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资本与劳动不是剥削关系

一，资本与科技提高了生活水平

中国学者在丹麦发现：这里的人们生活比较悠闲，并不像很多中国人那样拼命工作，但生活水平却比中国高得多。原因是他们积累了资本。北欧国家早已建立了有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数个世纪积累下来的资本没有因为战乱和自然灾害而遭受破坏，因此，他们现在可以坐享丰富的资本积累所带来的“资本红利”，而中国刚好相反，不是中国人不努力，而是中国一直没有建立有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并且历史上频发的战乱和灾害使本来就很少的资本不断地耗减，这样，换算到每个人头上的资本数量就极其有限。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引入大量的外资是重要原因之一。 

但至今，这个道理并很多人认识到，他们还被一种错误的理论所支配，即“资本剥削劳动”，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对立的关系。

譬如灵狐说：“好比比尔.盖茨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聚集了超过500亿美元的财富。可是我们都知道，比尔.盖茨再聪明能干，他也不可能单独凭一己之力创造出如此庞大的财富，他所合法占有的这笔巨额财富中，其实是整个社会的结晶。”

他的意思是说：比尔.盖茨一己之力创造出的财富＜500亿美元，也就是说，比尔.盖茨剥削了社会大众！比尔.盖茨是“剥削者”！

比尔.盖茨成了世界首富，他的财富是“剥削”来的吗？他和他的合作者开创了微软新时代，使世界人民都受益，他的巨额财富来自他的贡献，来自全世界对他的创新价值的承认，是理应获得的份额。有人会说，盖茨“剥削”了微软公司所有雇员的“剩余价值”，那么，微软公司的员工何以受“剥削”反而以能在那里工作为骄傲的呢？

请大家注意灵狐的用词：“社会的结晶”一词是典型的马语！马说价值是劳动在商品的结晶，意在强调劳动创造价值。“社会的结晶”，由此就可以推断出是全社会创造价值。灵狐后来被迫承认说：“生活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从小接受着D化教育，谁又能真正做到完全不受马的影响？”

1817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主张“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出于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劳动”。1825年，海军军官托马斯.霍治司金发表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答辩”，即“反对资本要求，而为劳方辩护”。他认为：正如李嘉图所说，全部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则全部报酬都应归劳动者所得；眼下，地主和资本家所得到的那一份必定是纯粹的榨取物。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詹姆士.穆勒，指斥霍治司金的辩护乃是一种“疯狂的胡说”，“这种见解假使传播开去，会使文明社会覆灭，比匈奴人和鞑靼人排山倒海的泛滥还坏”。不幸的是，这种见解不仅被传播开去，而且还作成了马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财富的增值并非是劳动力单一创造的结果，“索罗残差”来自于科学技术的隐性价值，所谓隐性价值就是包含在科技成果中的价值，他们才是剩余价值之源。由于科学家发明创造成果中包含的隐性价值几乎是没有限量的，而他们取得的报酬却十分有限，所以他们的成果几乎无偿地贡献给了人类。真正受“剥削”的是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家）、爱迪生（电灯等多项发明家）、洛仑兹（电磁感应发现者）、比尔.盖茨等科学家、发明家，是他们的智慧才使得人类劳动付出很小而收获很大，没有他们的发明带来的蒸汽机、发电机、照明通讯设备以及计算机、运输机、挖掘机、自动化机床、自动化生产线以及各个领域的技术硬件和软件，单靠原始的体力劳动是不可能创造利润的，工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遑论创造什么剩余价值！

然而科学家们不仅智慧而且高尚，他们一般不计较自己被“剥削”，更不会鼓动暴力革命，况且他们的寿命很少超过百岁，即使他很悭吝，可他如何在坟墓里收取剩余价值？

二，资本与劳动是合作关系，不是剥削关系

所谓“资本剥削”，就是说老板剥削了打工者，更准确地说是“投资者”剥削了打工者。事实上，劳动者和投资者之间是合作伙伴关系，不存在剥削问题。劳动者觉得被剥削，可以走人。老板觉得被剥削，可以不再经营企业了，那么老板就不再是投资者，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他们原本用来投资的钱就会用来自己消费享受，可见投资者其实是“以降低自己的消费享受为代价，冒着血本无归的风险”拿出自己的钱来投资于生产，并且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打工者也在其中受益，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鼓励并获得回报。

