：以人为目的并且信仰上帝的“不许杀人”的禁令。华夏人一直沉醉在巫术的泥潭里，没有“不许杀人”的意识，在古希腊人看来，水浒英雄根本就是野蛮人。

人类绝不可为了服从统治者与长辈意志而杀人。公元前527年，僭主希庇亚斯执政，无视法律，骄奢淫逸，引起人民不满。公元前514年，两位青年因刺杀僭主失败被害，僭主希庇亚斯开始大规模地镇压政敌，成为真正的暴君。公元前510年雅典人把希庇亚斯逐出雅典。雅典人尊两位勇士为一代英雄，并塑大理石石碑像纪念。雅典法律规定：任何人杀死独裁者都无罪。

恰恰相反，中国人认为：独裁者杀死臣民天经地义。大禹王对迟到的贵族防风氏大开杀戒并吃掉其肉体。这就说明中国君主一开始就有杀人权（人肉就是杀人者的血酬）。华夏帝王的杀人权被吴思称为“合法伤害权”或暴力元规则，大理院只是皇帝的工具，不能抵制滥杀。如今吴思公然鼓吹伤害权合法（“合法伤害权”）、把乱杀无辜的暴力诡辩成正义的元规则，也就是说，皇帝的杀人权和吃人权是天经地义的。中国的整体价值观导致了巫术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其思维成果是元气论。元气论强调元气生万物，这为君主杀人吃人奠定了哲学基础：天生万物归天有，归天有就是归天的儿子即天子所有，所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一切都归王有，因此一山不容二虎、民无二王而成了独裁政治。而独裁政治就是一股力量垄断天下、强调等级、反对平等。贵贱等级有序，无疑是独裁政制的法宝。尽管孔子也讲仁者爱人，但没有任何力量能确保君王爱人，于是君王们理所当然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解释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因为《礼记.文王世子》里的孔子说：“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这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源头！所以，孔子的礼就成了专制制度的灵魂。独裁合理，吃人有理。

 二，华夏暴君有乱杀无辜权

君主制是独裁制。在这种政体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当权者滥用权力是必然的。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滥用权力，便导致杀人吃人的悲剧。

1）为了满足私欲，独裁者横征暴敛，收刮民脂民膏，敲骨吸髓，哪个王朝不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2）为了巩固统治地位，独裁者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派，屠杀批评者。历代王朝皆是靠压迫、屠杀造成恐怖，进而靠恐怖来维持政权。

3）独裁者“口含天宪”，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独断一切。任何荒谬的指令必须贯彻执行。帝王乱杀无辜，青史中随处可见。

4）“加之，由于法律只是君主的意志，君主只能按照他所懂的东西表示他的意志，结果，便需要有无数的人替君主表示意志，并且同君主一样地表示意志。”因此，形形色色的官吏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成为一个个土皇帝。对上，他们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对下，则气使颐指，飞扬跋扈。官吏成为君主意志的牺牲品，反过来，他们的意志又会去牺牲民众。历史上的贪官污吏何其多也！

君主制中，君主行使最高权力，代表国家。在没有制衡力量的条件下，国家本位便自然而然地变为君主本位。朕即国家，此乃帝王的国家哲学之通义。所谓忠君爱国，不是君在前国在后吗？当然帝王要吃人时又常扛出“国”的牌子，当做冠冕堂皇的借口。国不是大家的吗？于是，中国历史上许多冒犯了君王的人，就冤死在叛国卖国的罪名之下。

苻生(335-357年)，字长生，临渭（今甘肃秦安）人，氐族，前秦景明帝苻健三子，355-357年在位。这个自幼瞎了一只眼的21岁青年，身旁不离铁锤钢锯刀斧之类的凶器，一言不合，就亲自动手杀人。大宴群臣时，凡是不酩酊大醉的人，苻生就教弓箭手一一射死。苻生曾问他的大臣：“你看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君主？”被问的人惶恐说：“陛下是圣主。”苻生大怒：“你谄媚我呀。”处斩。再问别人，那人谨慎地回答：“陛下是仁君，只刑罚稍为重一点。”苻生同样大怒：“你诽谤我呀。”也处斩。他命宫女与男人性交，亲自率领群臣在旁观看；又命宫女与羊性交，看她能不能生下小羊。又把牛马驴羊等活活剥皮，使它们在宫殿上奔跑哀鸣；或者把人的面皮剥下，再教他表演歌舞。苻生杀的高兴时，把政府中所有的高级官员，包括宰相元帅，统统在谋反的罪名下处决。又杀掉他的妻子梁皇后，他的舅父劝他少杀，他用铁锤击碎他舅父的头顶，脑浆迸裂。苻生因只有一只眼的缘故，所以最忌讳“少”、“无”、“缺”、“伤”、“残”之类的话。有一次他问宫廷御医（太医）人参的功用，御医回答说：“虽然少少一点，力量却很大。”苻生下令把御医双眼挖掉，然后斩首。他常用的刑罚有四种：砍断双腿、拉碎胸骨、锯颈、剖腹。然而可惊的还是他颁布的一份著名的诏书，诏书上说：“我当皇帝，乃受上天之命，坐的是祖宗传下来的宝座。既然身为天下元首，自把人民当作子女一般爱护。可是我自即位以来，不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竟有人信口诽谤，归恶政府。我所杀的都是证据确凿的叛徒，数目不满一千，怎么能说残忍？街市行人，拥挤如常，怎么能说纷纷恐惧逃亡？我现在严重宣告，只要是合理合法、合正义合真理的事，我仍一本初心，全力以赴，继续负起我对国家的责任。”有杀人权的帝王是可怕的魔鬼。一个人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任何正常方法都会失效。357年苻生的堂弟苻坚率军闯入皇宫把他杀了。

