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悬棺葬是初民回归母体

一，胎盘崇拜的“葫芦笙”

华夏认为人类是从葫芦里生出来的，即葫芦是人类的祖先。例如：傣族神话说，在洪荒时代，地上什么也没有，天神就让一头母牛和一只鹞子来到地上。母牛生下三个蛋，鹞子孵化，其中一个蛋孵化出一个葫芦，人就从这个葫芦里生出了。佤族神话说，主宰世上一切的最大神灵叫“达摆卡木”，他与一条母牛交配后生出一颗葫芦籽，这颗葫芦籽种在地上结出一个大葫芦，当大地发洪水时，母牛把葫芦放进船里，洪水退后，母牛用舌头舔开葫芦，人类便从葫芦里走出来，繁衍生息。这傣族、佤族以牛为祖先，牛乃他们的图腾。

拉祜族的神话《各民族的来源》说，从天神厄莎的葫芦里出来了扎笛、娜笛兄妹，繁衍出九个兄弟，这就是拉祜族的祖先。阿昌族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说，人类始祖生下葫芦，葫芦里跳出了九个娃娃，形成了九个民族，最小的是阿昌族。

彝族关于万物起源的长篇叙事诗《查姆》说，阿朴独姆兄妹俩听说洪水要淹没大地，就躲进涅侬撒萨歇给他们的葫芦里度过了难关。洪水退后，世上只剩下兄妹两个，在涅侬撒萨歇的撮合下，兄妹结成夫妻，此后才使彝族世代相传。由此，彝族有了供奉“祖灵葫芦”的习俗。

广西融县罗城的瑶族传说，有一对小兄妹，救了落难的雷公，雷公拔下一颗牙齿相赠，让兄妹俩种入地里，结出果后躲进去可以度过难关。兄妹俩照办，那颗牙齿一天内就开花结果，第二天就结成一个大葫芦。不久天降暴雨，大地全被淹没，兄妹俩躲进葫芦里安然无恙，其他人全被淹死。后来，兄妹俩结成夫妻，成了人类始祖，哥哥叫伏羲哥，妹妹叫伏羲妹。

原始人有巫术信仰，按照弗雷泽的说法，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是“同类相生”，即通过模仿可以实现想要的事（《金枝》p19）。既然早期人类认为人最初是从葫芦（即子宫）里生出的，那么，要实现人类的繁衍生息，就要借助葫芦的灵力。于是，人们用葫芦做斗子，用竹管插在葫芦斗子上，制作成一种乐器，作为青年男女在歌舞求偶时的法器。这种乐器取名为“葫芦笙”。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把葫芦笙的“知识产权”归之于传说中的女娲氏。传说中的女娲氏抟土造人，女娲实际上是上古时期主管生殖的大母神。古人又认为女娲即伏羲妹，与兄妹二人在葫芦里躲避洪水，后来成婚繁衍人类的神话相关。葫芦笙为女娲所做，显然是追求人口繁殖。葫芦笙，顾名思义，就是葫芦里生人，笙即生。

袁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说：女娲做的笙，如今西南苗侗等族人民仍然吹着它，叫做“芦笙”，只不过它的做法和古代的笙略有些不同罢了。古代的笙是用葫芦，现在已改用挖空的木头，管子也少了几支，大体上还保留着古制的遗迹。说起吹芦笙，在这些民族中是怎样的盛会呀！它和少男少女们纯真的爱情又是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呀！每年春二三月，桃李花开的时候，当天朗无云、月光明媚的夜晚，人们便预先在田间地畔，选择一块平坦的空地，做为“月场”，穿着节日盛装的少男少女们都到月场上来，吹着悠扬悦耳的芦笙，绕着圈子，踏歌跳舞，叫做“跳月”。或者是两人对舞，男的吹着芦笙在前面引导，女的摇着响铃在后面跟随着，盘旋舞蹈，通宵都不疲倦，若是双方都跳得情义相投了，就可以手牵手，离开人群，到秘密的地方去。

人类要追根溯源，找到自己的始祖，但原始人并不知道人类是怎样来的，只知道祖先出现在很久很久以前，怎样表示呢？因为他们相信始祖是从葫芦里出来的，就把那个时候当做很久很久的以前，就用葫芦来表示，那个时候就叫葫芦，也就是古。所以，实际上，古表示过去的，最初是特指，“古时候”特指人类始祖从葫芦里生出的时候，后来泛指离今人比较遥远的古代。

