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袁世凯刺宋旨在灭议会制

一，五毒俱全的袁世凯统治术

1.收买和控制报刊是袁世凯的惯技。

应夔丞（1863-1914），又名应桂馨，浙江鄞县人。原为上海流氓帮会头目，辛亥革命时攀附同盟会，曾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科长。1912年元旦，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奉陈其美之命组织卫队保护孙文上任，随后任临时政府庶务科长，因贪污伙食费被革职。后赴北京商榷改组共进会，与洪述祖互相勾结。在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疏通和安排下，袁世凯、赵秉钧先后接见他，冀图利用共进会制约国民党。为此，赵秉钧还给了他密电码和五万元经费；江苏民政长程德全则委任他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并每月由中央政府补助两千元。

1913年2月，已被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收买的黑社会头目应夔臣（即稍后暗杀宋教仁的组织者），极力主张纠正《临时约法》的偏颇，宪法中应该规定大总统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这本来是光明正大的政治主张，但为了“令选举最占优势的国民党报馆，鼓吹斯旨”，他竟用巨款收买《民强》报的王博谦、章佩乙。看看这两位文人给应夔臣的信吧： 

“夔公伟鉴：昨日承赐款，感感。惟区区七百元，撒手即空……前晚所商之二百元，万乞惠下……书到后，即希宠锡三百元……”应夔臣的批语是：“上海民报已照拨百元，二年二月三日，饬员照送。” 

“夔公大鉴：前晚畅领大教，快何如之。所谈宪法上改革条件，晤洪君（洪述祖）商定，已遵命属笔于今日本报登出半篇矣……无论如何，终须惠假我一千五百元，俾得维持过去。公我党伟人，既有志于建设事业，区区言论机关，想无不鼎力维持也。”漫天要价，落地还钱。应夔臣大笔一挥：“为国会事已照拨八百元。此批。”

应夔臣摆出一副主子的架势，掷下要价的一半，乞求者就乖乖地任其驱使了。双方的灵魂都暴晒在纸上。 

这两位老兄同时求助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在应夔臣批复三天后，远在北京的洪述祖也有回音了： “对于《民强》允月协五百元，先发四个月，顷已电博谦来取矣，免汇兑张扬也。”

一场秘密交易，这家原属国民党的报纸臣服袁世凯了。 

  

2.暗杀是袁世凯政治运作常用手段吗，最耸人听闻的是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 

宋教仁（1882-1913）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是民国政坛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袁世凯想要独裁的最大障碍。袁世凯曾告诉杨度：“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 袁世凯深深感到宋教仁和国民党对他的威胁，便派人给宋教仁送去西装和交通银行50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把礼物退回去了。袁世凯曾表示可以让宋教仁出任国务总理，条件是放弃责任内阁制，但宋教仁坚辞不就，必欲通过堂堂正正的竞争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

不久传来国民党初选告捷的消息：国民党共取得参众两院392个议席，占总议席的45%，高居榜首。宋教仁兴奋异常，以为谋求政党政治的理想即将实现，遂打算绕道沪、宁返京，准备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在上海期间，他甚至考虑推“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正式大总统，以便将权力一手抓到国民党手中。

1913年3月中旬，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是的急电。有人嘱咐他小心，他坦言道：“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宿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党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另有友人发来密函：“先生在南京时即有人潜随其后，欲图行刺。先生还是谨慎为好。”宋教仁仍夷然处之。他哪知道，一双恶毒的手已向他伸来。1913年3月20日，民国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被人暗杀了，时年仅32岁。这给国民党带来了巨大损失，眼看着可以依靠民主选举的方式制约袁世凯，可是主将突然毙命。

与此同时，租界巡捕房对此案也非常重视，悬赏提供线索者，加紧侦破。很快，两个名字慢慢浮出水面：武士英、应桂馨。警方逮捕应桂馨，从他家中搜出五响手枪一把，尚存子弹两颗，与案发时车站拾到的弹壳同式。他们还意外地抓住了在应家等着领取赏金的直接凶手武士英。 