中国的帝王之所以有杀人权，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曾屠杀了几名读书人及其九族，理由是他们遁入山林而不愿参加科举。在杀掉他们之后，朱元璋向国人宣布：“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我的财产，都必须服从于我的意志”。他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我统治下的读书人不愿为我服务，就是与我作对。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朱元璋认为：诛杀他人的九族都没有任何过错，可见，帝王乱杀无辜是天经地义的。

1925年6月陈源说：“洋人杀一个中国人叫杀人（犯罪了），中国皇帝杀了千万中国人却是恩典。主子可以任意杀死奴才，因为奴才的生命所有权都归主子。”在儒教的钳制下，国人在被暴君处死之际还得高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在中国的电视剧里，包拯对八贤王说：“臣罪该万死……”，这就证明：华人承认帝王有乱杀无辜权。

三，张献忠的“七杀权”源于《老子》

即使吃人者再愚蠢，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然承认吃人的，于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论便成为他们美丽的装饰。吃人者大谈礼教，标榜自己如何仁，如何爱人。中国历史上有哪个吃人的帝王如朱元璋承认自己是暴君的？他们不都是自诩为仁君，爱民如子吗？

华夏的整体性价值观，不承认个人权利的独立性，反对天赋人权，鼓吹天赋圣权。“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就是说，圣人有杀人（民）权；而且圣人的杀人权是天赋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即天有杀万物的权力，天把这个屠杀权赋给圣人了。老子把人贬为“刍狗”，“刍狗”是用了即扔的道具，有兔死狗烹、草菅人命的涵义。

在老子的教导下，国人心中只有“不仁”不义的大恨，大西皇帝张献忠干脆把“替天行道”改写成为“替天杀人”。他在成都立七杀碑，上边刻着：“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他把四川人都快杀光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张献忠是在师法自然、师法天地的名义下进行的大屠杀，因而有着无穷的“合理性”。若张献忠成功地统治了中国，他将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最伟大的“圣人”了。可见，将人民当作杂草与猪狗者，只能是暴君，何“圣”之有？“法自然”不过是把专制暴行“合法化”而已，是一种巧饰。

近代精英如梁启超、胡适者，把自己自由追求依附在《老子》的“道法自然”上，他们把“道法自然”解作“顺其自然”或所谓“自然主义”，进而断定老子是“放任主义”或“不干涉主义”。《老子》何尝主张过“放任”？区区五千言中，光是“杀”字就有好几个！《老子》73章云：“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则活。”这是宾语前置句型，即：杀勇于敢者，活勇于不敢者。谁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圣王！谁是圣王管辖对象，臣民。可见，被杀的人是臣民。因此，老子要求政府培养贪生怕死的精神。

再看《老子》第74四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奇，与“正”相对而言，就是不正。为奇者，就是犯上作难者。老子的本意是让“民”怕死。如果民不怕死，用死吓唬他们有什么用？如果老百姓贪生怕死，有人犯法，就把他们杀掉，就没有人再敢犯上作难了。全文翻译如下：“如果民不怕死，为什么要用死去威胁他们呢？如果让民经常恐惧死亡，那么，对于那些对抗统治者的人，我们把他们抓来杀死，谁还敢再聚众闹事？永远应该由专司杀人的人去杀人，而圣王不要亲自杀人。代替屠夫去杀人，就好像代替技术高超的木匠去砍木头，很少有不伤着自己手指的。”

老子的意思是：最糟糕的是老百姓不要命。如果庶民怕死，一干坏事，我们就把他杀掉，就再也没有人敢出头了。这就是“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的绑匪精神的体现。所以，老子的主张要对老百姓施行严刑峻法，而且还要施行死刑，只不过统治者不要亲自动手。这里，老子的立场鲜明，就是要折磨虐杀庶民，杀人还不让庶民知道。很重要的一点是，“吾得执而杀之”中一个“吾”字，是老子站在世袭贵族统治者立场上的明证！老子为维护奴隶主统治，竟然灭绝人性，丧尽天良，愚民杀民，与民为敌！

在老子眼里，老百姓都是坏蛋。所以，要防止民盗民乱。具体办法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是道德经第3章的话，可以说是老子的纲领。其目的就是防止智者窃国，使“智者不敢为”。这里“智者”就是民众的领袖人物，“智者”能言善辩，聚众闹事，所以，老子说“辩者不善”，“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可见，老子要杀掉这类“为奇”的“智者”，其残暴举世罕见。老子要求人们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还要求“知者不言”。这分明就是要老百姓做哑巴。而且老子要人们效法的天道正是哑巴之道。大家都成了哑巴，能聚众闹事的“智者”将寸步难行。圣王的政权就稳定得高枕无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