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阴阳丛林之根源

关敏提要：贪婪引起欺诈，欺诈导致专制，而专制导致了国人思维方式的落后和道德底线的缺如。因此，要消除专制，必须消除愚昧，学习逻辑，学习普世文明！

一，国人造假的历史源远流长

近年来，假疫苗、毒食品、假文章屡禁不止，假货水货泛滥。其实，国人造假的历史源远流长。据《新五代史.慕容彦超传》记载：大军阀慕容彦超就重用造假银子。宋末元初的周密在《癸辛杂识》记录，800多年前的南宋时期的汉人就已有了诸如“注水肉”之类的奸商技巧了；而且，酒、鸡、鹅、羊、鱼，甚至丝帛，各有各的造假作伪谋利之道。陋习由来已久矣。

中国人造假说谎，是文化惯性所致。孔子说，君子为了天下，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敢于做任何事，只要符合义（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说话守信用；做事要结果，这是顽固小人的行为。孟子说过：为了“义”可以不必说出真话。“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翻译：大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忠君）就行。意思是高贵者为了忠义、孝义，做人不必讲究诚信，不必履行承诺，“虚伪”成了华人的最显著特色。

孔丘主张为了维护《礼乐》所规定的“亲、尊、长”的的权威，要求国人 “作伪证”，即他所谓的“子为父隐，臣为君隐”；要求人们“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避讳就是为别人隐瞒丑事，为别人说谎。避讳是为了维护尊长的权威。由于儒家倡导避讳，中国文化成了彻头彻尾的撒谎文化，且令国人神经兮兮，荒诞离奇。“融四岁，能让梨”，“让”本来就是儒教所鼓吹的，最能体现其礼制精神的一个君子行为。但儒教的“让”不可能是“真让”，如果本性善良君子们处处真心实意地让人，就会处处让不知礼让的小人占尽便宜，最终会使小人骑在君子的头上，这岂不是乱了纲纪？为了维护乾坤纲纪，“让”只能是有分寸、有技巧的“虚让”。“虚让”使得中国人具有了一种特有的虚伪、擅长“谦辞”、说假话的本领。但是，人的尊严是永远不会从谎言中产生的。从谎言中只能产生虚骄、浮浅、扭曲以及残暴等等人类最负面的罪行。我们的民族在弥天的谎言中浸淫的太过长久，以至于迷失在非人的荒原，自外于文明世界，在专制与偏执的泥淖里不能自拔，越陷越深。华人如果不彻底放弃狡猾的为人、狡猾的心态，树立诚实信用的原则，华族就难以入围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二，中国文化的残暴性、欺诈性和愚民性集中体现兵家身上

人类进入部落时期，开始出现剩余产品。而酋长在分配财物的时候，得了大头，萌发了贪欲。贪欲是个魔，越养越大，逐渐达到以战争吞并其他部落的阶段。黄帝的统治是通过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血流飘杵”的战争实现 的。为了警告作乱者，黄帝竟把蚩尤的皮剥下来，做成箭靶；把他的头发剪下来，做成旌旗；把他的胃掏出来，做成蹴鞠；把他的骨肉剁烂，做成肉酱（马王堆帛书 《经.正乱》）。这说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并不是什么“早熟”，而是经过彩绘包装了的“吃人”文化；而且在祖先崇拜的孝文化的鼓励下无法纠偏甚至变本加厉。北宋开宝二年（969）大将王彦升生吃战俘数百人。两宋时期，军中吃战俘是普遍的现象，连岳飞也不例外，所有才有野蛮千古的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江淮之间民众相食，人肉的价钱比猪肉还便宜，1斗米要数十千钱，一个少壮男子的尸体不过15千钱；肉质还分等级， 男女老幼不等。吃人风潮席卷全社会，以至于流行用“两脚羊”来称呼人肉。齐鲁一带的汉人从山东逃到杭州，甚至把人肉做成肉干来吃，而且中医还鼓吹吃人可以延年益寿。文革时期，吃人风潮席卷广西等地。

据统计，从秦皇统一到1951年，2171年中，战乱就占了一半时间。历朝历代，都有“峰火连天”、“白骨蔽野”的记述。正是正义的缺乏，才使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准战争状态。所谓“止战”、“胜残”、“去杀”、“慎刑”一类主张，不过是缺啥吆喝啥，对好战滥杀力图矫正罢了。但吆喝终究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滥杀滥吃战俘终难止住。曹操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时，袁绍兵有八万人投降，曹操一个不留，把这八万人统统杀了。后人评价说，曹操的做法对自己有利。虽说是八万降兵，但管理成本高昂，要给他们吃喝，还要防他们造反。释放是人道的办法，但这些士兵都是袁绍的人，他们回去后，会成袁绍的跟班。也就是说，为了胜利不需要正义，唯有屠杀屠杀再屠杀，直至最后胜利。