二，主谋是国民党的陈其美、黄兴或孙中山吗？ 

袁伟时以国民党、袁世凯都搞暗杀，因此说宋案是糊涂账，很可能是国民党干的，这有点无耻。

同盟会在清朝末年为推动革命，黄兴、秋瑾、蔡元培、陈独秀、汪精卫都成立个暗杀团，汪精卫因暗杀摄政王而被判处无期徒刑。袁伟时说孙中山暗杀了邓铿，邓铿因为与陈炯明关系密切而被杀，而陈炯明也攻打过孙中山的“总统府”，说明他们在相互谋杀！

孙中山与宋教仁即使有矛盾，也绝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宋教仁领导国民党，依然尊孙中山为党魁。宋教仁出任国家总理后，完全可以把国民党党务交给孙中山，可见，他们不可能有仇杀的动机。何况，宋死的时候，孙中山不在中国。

有人说：孙中山杀宋教仁，就是为了发动二次革命！胡说八道！孙中山若有一呼百应的能力，大家都听他的，他绝不会把总统让给给袁世凯，也用不着二次革命！其实，1913年5月，进步党人就要二次革命，却被国民党出卖了。1913年5月，当第一批反袁世凯的力量准备起义的时候，国民党出卖了由共进会和工党组成的起义队伍。在陈其美的告密后，严阵以待的袁世凯军队轻易地消灭了进攻制造局的起义军，残余的人并不知道是国民党人的出卖，反而逃到了国民党人李烈钧控制的江西寻求庇护。李烈钧将这十几个人全部送给了袁世凯，徐企文、柳人环等在酷刑之后全部遇害。在以文人为主的进步党和以帮会和部分实权人物组成的国民党之间，袁世凯显然知道谁是最大的危险。

国民党送给袁世凯的礼物没有让他领情，很快袁世凯和国民党人决裂。袁世凯授意手下制造出“女子暗杀团团长”周予儆的迷雾。周予儆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说是奉“血光团团长”黄兴之命，来京进行政治谋杀，北京法院也要票传黄兴。袁的嫡系报纸《北京国报》公然用大字标题“伟人造反”，说湖北季雨霖谋反是黄兴主使。“血光团”一词迅速在全国传开，黄兴成了令人害怕的“恐怖组织”的头子。袁世凯打着如意算盘，认为黄兴不会接招。只要黄兴不来北京，他便可以授意手下造出各种谣言，继续缉拿“血光团”成员。黄兴一眼看穿这是个阴谋，立刻表示亲自到案。袁世凯生怕露出马脚，慌忙将周予儆遣送出洋，此后不敢再提“血光团”之事。

5月15日袁取消黄兴陆军的上将资格。5月21日，袁对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等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秘书长梁士诒觉得话说得太绝，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不以为然，对曾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这等于是直接向国民党宣战。而国民党面对这样的侮辱，还是希望和平解决。汪精卫、蔡元培于6月2日向袁世凯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而袁世凯还是断然拒绝了这样的要求。可见，宋案之后，国民党曾作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持和平，但终于在袁世凯的逼迫之下不得走上了战争之路。袁收卖海军，进占九江、上海制造局等要地，最后悍然免去国民党三督。袁世凯挑起内乱，李烈钧一周后才自卫抗暴。至此，国民党高层意见才统一，终于决定起兵，但袁世凯此时准备已经充分，仓促起兵也随之仓促失败，反而给了袁世凯以后惩办国民党的借口。国民党人被迫于7月发动了二次革命，结果丧失了自己的大部势力。事实证明，孙中山没有一呼百应能力，说他暗杀自己人来发动二次革命，完全是胡说八道。宋教仁、黄兴是孙中山左右手，他杀了自己手臂，能发动革命，天方夜谭！这好比说，刘备杀了关羽、张飞就，能称王称霸，荒谬绝伦！

说黄兴是主谋，是袁世凯提出的。据章士钊回忆：“宋案发，遁初遗电到府，吾方与袁会食……语次，竟以宋案凶手归克强，执先一日同孚路黄寓议事，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余大忿，不对而出。”章士钊的岳父吴长庆是提拔袁世凯的恩公。辛亥革命后，章士钊常出入总统府，袁伟时认为这个回忆是可靠的。袁伟时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黄兴有当总理的雄心。

