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为何华夏无逻辑？

华夏无逻辑的原因如下：

第一，逻辑是抽象思维的方法，而汉字形象直观思维方法，无法逻辑化。人类只能给一个概念进行命名，而没有办法“直接”表达概念的含义。因为含义是逻辑信息，无形无象，谁能画出三角函数的长相？

象形文字的创造者们梦想：用图形把一个概念的含义直接“画”出来！“画出来”的想法很丰满，但“含义的一致性和确定性”必然崩溃。所以，使用表意文字的人群必然充满了争论和诡辩，或者说“表意文字”的汉字文化不可能发展到逻辑阶段，因为概念必须被精确定义，而图形永远可以被后人解读出新含义，从而导致偷换概念的诡辩而无法进入逻辑思维阶段。

中国文化的核心基础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能表形、表意、表音，使中国人长于形象类比思维；“类比”把外表上相似的不同事物当成一回事，把比喻当必然性推理，有时把押韵的顺口溜或谚语也当真理。而且绝大多数汉字一字多义，这就促成了偷换概念诡辩蒙人，使人们与逻辑绝缘了。譬如“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墨子偷换了概念，第一个“木”是木制品；第二个“木”是“木头”即原木的意思。同一词语的含义前后不同，当然是偷换概念。墨子之所以搞诡辩，就是为了推出：“盗，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这个推理是错的，因为：“盗人也”的“盗”是指人，“爱盗非爱人也”的“盗”指的不是人而是盗窃行为！如此偷换概念，玩弄文字游戏，哪里还有逻辑？象形文字不可能纪录极度细化精确的逻辑信息，所以理性无法发展，对世界的认识不得不停留在原始人的水平。可以说，汉字这种符号的特征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即非逻辑性和非个体性。在汉字塑造的文化中，混沌和模糊就成为了中国人思维的唯一选择。

汉语是反逻辑的巫术语言！因为甲骨文都是商王的占卜纪录。甲骨文刻写在乌龟壳上，乌龟壳是古代社会的货币，乌龟是生命力（生殖神）的象征，甲骨文是求神保佑的文字，当然昂贵！周代文字最初叫金文，刻写在金属器物上，更是一字千金。既然汉字成本高，必然导致“越少越好”的写作风格——大道至简。汉字在甲骨文中的数量约为3000个，西汉的《仓颉篇》有3300个汉字，《说文解字》有9353个汉字。古英语有5万多个词汇，是汉语的10倍以上。现在，汉语大词典里收有5万多个词汇；而现代英语有50多万个词汇，仍然是汉语词汇的10倍以上。用十分有限的词汇来表述无限的客观事物，必然造成汉字的一字多意，语言模糊不清。中国文化的首部经典——易经的“天人合一”，未把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胡子眉毛一把抓，岂能把事情说清楚，能说几句类比的俏皮话就不错了。如“反者道之动”“道可道非常道”都是属于直观的形象思维。中国的思维不需要范畴和严格的意义，没有能力把自然物和人自身严格区分开来，因而无法建立一个逻辑推导系统。这种类型的思维方法绝对不会达到对事物的公理系统的层面，绝对不会产生科学。

汉语不仅充满了各种忌讳语（省略），而且本身就有反逻辑的特点。如，“恢复疲劳”、“打扫卫生”、“吃食堂”、“晒太阳”、“养病”、“看医生”、“救火”等，从逻辑上、语法上说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的，但在语义上却很清楚，通行无阻。“恢复疲劳”要表达的是消除疲劳、恢复体力，而非恢复疲劳的意思。“吃食堂”要表达的是吃饭的意思，而非吃食堂的意思。“晒太阳”要表达的是被太阳晒的意思，而非晒太阳的意思。“养病” 要表达的是治病的意思，而非养护病的意思。“救火” 要表达的是灭火的意思，而非救火的意思。

第二，华人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靠天靠地靠国家靠家族而生活，没有个人的独立，无法形成个体价值观和个体主义的思维方式。

人在水面看见自己的影子，并能把自我与环境区别开来，给予不同概念（名称）。猫不知道水里的影子是自己，无法区分自我与环境，当然无法产生概念。原因是人有高于动物的分类能力！这个分类能力与人直立行动和人的性爱有关！直立避免了昏睡，狮子经常昏睡，脑子就无法发达起来！猴子虽然睡得少，但缺乏人类的爱情。爱情使人的思维处于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高峰，最易产生突发性的灵感，提出各种各种新概念，从而进入模糊概念的前逻辑思维阶段即整体主义思维阶段。

华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生生不熄”生命之流，万事万物都只是这个生命之流溅起的一朵浪花。因此，严格说来，事物并无一个“自己”，都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和自然都包含在这个整体之中。整体中包含了密不可分的部分，要了解各部分，必须先了解整体，忽视了对“自己”对个体的研究。中国人忽视细节、忽视个体的浆糊思维习惯妨碍了真理的发现，导致了技术的落后，陷入了“上智下愚”的专制的奴隶主义的泥潭。与此相反，西方人较早的走出了混沌一体的思维方式。西方思想着眼于“自己”。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本性”(nature)，“本性”是属于事物自己的。追求事物的“本质”、“本性”，就是追究事物的“自己”，这是理性的内在性原则，即从个体的自身中寻求其内在根据。他们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和谐一致性，世界的奥秘是可分析的，明确地把自然界概念化（即通过严格定义而逻辑体系化），明晰地划分个人与社会，促进了个体意识的觉醒，较早地保障了个体权利，而中国始终没有走到这一步。这样，就无法产生科学的逻辑思维。