二，“鸡子”、“紫河车”乃胎盘

在中国文化中，胎盘称“紫河车”。话说女娲兄妹俩种下雷公给他们的葫芦瓜子后，很快长出了一个大瓠瓜，随即涨起了齐天大水，两人破开瓠瓜坐了进去，随水漂流，才免于死难。当洪水退后，他俩走出瓜钵，天下已荒无人烟，于是兄妹俩以“两扇石磨合拢”为凭，结婚繁衍后代。这个“洪水创世神话”中的“瓜”，象征从子宫中裹着胎儿顺产道血水而出的“胎盘”，亦即“紫河车”。“车”之所以能比作胎盘，因为“车”得名于“车轱辘”，其义是“圆”（如水车、纺车都称“车”），且能载人，而“胎盘”亦是能载人（裹胎儿）的“圆”形物体。中国文化讲究形象思维，赋比兴即《诗经》的基本修辞手法。婴儿在胎盘中顺着产道中的血水而出，宛如载在车中漂浮于紫色的河上而出，所以将胎盘比作“紫河车”。 

中国神话说，盘古生于一个浑沌的“鸡子”（鸡蛋），河南桐柏县的“盘古神话”说盘古奶生一个“大肉团”，里面蹦出许多小人儿来。这个浑沌的“鸡子”和“大肉团”，显然都指胎盘，因而盘古神话其实也就是“胎盘神话”。所谓伏羲、女娲“蛇身人首”，其实应是对“人的生产”过程的一种变形文化记忆，即对“人的生产”过程中胎儿露出了头，身子还裹在胎盘中，拖着长长脐带的情景的描述；而所谓“交尾”，亦即双胞胎两根脐带绞在一起的样子。

《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这个“肠”便应指“脐带”。脐带一端连着母体，一端连着胎儿，形状又像肠子，原始人误以为胎儿是母腹中的肠子化出，故名女娲所生之人为“女娲之肠”。这种视脐带为“肠”的观念一直在中医系统中流传，如《本草拾遗》、《张氏医通》等医书都说“脐带”又名“脐肠”；今医学上所说的“脐肠瘘”，亦指婴儿脐带部位的疾病。

无论是“抟黄土作人”，还是“女娲之肠化为神”，都是生殖神格的表现，其他文化英雄的神格都与此密切相关。比如，女娲“补天”，就是止血。女人在分娩过程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血崩”，掌握了一定的止血技术，提高母亲和婴儿存活率，就是这类神话的历史原型。这一原型在“积芦灰以止淫水”一语中表现更加清晰。草木灰能止住的“洪水”，其实就是“红水”，是血与胎儿羊水的混合物。即使在上个世纪中期，医疗条件落后的农村，产妇依然以草木灰垫下身；一旦发生大出血，产妇只好坐在草木灰上，等着血止。现在看来是一种无奈的方法，但在远古却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降低了母亲和婴儿的死亡率。

汉画石上有一幅被释为伏羲、女娲“蛇身人首”托着日、月双轮的画像，其造型亦颇像干制的圆形胎盘吊着脐带的样子，疑此画像的构图素材和灵感即来自干制的圆形胎盘与脐带。汉代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伏羲、女娲“蛇身人首”画像，应与当时人们对“胎盘脐带记忆”的再度思考和艺术想象有关。如重要的道教著作《周易参同契》，便把炼“长生不老丹药”的铅汞比作“河车”。从道教的“河车”又称作“姹女”、“婴儿”可知，道教的“河车”是胎盘“河车”在宗教文化层面的意义扩展。《周易参同契》的根基在伏羲易理和黄老哲学，其“河车”概念亦应建立在伏羲时代的“瓜生”神话即“胎盘脐带记忆”的基础上。