袁伟时说黄兴不可能杀宋，很可能是陈其美。袁伟时推论说：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杀死了陶成章，有前科。宋教仁得罪了陈其美，陈其美亦有当总理的意图。宋案办理过程中，凶手武士英在狱中被毒死，应夔臣越狱。而此时上海首长是陈其美。袁伟时断定：应夔臣与国民党和陈其美的关系显然更为密切，因此含糊地指控陈其美杀宋。

显然，这是胡说八道！陈其美想当总理和宋教仁当总理并不矛盾。宋教仁当总理后，到其下台后完全可以选陈其美做继任总理人选。陈其美在宋案发生时已不是上海都督了。1912年7月，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一职被袁世凯踢了。武士英被毒死，平民陈其美管不了。如果是陈其美自作主张与应桂馨合谋暗杀了宋教仁，他为什么在1913年7月二次革命的时候，没有杀人灭口：一片混乱之时，值日高级副官周南陔向陈其美请示，说刺宋要犯应桂馨，此时还关押在城里地方监狱中，现在是将他带到闸北军中，还是就在此时把他给枪毙了？陈其美表示：‘不必，此案既归司法办理，应由司法处理。我辈向来责备袁世凯违法，现在不能自蹈其咎”（见“周南陔口述”中国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68号）。他完全可以利用二次革命时的混乱局势神不知鬼不觉的除去应桂馨，这样灭了应桂馨的口对自己岂不更好？事实是：应桂馨从监狱逃出后公然到北京向袁世凯要钱要勋位，袁世凯竟然不敢抓他进行公开审判把宋案查过水落石出，这就充分说明袁世凯是幕后黑手！

三，罪魁祸首袁世凯 

既然袁世凯污蔑黄兴是暗杀宋教仁的主谋，污蔑者必然是用替罪羊来掩饰自己暗杀宋的罪恶！宋入殓时，吊唁者不绝于途。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尚未回国便发出急电，“望党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谋昭雪”。黄兴、陈其美积极与各方联络，并致函公共租界的总巡捕英国人卜罗斯，悬赏万元，缉拿凶犯。4月13日上午，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张园举行约二万人的追悼宋教仁大会。居正宣布主席黄兴因病缺席，由陈其美代理主席。黄兴在送来的挽联中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警方搜查应桂馨家的最大收获是查出一箱电报和信件。这些电报信件表明，此案与赵秉钧、洪述祖二人有关。赵秉钧，时任国务总理；洪述祖，国务秘书。二人均是北京政府的核心人物、袁世凯的心腹。连袁世凯在回复革命元老谭人凤的电报中也不能不承认：“自三月十三日应致洪函，有若不去宋云云，寓有造意谋害之点，嗣后各函电，相承一气，确与宋案有关，是主谋暗杀者，已可概见。”袁世凯说的三月十三日应夔臣致洪述祖函件，原文非常露骨：“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第二天，应夔臣又发密电给洪述祖：“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四天后（18日）洪述祖答复应夔臣：“寒（14日）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3月20日晚上10点40多分刺杀成功，两个半小时后（21日凌晨2点10分），应夔臣发电报向洪述祖报告：“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21日9点20分再次发报：“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

洪述祖是这一罪案的直接指使者，证据确凿，无可抵赖。案发后，洪述祖立即潜逃青岛，依靠租界特权逍遥法外，同时发表声明为自己辩护： 

有关信件和电报提及国务总理赵秉钧和袁世凯的内容，是恐怕自己“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把袁氏、赵氏的问题揽在自己身上。赵秉钧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发表通电为自己辩解：自己和应夔臣的关系，只是“应夔臣情愿效力自赎，并担任解散共进会及武汉党徒”，应夔臣和洪述祖函电中涉及袁世凯和自己部分，洪述祖从未呈阅。

经过七次预审，4月16日、17日，租界当局终于将应、武二犯引渡给上海的中国司法当局。在黄兴、陈其美等人坚持下，上海地方法庭决定25日开庭公开审理此案。武士英与应桂馨似乎已达成默契，一口咬定，宋教仁被杀是武士英一人所为，与旁人无关。可是，就在法庭公开审理的前一天，武士英在严密监护下突然中毒身亡。