在西方，战争目的不是杀人吃人，只要投降就行了。战俘或交换或者卖为奴隶。公元前147年罗马摧毁迦太基，城破时迦太基人战死8.5万人，残存的5万人悉卖为奴。不杀降卒是西方的通则，而在中国杀降卒却是司空见惯。秦将白起就坑杀赵降卒40万。项羽坑杀秦国降卒20万。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李鸿章就杀降卒数万，李的外国军事顾问骂李鸿章是野蛮人。

中国兵家谋略——兵不厌诈。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发达，已举世公认。据统计，古有兵书三千部，幸存者也有三四百部，真可谓举世无双。《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权 谋与暴力文化的典型遗产，已成国际显学。“兵者，诡道也”（语出《孙子》，是说要勇于装孙子）、“兵以诈立”等诡计思想，中国人奉为圭臬，在西方军事家中 也非常罕见。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庞大帝国，他鄙视诡计、不愿偷袭。老子装弱装孙子像水一样柔弱以迷惑对手的阴谋思想就是来源兵家。中国人推崇的是狡智，老 子就是中国的狡智之祖。鬼谷子主张“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即圣人、统治者可以搞阴谋诡计，愚蠢的人才张扬外露；鬼谷子还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就是说，圣人暗箱操作，所以显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见，所以可以自诩为正大光明。当今中小学课本中的“五千年文明”智慧代表之一“田忌赛马”对我们民族“不讲诚信”的野蛮国民性的影响是极大的，贻害也是深远的。

兵家多征战撕杀，残酷嗜血；兵家的目的是驯服万民，为君王卖命，自己在这过程中谋取功名利禄。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百姓的手段只能是野蛮和残酷的。“尚同”的专制源于兵家。孙子说：“使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威”（《孙子兵法.始计篇》）。中国古代的兵家驯服民众的办法就是恐怖和死亡，他们以此绑架民众，只能跟他们走到底，否则就会死的很惨。孙子在练兵时只因吴王的两个爱妃2次没依号令排好队，孙子就杀了2人，连吴王的求情也被否决。他以恐怖手段达到了威使众人的目的（杀人立威）。这种践踏人权的事情却为当代的中国人所肯定。

中国的愚民思想起源于兵家。孙子曰：“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孙子.九地》)。此后，诸子百家都强调愚民。兵家主张将广大士卒当成没头脑、任凭驱使的“群羊”，“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云：“将德（将者，于士卒不可不德）保之若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用之若土芥”。“用之若土芥”暴露了“将德”仅仅是一种手段：“将德”的目的，只在于把士卒像泥土草芥一样使用，才有一将功成万骨枯！

三，丛林社会需要原始的巫术诗性思维来助阵

中国文化的残暴性和欺诈性在顶层的表现。中国一旦改朝换代，最高统治者绝无例外要做三件事：第一件大杀功臣、忠臣，为剿除竞争对手和皇权世袭开辟道路；二是 迫害知识分子，尤其不愿为其所用、有独立政见者；三是在政权的驱动下，大造个人迷信的欺诈性谎言，使人民诚惶诚恐接受“君命授于天”的个人崇拜。专制社会充斥着统治阶级散布的谎言以掩饰其残暴。统治者都会散布两类谎言：第一类，此厮该死，那贼该杀，以此来证明使用暴力的合理合法。第二类，吾皇英明神武，泽被苍生，德播四海，真龙天子，万岁万岁万万岁，好让人民接受专制特权的合理合法。

以撒谎维持专制的统治者，往往利用原始思维方式推行愚民政策。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为愚弄人民故意强化原始思维中最原始的诗性思维，提倡原始的诗学，鼓吹“不学诗无以言”，致使国人的思维一直处在原始的巫术思维阶段。《老子》一书是初民们的巫术诗性思维的聚合物。诗性思维又称原始思维，意指人类儿童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其特征为主客不分，运用想象力将主观情感跳跃到到客观事物上，使客观事物成为主观情感的载体，从而创造出一个心物融合的“天人合一”的主体境界。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就是把毫不相干的事硬扯到一起。这种乱比思维起源于《周易》。《周易》是本算命书，算命的“比”没有任何原则约束，完全是天马行空，像说相声般的随意。当人类大脑被“算命的乱比思维”占领了后，人类唯一可靠的“形式逻辑思维”便在华夏无立足之地。

巫术诗性思维使国人热爱老子的说教，《老子》使国人成了初婴。心理学家说：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年龄，没有超过1岁，还停留在口欲期；其最有力证据，就是中国的吃文化非常之发达（“为腹不为目”乃老子指示）。武志红说；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年龄，没超过6个月。这些当代中国人还是比2千年前的老子高估了中国人。

老子说，中国人心理年龄应为0。《道德经》第55章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翻译：道德涵养浑厚的人，就好比刚生的婴儿。毒虫不螫咬他，猛兽不伤害他，凶恶的鸟不搏击他。婴儿的筋骨柔弱，但拳头却握得很牢固。他虽然不知道男女的交合之事，但他的小生殖器却勃然举起，这是因为精气充沛的缘故。

老子的目的是要人们复归于初婴。“赤子”最早是老子所用的比喻。孔颖达疏：“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原来婴儿刚生下来的时候是赤色的，故称“赤子”。赤子之心形容人的心地善良、纯洁。老子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像刚出生的初婴一样，不争斗、不夺权。