三，“蛇”“龙”为胎儿。

山东微山县两城镇出土的西王母与伏羲、女娲像，其中的伏羲、女娲臀部长着羽尾，所谓的“蛇身”尾尖也长着两只大鸟，根本就不像“蛇相交配”。在这幅图中，西王母端坐在正中上方，应为至上的生殖神，她头上立着的那只鸟便是她作为生殖神的标志。而伏羲、女娲则像她刚生出来的一对双胞胎兄妹。其所谓相缠的“蛇身”，亦为夸张的脐带编成的“万字纹”，表示子嗣绵延不绝。这幅图像表达的显然是上述的鸟图腾“生殖崇拜”文化母题。甲骨文“蛇”与“巳”形似，义亦通，而“巳”的本义即胎儿，因此，“蛇”亦可释作婴儿。《汉典》释“巳”为“在胎包中成长的小儿”，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亦云：“象子在包中形，包字从之。”《说文解字》释“包”：“象人褢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可见，“胎盘脐带”与“蛇”是混同概念，根据中医“吃啥补啥”原则，古人治疗“胎衣”不出也以“蛇”为药，《张氏医通》卷五“难产”便曰：“胞衣不下，古法用蛇蜕一条，香油灯上烧研，入麝香为末，童便调服……亦有单用蛇蜕酥炙为末，童便下一钱匙者”。这种“蛇”与“连着脐带的胎盘”形义相通的观念，无疑是伏羲、女娲“蛇身人首”形象诞生的思维基础。

龙为“裹着胎盘连着脐带的婴儿”。“龙”后来作为想象中的动物图腾，其原有的文化内涵被完全掩盖了。其实“龙”并没有那么复杂，它就是我们人自身。湘西苗族地区至今仍有关于“龙人”的传说，“认为大地是先有龙身人首的‘龙人’，由龙人才生出人类的始祖。”这个“龙人”应即“裹着胎盘连着脐带的婴儿”。人们见人皆由“裹着胎盘连着脐带的婴儿”而长成，故将其视为“人类的始祖”。中国人很看重“血缘纽带”，将“胎盘脐带”视为神圣之物，“祖神”观念抑或即由此产生。我们的先人以此为基本符号，不断地往上添加各自部落的图腾元素，使之变成了九不像的神异之物，最后演变成了“天子”的化身，即所谓“真龙天子”。而“裹着胎盘连着脐带的婴儿”所具有的繁衍人类之“祖神”地位，亦使天子具有了“九五之尊”的至高无上地位；又因其无限的生殖繁衍能力，而将天下芸芸众生称作天子的“子民”——这种词义的婉转运用，或许就是中国人潜意识中的文化逻辑。

四，“食首子”即吃刚出生的婴儿

我国南方原始民族有过“食首子”的习俗，《列子.鲁问》：“鲁阳文君语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所谓“食首子”，就是将头生胎儿杀死后用皿盛着献给长者、部落首领或神灵尝新（现在叫胎儿汤），原始人认为这样做有益于生殖繁衍，即所谓“宜弟”。孟子之“孟”的构字便是表达的这个意义。夏渌先生《释孟》说：“古代民俗存在过‘长子’、‘首子’被解而食之的陋习，文字中用皿盛子，表示被食的‘孟子’即‘长子’、‘首子’，‘孟’从而产生‘首’、‘始’、‘长’之意……”。

甲骨文的“龚”（即“孟”）下面为双手，表示用手捧着“龙”即胎儿（首子）供奉长者或神灵（圣经的亚伯拉罕把长子献给上帝吃）。殷商古文字中在“龚”的上部加了一个“子”字，以便更直白地表示“龙”就是“胎儿”。“龚”的造字内涵从另一个侧面支撑了“龙为人自身”的推断。甲骨文“龙”还有另一种字形，这种字形颇像蜷曲在母体中的胎儿照片。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也像这个形状，而有论者认为“玉猪龙”即胎儿。需要指出的是，古人是了解胎儿在母体中的形状的，《吕氏春秋.过理》就有“剖孕妇而观其化”的记载；《史记.楚世家》第十亦云：“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因此我们的先人完全有可能根据母腹中胎儿的样子造出这个字形来。

从盘古神话亦可证“龙”为人自身。相传盘古为“龙首蛇身”，《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记》曰：“盘古之君，龙首蛇身。”而《艺文类聚》引《五运历年记》又云：“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这个浑沌的鸡子（鸡蛋）显然是对胎盘中的混沌状态的描述，如《本草蒙筌》、《本草纲目》除了称胎盘为“紫河车”外，亦称胎盘为“混沌衣”、“ 混沌皮”，“盘古生其中”，当然便是胎儿了。

五，“龙舟”即“胎盘”。

“龙为人自身”在语言学上亦可找到痕迹，吴越人便称人为“侬”。吴越人乃稻作民族，其称人为“侬”应与稻作农业有关。《易传》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此田中之“龙”，应即后来所称之“农人”。“侬”之义当由此而来。 “龙为人自身”从“龙”的造字上更可找到直接证据。如甲骨文中的这个龙字：便为站立的人胯部拖着一根长长的脐带。或许我们的先人在造“龙”字时已有将“胎盘”比作“方舟”的意识。

