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部长霸占军官之妻

陈辛仁（1915-2005）是广东普宁县人，中共党员，北平中国大学学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的左翼作家，笔名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9月被委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芬兰大使。1959年回国後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外交部党委委员、北京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陈辛仁身后，曾出版43万字的《陈辛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除去革命历程外，内中有一段详细记述了自己的婚姻悲剧。

1935年他与妻子房纪在东京结婚的，男20，女17。一年后生下女儿阿英，交母亲抚养。这两个热血青年为了在革命的路上轻装前进，把刚满一个月的女儿送回老家交母亲抚养。之后一两年时间，两人或在北平、或在香港、或在上海，时聚时散。1938年夏后在新四军任职，参加敌后抗战和建立抗日根据地，房纪则到西北大后方宝鸡担任地下党的工作。组织上承诺，房纪的工作一旦能脱手，立即也可以到新四军工作。分别几个月后，陈辛仁接到薛暮桥夫妇从大后方带来的一封陌生人写的短信，说房纪很快就可以来到他的身边。陈辛仁读信后感到很奇怪，难道说房纪自己连写几个字的时间都没有吗？之后，战事倥偬，前前后后有三四年时间，上面一直说尽快发电报将房纪调到军部来工作，但一直没有兑现，其间陈辛仁还接到过房纪的四五封来信，到皖南事变后，就得不到她的消息了。

陈辛仁回忆，就在他焦虑不安的时刻，霹雳一声惊动魂魄的事情发生了。不记得哪一月哪一天了，他见到军政委饶漱石，饶突然明确地劝他“另外结婚”，并支支吾吾地说什么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陈辛仁觉得十分可笑，自己已有妻室，为什么要“另外结婚”呢？即使要“另外结婚”，又何用你来“批准”？并提出组织上不是承诺要发电报调房纪来部队工作吗？为什么还会有“另外结婚”的咄咄怪事？饶漱石嗤之以鼻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要知道，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就被人家调到他的办公室担任秘书职务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他呆呆地僵坐在一个小凳上，悲愤地问：“我不能理解，在那崇高的革命圣地，竟发生了令前线指战员寒心的恶劣行为。”就在和饶漱石谈话之后，陈辛仁收到了一份通信地址是“陕西新华书店转何凯丰交王茜”，信后面的署名是“王茜”，信的内容是简单的几句话：“别来数年，不知音讯，相见无期，请另觅伴侣，善自珍摄。”接到这封信后，陈辛仁才清楚地判断，这个改名换姓的房纪，彻底落入了隐藏在大后方的一个色狼的陷阱里。何凯丰在霸占比自己小12岁房纪的时侯，正任中宣部代理部长。不久以后，陈辛仁又得知，在抢占房纪的同时，他还凶狠地抛弃了与其同甘共苦的发妻、长征路上有名的34名女红军干部之一的廖似光，廖本人则是被凯丰命令警卫员把她给赶出家门的，也是一个悲惨的受害者。“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廖似光与凯丰也是经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26对革命夫妻(包括长征到达瓦窑堡时结婚的)之一。廖似光(1911－2004)，原名廖娇，1911年4月出生于惠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秋，她的家乡来了共产党，还是童养媳的廖娇参加了学习，1929年初她加入共青团，在共青团广东省委机关工作，此间她认识了共青团省委书记的何凯丰，1930年二人结为伴侣。1931年改名为“似光”。1933年秋，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江西后，廖似光也调往中央苏区。从上海到瑞金，需要跋山涉水，为了轻装从简，廖似光忍痛把她新生小女儿送到了国际红十字会医院，从此杳无踪迹。1934年4月，她任江西中央苏区团委巡视员，同年5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已怀孕四五个月的廖似光也被编入干部休养连参加长征。挺着大肚子行军的廖似光，由于路途过分颠簸疲劳，又缺少食物，怀孕仅7个月便早产生下一个小男孩。为不拖累队伍，廖似光把心一横，把孩子送给了当地的老百姓。这是廖似光失去的第二个孩子！西安事变后，党派她和邓颖超一起组成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武汉代表团，投入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武汉失守后，她随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一起迁往重庆。1948年8月，廖似光以“劳协”常务理事的身份出席了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随后她随大军一路南下，在1949年4月武汉三镇解放后，负责筹建武汉市总工会。1949年9月在叶剑英同志主持的“赣州会议”上，廖被任命为广州市委副书记兼市总工会筹备处主任。此后她历任广东省工业厅副厅长，华南分局工业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78年，她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一直到1988年离休。

