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泽谕吉等看中日两国反向而行

作者：关敏

提要：中日两国的重大差距是——日本善于吸收他国精华；中国善于吸收他国糟粕。日本西化思想后继有人！中国的儒化思想更是后继有人，中国的国学热就是明证。只可惜，他们与日本背道而驰。

一，当日本学习西方的时候，中国正处在野蛮的满清时代

18世纪，日本开始了学习西方文明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而同时期的中国仍陶醉于“天朝上国”之中。这使得中国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直接导致了两国的不同命运。

1754年日本医生山胁东洋首次负责解剖被处死的罪人的身体，日本首次证实了兰书的正确性，在日本医学界引起轰动，导致兰学大盛。日本兴起广泛学习西方的思潮，许多人加入基督教学习其典籍。

1774年杉田玄白翻译的《解体新书》的出版，纠正了汉医的错误，推动日本医学彻底摆脱了汉医学的纠缠，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打破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崇拜观，确立了西洋文明崇拜观；致力于兰学学习的人群队伍越来越壮大，甚至农民和村民等下层民众都拥有了学习场所——寺子屋。寺子屋的教学由醉心于西学的武士或医生们担任，学习西方文明的热潮在日本全国急速扩散。

中国自周初至清末盛行家奴制。买来的奴隶称为奴婢，主人有随意使唤、打骂转卖以至转赠之权；如无力赎身，则世代为奴。统治者根本没有保护国民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比比皆是。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对奴才可以任意殴打、赠送或出卖。奴才无处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一朝，报部自尽者，每年即达2000人。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云：“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

郑板桥的《逃荒行》反映了乾隆时代的社会悲惨画面： 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从1760年代开始，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先后爆发了贵州苗民起义（1795）、白莲教大起义（1796-1804）、博罗天地会起义（1802）和箱工起义（1813），等等。在白莲教大起义这上10年的时间里，全中国损失了1亿1千万的人口。

二，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

当19世纪日本脱亚入欧的时候，中国由于太平天国造成混战使中国丧失了2亿人口，因此中国的上层呼吁用孔孟之道收拾人心抵制西方文化的影响，目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以防止造反。以至于康有为的变法也只能打着继承孔子思想的旗帜。日本由于社会平稳，所以出现彻底抛弃孔孟之道的脱亚入欧的思想。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正式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新政。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又涌现了福泽谕吉（1834-1901）等思想家。福泽谕吉于1866至1870年间，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绍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轰动。

福泽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不在于获取先进的技术，而在于改变政治形态，使全体人民获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要意味着两点：

一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进步。这“智德”的进步，实际上便是文明开化。他在《自传》中写道：“将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比较一下来看，东洋缺乏的东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数理学，在无形的方面是独立心”。“智”就是指“数理学”，“德”则是指“独立心”，这两点构成西方文明的本质——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这两点，恰恰就是西方文明的特征。

二是人欲的解放，以人欲的扩张为文明发展的动力。他说：“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动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这种人欲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断追求的精神，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的冲动。而“人欲的解放”，则要靠“殖产兴业”。

“欧化”因势利导，这样扩张开来，就从“一身独立”，发展为“一国独立”。大学教育应培养人的独立精神，独立精神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在公私关系上，他强调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础”，这就把国家主义的理想放在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

福泽谕吉1872至1876年间出版17卷的《劝学篇》，造成了全国轰动，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在印刷出版不发达的情况下，彼时的日本人竟然差不多人手一本《劝学篇》。1872年福泽谕吉发表了《劝学篇》里的第一篇单行本《学问的旨趣》，全文开宗明义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名言，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和儒教汉学，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天下独立”。

但在之后的第二、三篇《论人与人平等》和《论国与国平等》里，福泽谕吉平等的意思才开始和英美自由主义传统合流，比如“人权平等”被定义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完全平等，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针对彼时日本人个人权利意识薄弱，在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认知上存在的弊端，福泽苦口婆心地说道“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这话现如今听起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长期奴性，听到政府就腿脚发软的日本人听起来，无异于在教唆民众去犯“颠覆国家政权罪”。

福泽谕吉等学者于1873年6月，组织了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要“以卓识高论，唤醒愚氓”。明六社因建社的1873年是明治6年而得名。明六社从1874年3月起发行《明六杂志》，共发表论文百余篇，思想新颖，颇受社会欢迎。社员还译着了20余部著作，介绍民主科学思想。明六社还每月在筑地“精养轩”举行讲演会两次，听众很多。其中的一位青年植木枝盛(1857—1892)后来就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家。1874年起，自由民权运动激烈，明治政府进行镇压。1875《明六杂志》停刊，明六社也被迫解散。

1875年福泽又发表了《文明论概略》，认为日本落后于西方国家，“全在汉学教育之罪”。福泽说：“追求欧洲文明，要先难后易，首先改革人心，接下来改变政令，最终达成有形的物质层面的改变。”也就是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看是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中国从1840年以来就走捷径，不搞文化、政治改革，只搞花架子的经济改革，结果是全民腐败，陷入了绝境。福泽提出要全面学习西洋文明（“全盘西化”），包括医学、金融、邮政、军事、选举、议会等。

福泽认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三纲五常”只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儒家的体制是个宗法家族体制，只会造成裙带政治，没有制衡体系，结果就是专制。孔学基于治与被治的专制模式上，并非万世不易的教义。而尊孔者，亟亟于求官从政，求之不得，就惶惶然如丧家犬。从权力制衡上来看，福泽认为在汉儒理论影响下，“把至尊地位和最高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左右着人心的方向。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福泽反复说明：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全盘学习西方文明。

戊戌维新失败后，张之洞在《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太荒谬。因为科学无国界，学问岂能用国家来划分？福泽不赞成中国人的“中学”“西学”的提法，认为你中国人学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国的学，何必计较是谁的学呢。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那么把中国导向文明就是一场空话。福泽于1899年初版的《自传》中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必须推翻清政府，否则，再来100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这预言了辛亥革命的合理性。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一文，全面地阐述了“脱亚入欧”的主张。他认为：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是未开化的野蛮国家，日本人和这些野蛮人在一起就会“近墨者黑”，就难免染上东亚人的坏毛病。日本要专心和欧洲的“好朋友”交往，把日本人改造成像黄皮白心的香蕉那样、具有白种人灵魂的黄种人。“脱亚入欧”口号一经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为圭臬，成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列岛上下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他的思想使促使了日本举国上下同心学习西洋文明，让日本人放弃了“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错误观点，使日本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

福泽谕吉的维新启蒙教育开展30多年后，1894年，日本就轻易击败了傲慢自大的大清国，大清无敌舰队一触即溃。日本的强大，其实就是教育的成功，是日本人素质提升的结果，这些东西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东西。日本政府通过这次决定性的战争，深深地感受到了“新教育”的好处，更坚定了“脱亚入欧”之路；甲午海战后大清国的赔款，日本全部用于日本公立中小学的建设，而不是用于“三公消费”。甲午战后10年，它又击败了“西方列强”俄国。第一次作为东方民族，居然击败了西方民族，这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结果。此战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震动，让西方人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

在福泽谕吉身后百年，又一位日裔思想家福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92年写下《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在书里他也认为，由于人类追求平等的内心动力，最终都会把不同文化的社会，推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以人类最后的历史，一定是自由民主的历史，而当人类都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也就终结了。

福泽谕吉西化思想后继有人！康有为、张之洞的儒化思想也是后继有人，目前中国兴起的国学热就是明证。只可惜，他们与日本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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