剥削只存在于官僚剥夺人们投资权力的时候。比如王某投资某个行业，投资回报很高，但是官僚经过各种手段，禁止他人参与到这个行业中，因此他就可以通过不断提高产品卖价获得更高利润，剥削就产生了。由于官府剥夺了工人的自组工会权和罢工权，打工者不管到哪里打工，处处工资都低，所有人都逃不掉被剥削的命运。很多打工者还以为是所有的老板的资本在剥削他们，其实是打工者都在受官僚剥削。其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三，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劳动者真实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上的，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须以资本积累为基础。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当中，凭借银行体系和股份制等企业制度，资本积累的速度总是会快于人口增加的速度，这就意味着相对于资本，劳动变得更为稀缺，人均占有的资本数量不断提高的，相应地，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

要注意的是，资本的形成离不开企业家才能这个关键因素，单独的机器、厂房等物品不是资本，单独的劳动力也不是资本，是企业家用他独特的隐含知识，把这些物品和劳动力组合之后，物品和劳动力才成为了资本，也即它(他)们成为了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达到企业家某个目的的手段，成为了具有某种生产力的东西。可见，如一个社会消灭了企业家才能，那么也就消灭了真正的劳动，尽管他们也许看上去仍然是在“劳动”，这方面，半个世纪前“大跃进”运动中那些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提供了最为深刻的例子，那样努力的劳动，换来的却是大饥荒。可见，劳动和美好生活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该褒扬的不是“劳动”，而是对它进行恰当的配置的“企业家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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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思维”可休矣

关敏提要：民主政治是自由平等的协商、讨论和表决。因此，必须让人人都学会自由平等符合逻辑地辩论。如果说古希腊是以奥运会来普及“人人平等贵在参与”的精神，那么，今天互联网就更应该起到奥运会的作用，普及人人平等贵在参与的精神并学会合逻辑地辩论。

一，无逻辑的自然崇拜可以休矣

老子《道德经》却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反对人为的改变，主张结绳而治，越自然越好，即“纯天然”最好。这是一种无逻辑的自然崇拜。自然崇拜犯了诉诸自然的逻辑错误——诉诸自然者认为：自然生成的、天然的东西比人造品好；中医粉鼓吹：中药无效是因为药草等原材料污染了，只有纯天然的虎骨、熊胆、猪屎才会使药有效。这都是错误归纳。并非所有的自然物都比人造物好。野生的蘑菇，往往有毒；人工培养的蘑菇是无毒的。17年前，非典肺炎覆盖全国，令国人不敢出门，原因就是吃野生动物感染了非典型的肺炎病毒，以至于无可救药。最近，武汉海鲜城爆发了变异的非典肺炎，也是和经营野味有关。可见，“自然物比人工物好”的自然崇拜可以停止了，不能再鼓吹了。

庄子要求人们销毁计量工具——“掊斗折衡”，其理想是“民如野鹿”“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的母系社会。中央电视台报道：21世纪的每年春季，江苏大丰的麋鹿都要通过公开的打斗决赛出鹿王，所有的母鹿都为鹿王所有，鹿王享有优先交配权。这就使人想起儒家鼓吹的：“天下一切包括女人都属于皇帝所有，皇帝享有优先交配权”的猴王制度。可见，与道家阴阳文化相互配合只能是弱肉强食的的猴王制度。所以，通过巫术整体思维的阴阳辩证法来走向文明是缘木求鱼。

陕西文联主席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中，主人公庄之蝶为了喝到“纯天然”的牛奶，让奶农把奶牛牵到城里来，他钻到奶牛肚子下直接用嘴对着牛奶子喝。庄之蝶是庄子的信徒，崇拜自然、反科学是必然的。这样子直接吞食生鲜牛奶，是有大量有害细菌的，必须经过消毒（煮沸）才能饮用。蒙古牧民和瑞士山民，都不直接喝原奶的，他们要煮沸后才饮用的。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正是因为人类拥有了改造自然的能力。经过千万年对自然的改造，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切没有一样是“纯天然”的。

迷恋“纯天然”有许多害处。很多人都知道“发芽的土豆不能吃”，“毒蘑菇、河豚可以要人命”，“毒蛇咬人会致死”。大茶根、断肠草、鸦片、马钱子碱、尼古丁、猪屎、狗屎都是“纯天然”的，但它们都有毒，却成了中医的灵丹妙药。人们所熟知的艾滋病、“萨斯”、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就是由“纯天然”的野生动物携带的“纯天然”病毒通过某些渠道传播给了人类导致的。动植物为了生存和竞争，自身会进化出一系列的天然毒素，以免被他者吞食。它们被人食入之后，可导致慢性肝肾衰竭或者急性中毒——严重时会导致生命危险。比如马兜铃、鱼腥草破坏肾脏，是现代科学发现的。可见，自然崇拜是很荒谬的。