当年的一个红小鬼，延安时期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的李耀宇，曾亲眼目睹过廖似光的愤怒与发泄。他在个人回忆录《一个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闹离婚闹出流血事件”一节中有过如下记述：凯丰的妻子廖似光长得高大健壮，杨家岭的“小鬼”，私下里喊她“穆桂英”。而王茜则身矮体胖，像武则天时代的人，细眉长眼，戴着一副金属框架眼镜，文静高雅。李耀宇书中说，作为中宣部研究员的王茜，是在凯丰身边工作，钦佩他的革命经历和学识，再加上两人有共同语言和兴趣爱好，才日久生情的。为此，凯丰与廖似光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厉害。一天，李耀宇正好看到“穆桂英”拿着一把短刀，怒气冲冲地走上杨家岭，她推开凯丰的窑洞木门，王茜和凯丰两人正在里面。凯丰问“你干啥来了?”廖似光大喊：“来杀你的，把你们俩都杀了！”说着，挥刀刺向王茜。凯丰瘦弱，也没有搏斗经验，他挺身护着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来的刀刃，“穆桂英”则抽回短刀，凯丰的手掌被割开一道长长的伤口，鲜血立刻流了出来。李耀宇回忆，后来凯丰与王茜在杨家岭结婚时，十分冷清，无人前去祝贺，王茜就这样悄悄搬进了凯丰的窑洞。等到1943年李耀宇离开中宣部到枣园时，25岁的王茜已生下了一个男孩。不过，与建国后位至广东省第四届和第五届政协副主席的廖似光相比，王茜的人生命运，显得是那么悲惨与不幸。

凯丰(1906-1955)，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1920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同王明、博古等交往很多、关系密切，后来就成为以王明为首的“28个半”和“100%的布尔什维克”之一。1934年任红九军党代表。在遵义会上，他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出席会议的，凯丰说：“毛泽东算什么？不过就是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那一套老玩意在打仗！”会后，他被撤销了所担任的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不久“改正错误”并恢复职务。1937年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七大期间，由于代表反对，凯丰落选，没进七大中委。七大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2年11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院长，1955年3月，49岁的凯丰在北京逝世。

只要权力还在，抢占别人的娇妻甚至霸占高级指战员的妻子，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菜一碟。关键在于，对于那些高级干部来说，私生活只能是小节问题。这样的潜规则，到了文革期间，才被“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一语道破，那就是“大节”与“小节”的问题，他说过，只要“大节”上是忠于毛主席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私生活上的问题，充其量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搞几个女人的“小节”而已！延安整风期间，凯丰不仅没有为自己的丑行为受到惩处，反倒成了整风运动中督促学习和检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连被他欺骗抢夺来的房纪，后来也成了骇人听闻的“抢救运动”中的一个牺牲品。

中共建国后，陈辛仁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省教育厅厅长、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副省长。1954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9月被委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芬兰大使。1959年回国后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外交部党委委员、北京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文革期间，陈辛仁从外交学院造反派为他设置的“专案组”成员中得知，房纪的结局，也十分悲惨。凯丰到了关外之后，为了另娶新欢，又像抛弃发妻一样地把房纪给遗弃了，并散布“房纪已经死亡”的谎言。不过化名王茜的房纪并没有死，此时的房纪被孤零零地抛弃在关外沈阳，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仍孤独地活了很多年。文革期间，当专案组向她问起陈辛仁的历史情况时，她两眼直视前方，旁若无人地说：“是共产党派来的吗？我准备去开党代表大会去了！”一看患者病状如此，专案组就没有再深究下去了。房纪后来患了癌症，死于1971年4月，终年才52岁，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死后是在当地居委会和邻人的帮助下，骨灰撒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凯丰抢夺陈辛仁之妻时，陈正在担任着新四军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四支队十四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等职务。就连这样高级指挥员的妻子，凯丰也敢毫无顾忌地下手，可见此人不仅色欲包天，而且权势炙人。陈辛仁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那人人崇敬的革命圣地，竟会出现披着高干外衣的色狼？这种利用职权公开非法占夺前方军人的妻室和无理抛弃原妻的恶劣行为，还不曾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这种衣冠禽兽的可耻行为，岂能让受害者容忍？哪个受害者能够容忍？他想痛哭一番，发泄重压的感伤，但此时只有愤怒的颤抖，而没有眼泪；他也想到大后方去说理，从那卑劣的魔爪中把房纪给夺回来，然而自己也知道，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去干这样的傻事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此思来想去只有无所举措地强忍着自己心神创伤的疼痛……到了今天，如重庆的司法局长文强，能利用职权威逼十多个女明星与其同眠、并强奸几名女大学生、一掷千金地给幼女“开处”等骇人听闻的丑闻……正如西谚所说，“美女与骏马永远是属于部落酋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