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鄙视民意的儒家

1．孔子尊重民意吗？

由于儒家最主张森严的等级制，而等级制的实质是尊上卑下，即尊崇圣王、君子，卑视小民。儒家认为上“智”下“愚”，民就是“下”、“草”，孔子只会把“愚蠢”的民意当放屁。

《论语》中记录了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孔子的话表明：100%的“乡人皆好之” ，不如乡人之中部分人——善者好之。也就是说，100%的乡人＜部分乡人。可见，孔子鼓吹的是部分高于整体、圣人高于群众。连“天必从之”的“民之所欲”，孔子都要打个大问号。可见，孔子根本不敬畏天，是个骗子。

孔子这段话是典型的善恶（阴阳、阶级）斗争二元论，即：好人喜欢的，就是好的；不好的人反对的，就是我们应该拥护的。这和毛泽东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是一回事。

孔子的政治目标是独裁：“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不议国政）”。连议论权都不给老百姓，儒家怎么能知道民众的所思所想，怎么可能能重视民意？

《尚书》和《周礼》记载：西周时的庶人不但议政，还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尚书.洪范》)，这一习俗直到春秋时代。《左传》鲁襄公31年云：“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这是庶人议政之例。国人作为宗族中的基本力量，往往在战事或夺权斗争中有很大的分量，所以，统治者在做大事前会对其进行一些咨询。这种咨询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国人处在被咨询的地位，更谈不上如“公民大会”这样正式的权力机构。“商周时期的‘询万民’和‘朝国人’只是君主和诸侯为形成自己的意见从而做出决断而采取的一种咨询方式，有时甚至只是向下属和臣民贯彻自己的决策的一种布政方式。在商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国人’或‘万民’成为社会的一个权力点的任何制度”(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左传》鲁定公八年云：“卫侯欲叛晋……公朝国人，使贾(王孙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王伐我，病何如矣？’皆曰：‘晋王伐我，犹可以战’，乃叛晋”。这是以庶人为主体的国人参与国家大政决策之例。可见，“庶人不议”是孔子的主张，他连周礼中庶人议政的“亲民秀”都取消了。其实，天下有道，恰好是庶人议论多；庶人不议，则显示了人民遭受着极为严厉的压制，表明了天下无道使庶人不能议政。庶人们鸦雀无声，特权阶级就洪福齐天了。这显然就是孔子的腐朽的等级制度思想所致。

孔子（前551-前479）的核心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思不出其位”，不得僭越。孔子把个体提出不同政见的社会看成了一个混乱不堪的社会。这与民主政治完全背道而驰的：在民主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必然的理由被束缚于某一个特定的位置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到世界性的事务当中，提出他自己的思考与议案。

孔子认为：人天生为不平等的道德个体，有些人天生就是圣人，命中注定就该是享受荣华富贵的，这是他们的道德换来的。德配天地，富有四海，永享祭祀。这是天命，民众只应该服从，听从圣人的道德教化，而不能冒犯圣人的威严，不能议论圣人的言行。

“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政不在大夫，…则庶人不议”。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应控制政府，这阻止了贵族议会共和制的产生；百姓不议论政治，这阻止了“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的可能。康有为说“不”字系误植，必须删去，成了“政在大夫”、“庶人可议”，可见搞康有为也不同意孔子的君主独裁政治的主张。

鲁迅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莫谈国事’，是做小民的本分。有学者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

孔子反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从心灵上桎梏人。他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不在一定的官位，就不能考虑那个位置的政务。也就是说，上级能考虑的，下级不能考虑。没有官位的人，就毫无政治权利了！政治权利的层层递减，到了人民那里就丝毫没有。每个人只能考虑自己分内事，纵使有绝顶的才智，也必须“思不出其位”。唐宪宗元和十年，宰相被暗杀；白居易上书坚请捕捉刺客，权贵以其越职言事为由，贬他为江州司马，从此，白居易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而苏轼也是因干预“王安石变法”开始倒霉的。

孔子把“越位”议政看成最大的罪；他最憎恨“庶人议政”，他害怕百姓议政危害了他精心维护的等级特权制度。“莫谈国事”的传统来自于“庶人不议”的权力蛮横，剥夺了民间的参与权利，必然使政治为一小撮当权者所垄断，公权力成了权贵们牟取私利的特权。

孔子强调以礼教民，“齐之以礼。”孔子要求人们都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礼制；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没有非分之想，天下就太平了。人们的衣着服饰、言谈举止、思想感情，无一不被等级格式化。从认识论方面考察，孔子主张以礼为标准对各种事物进行规定。他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凡不符合礼制规定的，就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更不能动，当然也不能想；人们只需要盲目地跟从礼仪习俗，重复着一套一套的陈旧模式。从认识论上看，礼绝不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而应是认识的对象，它本身正确与否应属于认识的问题。把礼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只能教人盲目随俗，教人承认现实的即是合理的，因此只有窒息作用，决不会给人以启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作为教条使无数人在思想上做了特权者的奴隶。到了现代，演变成“非令不敢视，非令不敢听，非令不敢言，非令不敢动”。例如：谢静宜对即将进宫的芦荻交代了纪律：一、不该问的不问；二、不该听的你别去听；三、不该看的你不要看，四、不该说的你别说。这四不，你要牢牢地记住，这是纪律。这等于告诉你：你完全是在党的控制之下，凡是党不让你做的，你就不能做；凡是党不让你说的，你就不能说；凡是党不让你看的，你就不能看。这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全面专政”啊。

2．孟子尊重民意吗？

东海一枭说：孟子强调尊重民意。“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梁惠王下》）这是他与齐宣王之间的一段对话，要求君主在进行政治决策时要参考、听从民意。

批判：孟子不过是把孔子所说的“乡人”换成了国人而已；孟子不学无术、答非所问：“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对曰：“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至于才与不才的标准他没有说，为什么不说？这是为了君王好根据己意和儒意来独裁！如果把才与不才的标准说清楚了，那就不好随意独裁了。孔子反对铸刑鼎是同样的道理!

“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连大夫即高级官员的话都不要听，这不是独裁是什么？当所有的“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也就是说，当99%的国人曰不可时都可以置之不理，这岂不是独裁？当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通过独立的元老院和独立的公民大会来监督执政官[国王]时，中国的儒家们希望君主听到了全国人民的呼声后再去调查，万一君主整天花天酒地，听不到全国人民的呼声，那么，人民只有无穷无尽的苦难了。

只有当100%的国人“皆曰不可”时才受理，这样慢吞吞的监督，有何效率可言？而且还得等到君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如果君王看不见，那不是贪官污吏要横行天下吗？

100%的国人皆曰不可了，就应该把那人放弃掉，还察什么呢？可孟子还要王“察之”，可见，孟子瞧不起老百姓的意见，是鄙视民意，何尊重民意之有？孟子要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也就是说若王考察后觉得“可焉”，民意是可以否定的，那人可以不去。可见，孟子心目中的“王”是超越民之上的“神”，专制独裁是完全合理的。

“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可见，一个人要被国君所用，比登天还难！所有的国人怎么会知道某人确实贤？“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所有的国人皆曰的可能性极小，这样，一个大臣就可以永远当下去了！可见，孟子是在为特权阶级谋利益。“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推卸杀人责任，缺乏担当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