此时，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孙中山彻底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意识到法律已毫无作用，必须以武力夺取政权。但以黄兴为首的大多数人仍坚持主张公布证据，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强有力的证据聚集起来，足以使刺宋一案水落石出。然而，不仅最大的策划人袁世凯高枕无忧，与此案有关的策划者都被庇护起来。上海地方检察厅组织特别法庭，1913年5月8日票传赵秉钧到案受审。赵秉钧以特别法庭未经司法总长许可为由，拒绝到案。不过，由于全国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辞职，暂避风头。

“二次革命”发生的时候，关押在上海监狱的应桂馨被一批流氓乘混乱之际劫狱救出，躲入青岛租界。应桂馨与洪述祖再次合谋后，得意洋洋地前往北京领赏——50万元和一个二等勋。可是，袁只是派人送来2万元。一看自己被耍了，应当场与来人争吵起来。当天晚上，便有侦探到应的住宅行刺，他正好外出，侥幸逃脱暗害。1914年1月19日，他离开北京，乘快车去天津。但终究没有逃脱袁世凯的毒手，在火车上被京畿执法处侦探郝占一和王双喜用电刀刺死。

郝占一和王双喜也未得善终。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督陕时，袁世凯命郝赴陕听候任用，就命陆杀郝。王双喜听到郝被杀，惊悸哀痛，住在北京旅馆中发了疯，一会儿见宋向之怒目而视，一会儿又见应血淋淋的一身向他追魂索命，不久便死了。

赵秉钧得知应桂馨的下场后，表露出对袁世凯的不满情绪。袁世凯不动声色，明里提拔他兼任直隶民政厅长，暗地里却派人暗杀。1914年2月27日，赵秉钧在天津督署中毒身亡。

京兆尹王治馨，在北京各界追悼宋教仁大会上，说“去年应桂馨到了北京，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总理曾向总统请示过，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暗杀决不是个手段，所以不予同意，由此可见宋案与总统和总理都无关，完全是应桂馨和洪述祖搞的。”他的这番解释，简直是欲盖弥彰，气得袁世凯跺脚，赵秉钧扔茶碗。原来王治馨也是参加刺宋案阴谋要角之一，民国3年6月，他为了500元贪赃被逮，袁立即发交步军统领看管。10月21日北京大理院宣判王死刑，并于22日执行枪毙。当时贪污横行，贿赂猖獗，区区500元实在不算一件什么事，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其实乃是袁借题发挥，杀王灭口而已。

袁世凯为避罪，暗杀了赵秉钧、王治馨、应桂馨、武士英灭口。唯对洪述祖开恩，送了一笔钱后让其离开北京。唐德刚说，洪述祖是袁世凯小妾的弟弟，即小国舅。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宋教仁案发后，所有凶嫌，一一殒命，唯独这个洪述祖能活到最后。洪述祖人称“洪杀胚”，早年在台湾胡作非为，辛亥革命时在上海和应桂馨一块，后来被赵秉钧延揽为内务部秘书。实际上洪是受袁世凯指挥的密探头子，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1913年初，洪述祖找到其上海滩旧友、青帮成员、江苏驻沪巡查长应桂馨。应桂馨又在得到"事成之后，奖现金50万元，授二等功勋"的许诺后，物色了兵痞出身的武士英做为杀手，于1913年3月20日刺宋，3月22日，宋不治理身亡。

洪述祖是刺宋案的直接指使者，证据确凿，无可抵赖。案发后，洪述祖立即潜逃青岛，德国的胶州总督把他扣押起来，袁世凯公然派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到青岛交涉，要求引渡。德国总督同意引渡后，洪就等于获释。5月3日洪公然在青岛发表通电，极力吹嘘他协助唐绍仪完成南京议和，建立共和的功劳，痛骂宋教仁“借政党内容之名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1916年洪述祖在青岛骗了一笔钱，化名逃到上海租界，被一个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1917年4月3日当他偿清了债务，从捕房里跑出来刚要上汽车时，就被年仅15岁的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的秘书）死死扭住，扭到上海法院，1918年3月移交京师地方司法部门审理，1919年3月由大理院刑事第一庭判处判为无期徒刑。洪述祖不服上诉。4月初被被判绞毙。1919年4月15日，洪述祖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分监受刑，这是中华民国第一次使用绞刑。因身体太重，竟在绞索上坠为两段。他临死前还一个劲地哀号：“我是奉大总统之命呀。”