从龙舟文化看“龙”亦即人。“龙舟”这个名字就是很好的证明，因为“舟”的另一层意义即“人的胎盘”，“龙”与“人的胎盘”连在一起，当然也就是人了。“舟”即“人的胎盘”，可从“盘”上之“舟”得到验证。“盘”古文作“盤”，《英国所藏甲骨集》的“盤”即紫河车（胎盘）；右上为甲骨文之“人”字，右下为甲骨文之“手”字，像用手从胎盘中取婴儿之形。“舟”之所以能与胎盘相联系，是因为“舟”的初始意义也是圆形的（此义或源自“葫芦”）。所以“舟”与“周”音义相同，《说文解字注》引《考工记》释“舟”云：“故书‘舟’作‘周’。”而“周”即“圆”，“圆”亦为“葫芦”、“胎盘”之形。“盘”（盤）的造字如同“孟”字一样，反映的也是“食首子”这个习俗，只不过“孟”字表示的是用皿盛“首子”，而“盘”字则是表示用皿盛“裹在胎盘中的首子”（关敏曾目睹了农民吃难产的死牛胎的血腥过程）。过去我们对“盘”字的构成不理解，总会想：皿中怎么会盛着一条船呢？当我们了解了“食首子”的习俗后，这个疑问就豁然而解了，原来这并不是一条船，它只是一个比作船的“裹着婴儿的胎盘”罢了。其实“盘”与“胎”组词为“胎盘”，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五”这个符号最早出现在距今9000年的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的两个石头吊坠上，由正反两个三角形对角相接而成。后来在甲骨文中，这个符号被释作数字“五”。而倒三角形“▽”和正三角形“△”分别为女性生殖器部位和男性生殖器部位的抽象符号。这是东西方文化人类学者的普遍观点。由正反两个三角形构成的汉字“五”，仍保留有这种男女（阴阳）交媾的“生殖崇拜”意义。《说文》：“五，阴阳在天地之间交午也。”《广韵》释“五”：“交也。”而“交”的本意就是“性交”义。“五”又通“午”，如“端五”亦称“端午”；“午”甲骨文如脐带之形，意味着难产，有“大洪水”之可能。 

在中国民俗中，端午节原为“恶节”，积淀的是原始人类在大洪水灾难中的死亡记忆，所以后来这一天人们要避瘟疫，小孩要在手上缠五色长命缕。端午节划龙舟，应为导引死于大洪水中的无数的人（龙）的亡灵乘胎盘（舟）向母体回归；而舟下之水，则象征浮胎盘的“羊水”或产道的血水。原始人有死后灵魂返回母体的观念。如大家所熟知的“屈肢葬”即来自此观念。他们认为，人出生时由胎盘载着来到这个世上，死后也应由胎盘载着返回母体，这就是原始人的“落叶归根”的思维（《道德经》“复归于婴儿”多么原始）！新疆小河遗址的墓葬习俗可为明证：小河墓地的男墓碑一律为大木浆，女墓碑一律为大木柱，而男女死者则一律躺在“船形棺”中。这种性别符号差异明显赋予了“桨”和“柱”以“性”的意味。故有人认为男墓葬的大木浆表示“女阴”，女墓葬的大木柱表示“男根”。这样，“船形棺”就是象征女人孕育胎儿的“胎盘”了。小河人死后葬在象征胎盘的“船形棺”中，便是希望自己的灵魂能返回母体。端午节划龙舟，其原生文化内涵亦应如此。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的《人物御龙图》，马王堆汉墓的T形帛画中的向天飞升之“龙”，表达的也应是希望人的亡灵能随胎盘（舟）一道返回母体的意思。男女死者躺在“船形棺”里被安葬在悬崖峭壁的悬棺葬就是落叶归根、返回母体的仪葬。

载人之舟、车在比作胎盘这一点上所取得的“同一性”，使我们对上述竖长方形中写一“车”字的图形有了更深一层理解，它应该就是人类洪水创世神话中所说的“方舟”。基督教《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西方创世神话，与中国文化中的洪水创世神话非常相似，也是说人类毁灭于“大洪水”，然后由一对兄妹成婚繁衍人类。只不过中国文化中传说的是“瓠瓜”，而《圣经.创世纪》说的是“诺亚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