老子的这段话是诗经的改写版。《诗·大雅·生民》说：姜原用自己的脚踏进巨人的足迹里，就怀孕了。后来生下一个没爹的孩子，便将他丢在小巷里，牛羊乳他不死。将他丢在树木间，伐木工救了他。将他丢在寒冰里，鸟翼覆盖温暖他。水鸟飞开时，后稷哇哇哭。哭声长又大，人们终于觉察到，小男孩不是普通人，于是把他抱回来，他就是周人的酋长后稷。由此可见，老子的赤子之心不仅有不争斗、不夺权的涵义，还有期盼大救星的涵义。大救星就是圣人，是与愚民相对的。哪里有愚民，哪里就有圣人！哪里有愚昧，哪里就有专制！贪婪引起欺诈，愚昧的社会让欺诈成功从而导致了专制，充满了巫术的华夏文化都以撒谎为基础的，导致了国人思维方式的落后和道德底线的缺如，形成了恶性循环。

所以，国人的思维是原始的形象思维。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每个字都是独立的互不联系的个体，是一个完整的形象，字与字之间没有逻辑联系；概念词汇是近代以来从外面引进的。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离不开直观形象思维，是没有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种群。

整体主义的巫术形象思维的特点是模糊性——概念模糊、判断含糊，对事物的认识必然混沌，很难清晰地认知世界。概念模糊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和诡辩术留下空隙，也不可能讨论清楚任何问题。

一切清晰的思维都是从概念的定义出发的。概念与概念联系形成判断，判断与判断联系形成推理，然后形成论文。所以逻辑思维又叫做“概念思维”。所以，讨论问题首先得厘清概念，否则的话，就会引起歧义、出现牛唇不对马嘴，或鸡同鸭讲、无法交流。如果对概念没个界定，讨论问题就会沦为诡辩。譬如：马克思对劳动、劳动力没有给出定义，难以置信。马在《哥达纲领批判》说：“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只不过是能产生预期效果的劳动。”马的“有益的劳动”定义，没有客观标准，只有“预期效果”的主观标准。一切经过精心筹划盗窃者、贪赃枉法者、图财害命者、撬门掠夺者……也都或多或少“劳动”了的，当他们的图谋得逞时，都达到了“预期效果”，也算‘有益的’劳动？有的科研活动需要上百次、甚至更多的实验才得成功，此前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也都是无益的劳动？

不下定义就是反逻辑。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过：“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3页）。“讨论问题不能从定义出发。”反对下定义就是要使概念模糊化，概念越模糊就越容易让辩证法的诡辩得逞。所以，辩证法反对下定义。而下定义是是逻辑化的开始。所以，辩证法反对下定义，就是反对逻辑学。1942年春中宣部代部长凯丰在《解放日报》发表《如何打破教条主义的学习》的文章。他说：“过去我们的学习方法，受教条主义熏染太深，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习惯太多”，辩证法不够……毛还是撤了他的职，以胡乔木代替了凯丰，开始延安尚同运动。

辩证法轻视概念不可能对范畴产生兴趣，也不可能上升为抽象的逻辑思维。如同一位老巫师对三位考生的打卦问卜，却是一言不发地只伸出一根手指头以示天机，这“一根”手指的模糊概念含糊着所有判断：可判断为三人中只有“一人”考中或落榜，也可判断为三人“一同”考中或落榜。老巫师“设计”的模糊概念导至的含糊判断，等于是“无”判断，可三位考生却被设计师愚弄得五体投地，没有一个不磕头烧钱称其老神仙。

四，中国文化丛林性的原因是不信正义的上帝

老子完全不信任人的语言。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只要你说出来，就不是“常道”。中国人的真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这实质上是否定了一切，否定了上帝之道——逻辑与正义；否定了真理、真相、真实与真话，也就是说：人们说出来的话全是“假、大、空”，所谓“人心隔肚皮”，“逢人不可说真话”。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处在老子断定的“智慧出，有大伪”的社会。

可是老子对付虚伪办法却是“大伪”。《老子·三十六章》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也就是说，你要想让对方收敛，就先让他张扬；你要想让对方削弱，就先让他加强；你要想废除对方，就先让他兴起；你要想剥夺对方，就先暂且给予。总之，必须先让对方扩张（张之）、强势（强之）、兴起（兴之）、得到（与之），然后才能收敛、削弱、废除、夺取。这，难道不是“大伪”？

老子的传人韩非在《说难》中举例：郑武公想打胡国，就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胡君，以麻痹对方。郑武公问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说：“胡可伐。”武公说：“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武公佯怒而杀关其思。胡君闻之，视郑为至亲，遂不防备郑国。此时，郑国突然袭胡，把胡灭亡了。 这就是老子“欲取先与”的思想，却是以牺牲、践踏个人生命权利为代价的。可以随意践踏他人生命的古代，必然谎言流行。

老子的阴柔之术，上行下效，祸延两千年而不绝。老子反道德的邪恶思想和说谎话耍阴谋的手法已经成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