四，袁杀宋就是为了消灭议会制度

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外的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宣布辞职。

袁杀了宋就是为了能当实权总统。否则，根据宋教仁制定的《临时约法》，袁世凯就似新加坡总统、印度总统和德国总统之类的虚拟总统。袁世凯恨宋不接收他的收买，更恨宋要实践《临时约法》，使自己成为虚拟总统。

1913年3月杀宋的目的就是杀一儆百，看哪个议员敢于制约总统？4月国会正式开幕，7月袁世凯以军队消灭了国民党军人起义。袁世凯再次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没有剥夺议员资格的权力，更无权解散国会。1913年8月6、8、16日他先后下令解散江西、广东和湖南省议会；8月27日，下令逮捕8名议员。这些行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完全是越权枉法的举措。藉口是这些省的议会支持“二次革命”。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先制定宪法，然后根据宪法精神再选举总统，是国家走上法治轨道。这与袁世凯意志相背。先选总统并成立政府，后制订宪法，此决非一单纯之顺序错置问题。潘恩指出，宪法必须先于政府由人民制订，否则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干预制宪，谋取“私利”。潘恩的话不幸在中国得到验证。

8月5日，黎元洪会同各省都督、民政长通电要求“先选总统，后定宪法”。8月22日，袁世凯买通外国使节，法德比俄等国公使电请国会“先选总统后定宪法”。9月8日，进步党人操纵议会通过了“先选总统、后制定宪法”的决议。1913年10月，眼看宪法草案即将草拟完毕，宪法会议不按常理完成宪法全文的制定，却在袁世凯及其追随者胁迫下，10月于4日首先制定和公布施行宪法的一部分《大总统选举法》，两天后在汤化龙的主持下，正式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为了当正式总统，还给议员高工资收买，即使如此，议员也不投票袁世凯。10月6日，袁世凯以军警包围国会，不让议员溜走，怕议员走了会出现无“法定人数”的情况。军警迫使议员一轮又一轮的投票，从早上到深夜，经过整整12个小时，才最终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这次选举出现了所谓“公民团”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闹剧。“民国二年十月，国会正式选举大总统……俟议员到齐后，忽将大门锁闭，听外面人声嘈杂，只听得喊我们是公民团，代表民众监督你们的。大总统只有袁世凯应该当选……你们议员们，今天如果不听我们的公意，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不要想能出此门。……后来听说，这妙计是梁燕孙秘书长的杰作。”

10月7日黎元洪当选副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登上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0月31日国会制定的宪法草案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上三读通过。11月1日，草案提交由两院全体议员组成的宪法会议讨论。如果审查通过和公布，宪法便立即生效。

作为回应，袁世凯中断了宪政进程，摧毁了这部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草案。11月4日袁世凯以查禁国民党为由，非法取消了438名议员的资格，不让他们进国会大厅，违者逮捕。致使国会无法开会，参、众两院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此时全国4千万所谓选举人默然无声，能够听得到的只有各省军人、官吏的叫好声。这样，国会开会达不到法定人数，国会被迫解散。按事情发展顺序，袁应在7月剥夺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为什么要拖到11月？若7月下令，国会就无“法定的人数”来选他当正式总统！

随后，袁世凯过河拆桥、鸟尽弓藏，撕毁临时约法，解散国会。11月12日，袁世凯下令取消各省议会国民党籍议员资格。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国会即遭解散；2月28日，他更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没有剥夺全国和各省议员当选资格的权力，更无权解散国会。至于说统一国家不应有省议会，将之解散，不但毫无现代政治的常识，更是清末新政以来政治制度改革的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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