二，无逻辑的中国思维，害人祸己

黑格尔哀叹：“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有中国整体主义的混沌逻辑的存在。混沌逻辑把各类不相干的食材混在一起，以迷信、比附、对仗、甚至音律为取舍标准，只讲功利成败，不问是非真伪的一种含糊思想方式，其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帮派思维——小圈子利益至上，其表现形式是：亲亲为大、权力至上、金钱万能；其思维方式就是忽悠人的辩证法思维。亲亲为大要求父子相隐；权力至上要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王败寇，胜者即真理，这样华人的“理”就是王（胜者）之“理”，与西方的契约理性的“理”是两码事。金钱万能者鼓吹：有钱的王八大三辈，有钱能使鬼推磨，人没有独立性。没有独立性的人就是行尸走肉，行尸走肉的僵尸社会不可能有文明，只有打手、炮灰、刍狗和奴才。

辩证法思维就是辩证思维，实质是辩证法，辩证法通过一分为二的诡辩，贩卖就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民国以来，逻辑学在中国举步维艰，辩证法却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土壤——辩证法与传统道家思维法一脉相承。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它的数学表述是：如果A，那么非A。这种表述不被形式逻辑所允许，因为它不符合思想的秩序，并且导致社会正常秩序的崩溃。按照辩证法，人类无法设计计算机语言，也不能进行任何科学研究。

中国整体主义的混沌逻辑另一表现就是：诗性思维的类比逻辑。有人说中国人的逻辑是诗性逻辑，大家听了都很高兴；随后又有人说，中国人的思维本质是巫术思维；骂声一片。其实这两句话是同一个意思——混沌逻辑。老子的“无”、庄子的“混沌”就是混沌逻辑的哲学表达，是阴阳生殖崇拜的巫术诗性思维的产物。

诗性思维又称原始思维，意指人类儿童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其特征为主客不分，运用想象力将主观情感过渡到到客观事物上，使客观事物成为主观情感的载体，从而创造出一个心物融合的“天人合一”的主体境界。弗雷泽认为人类思维经历了“巫术一宗教一科学”三个阶段，原始思维仍停留在最低级的巫术阶段。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人的思维重心是繁殖和食物的基本需求的满足。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一书中把诗性思维的心物融合的思维方式称为“互渗律”思维。原始人认为“万物有灵论”：一切存在物、人工制品都有神秘的力量，这神秘力量可通过接触、传染、转移等活动对其他存在物产生渗透作用。互渗即相互作用，譬如：写作中的“情景交融”，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都是这种互渗式的巫术思维的产物。国人的思维就是巫术诗性思维，把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天人对应”的手段硬扯到一起。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就是把毫不相干的事硬扯到一起。这种乱比思维的特点就是跳跃式的联想，如“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种乱比思维起源于《周易》。《周易》是本算命书，算命的“比”没有任何原则约束，完全是天马行空，像说相声般的随意。当人类大脑被“算命的乱比思维”占领了后，人类唯一可靠的“形式逻辑思维”便无立足之地。譬如：《本草纲目》记载：知了声音嘹亮，所以嗓音哑了，中医让病人吃蝉蜕。其实，知了无嗓门，那是腹部抖动发出的声音，所以，吃了知了壳，也治不了病。整个中医及其文化都是臆想，没有逻辑。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没有语法学、逻辑学，都是19世纪引进的。连语法、逻辑都没有的民族，就是非理性的半野蛮民族。说什么“东方理性”，完全是自我贴金。

逻辑在中国不发展，中国语言文字难辞其咎。正如数学的发展离不开阿拉伯数字，逻辑思维离不开精确的语言。中文是一种精巧却不精确的语言。它适于作诗，不适于思考；有利于形象比喻，不利于抽象思维。一句“道可道，非常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几近天书。“中国乒乓球队谁也打不赢”，“中国足球队谁也打不赢”，两句话语法句式完全一样，意思却截然相反。由于没有逻辑从而缺乏是非标准，只能诉诸于文字游戏和阴阳五行的类比思维。但是，雄辩不等于正确，对仗不代表真理，天人感应乃无稽之谈，“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只是一种机智的比附，二者之间并无任何逻辑联系。

又如：“民主大业”这提法有问题。这就把民主类比成了敌我之间厮杀之后，民主派战胜专制派的结果。这种看法极其幼稚！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因此，必须让人人都学会自由平等符合逻辑地辩论。如果说古希腊是以奥运会来普及“人人平等贵在参与”的精神，今天互联网就更应该起到奥运会的作用，普及人人平等贵在参与的精神并学会逻辑思维的辩论，这需要我们学习研究。

诗性思维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诗歌思维导致中国人言行两极性跳跃，缺乏理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情绪跌宕起伏，行为忽左忽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