个体性未觉醒之前，个体和大自然浑然一体，这就是庄子梦寐以求“民如野鹿”的生活，不能和自然分离。原始民族不能明确区分主体和客体。他们认为：人们生存的环境就是他自身的延伸，好像一块磁铁与它周围的磁场，彼此没有界限，就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品质会内化到他环境和所使用的器物中，如果人去世了，这些器物就保留着这个人的品质。这样，他们对死人的遗物就诚惶诚恐，譬如一些现代人参观名人故居就是这种态度。这就表明，他们对主客体不能做出明确区分。原始思维绝对不关心矛盾律，中国人相信“一方面，存在着鬼的世界，它是人世的翻版”；另一方面，“人们相信，死人在自己的棺材里是活着的。”由于相信互渗，下葬时，“他穿过的衣服，他的武器，他的饰物，乃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必须使这些东西跟他一起去。”此外，人被视为整体的人，初民缺乏个体的观念也与此有关。

同时，原始人受“互渗律”支配。“互渗律”就是认为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超感觉的力量，渗透在所有的事物之中，把所有的事物连成一体。有原始部落不吃绵羊和乌龟的肉，因为这些动物很软弱，食之就会变得软弱懒惰；他们吃老虎和野猪的肉，因为这些动物凶猛，吃了它们的肉就会变得凶猛。可见，他们认为：动物和人之间存在着感应的关系。这就是中医的蝙蝠屎（夜明砂）入药亮眼的原因。中国人相信某些材质有特殊功能。金、玉和珍珠坚不可催，永恒不灭，因此活人吞服这三样东西，就能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老；死人嘴里含着这三样东西，就能长久不朽，有利于转投来世。华人选用松柏之类坚硬的木材来做棺材，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这都是互渗律在起作用。南非有一个土著部落叫瓦伦吉人，他们每年春天要在原野上来举行模拟性交，由一些妇女来参加，搞一些道具。他们认为，谷物的生长也像人的生长一样，需要精灵的交配，他们担心这些精灵不交配或羞于为此，所以要在春天给它们做模拟的表演，以此来唤醒它、感召它们。东非一个土著民族巴干达人，如果妻子不怀孕就要把她休掉，他们认为，这会妨碍他果园里的果树挂果。这都是巫术“互渗律”思维，认为人的生殖活动与植物的繁衍会互相影响，互相感应。《原始思维》说：“菲吉人认为踩了谁的影子就是给谁极大侮辱”。中国的小孩子们一闹矛盾就踩对方影子、因此打得头破血流；山区妇女抱小孩外出要插几根桃枝“避邪”；城的某干部说：你手一指小南瓜，它就要萎缩！这种反逻辑的“互渗律”的民间禁忌，在现代城市也有大量的信徒。华人至今沉醉在巫术泥潭中，官场迷信、风水、算命的丑闻接二连三。多数国人与逻辑思维的距离，就是当代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距离。

第三，中国的元气论的就特点是一团混沌、无边无际的气，没有个体性，只有整体性。这样就无法定义它，这就为辩证法“无可无不可”地偷换概念敞开了大门；同时也无法质疑它，你质疑整体的浩然元气，就是犯上作乱的“为奇者”，杀无赦！没有定义，没有反驳，就失去了逻辑思维的土壤。

前逻辑的思维特点就是从整体性来把握世界，就是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其思维公式是：个人被视为社会总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总体永远大于部分乃至大于部分之和，总体是目的，部分只是为总体服务的手段。为了总体的利益，每个部分都应该随时为总体而牺牲。都应该为大局牺牲。这个总体性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政治势力那里，有着不同的说法，它们可以是历史、国家、民族、人类等宏大的目标，也可以是一个阶级、集团、先锋队、社团等先进性群体。但对于个人来说，它们都是总体性的，都具有决定个人命运的力量；它们要求个人为集体而牺牲。

与之相反，民主理论的哲学源头却是个体经验主义的怀疑论。近代的著名代表是洛克（JohnLocke）认为：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更新经验的过程，任何现有的“真理”都只是一种或然性，随时有待于被新的经验所修正。因此谁也不能独占真理，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去重新认识真理。洛克以这种怀疑论向独断论挑战，从而引出了思想自由、人人平等、权力分立、造反有理等民主理论，对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有着很深的影响。其中“造反有理”（即如果政府违背人民意志，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后来被杰佛逊写进了美国的独立宣言，成了民主宪政第一原理，史称“洛克—杰佛逊原理”。

辩证法就是整体主义的思维法。中国古代辩证法发端于三千年前的易经，易经是占卜巫术师的饭碗，有两个特点，一是破坏了逻辑思维从而杜绝了科学的产生，二是是摧毁了公正正义的理念。因此，中国人轻视科学、逻辑与法规，一直无法建立科学与法制的社会；二是忽视公平正义意识，易经的本质是一种以投机取巧（占扑）为手段，追求效率至上（通过占扑快速决策）不计公平没有正义底线的变通学。

“辩证法就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的科学”。辩证法的对立统一不只是某两个事物之间或某个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而是把所有时空中的万事万物都编制成一个整体了。在所谓质变量变的诡辩中，他们认为整体性的质变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变化，而任何局部的修补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和这种整体论相联的西文中的Totalitarian和Totalitarianism，是极权主义。他们总是使用阶级、历史、资本主义、后现代……等假大空的概念。这些概念没有任何真正的、具体的内容，究竟指的是什么？无法还原成操作，证实或证伪，它只能为情绪服务。左派们常常是在宣泄情绪，而不是在做科学地分析。严重的是，他们把这种宣泄宣称为“科学”。毛宣称“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辩证法者从不怀疑理性的有限性，一旦他们把自己视为真理的化身，那么用包里革命方法来实现它就是必然的。唯物辩证法在宏观上造成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实用主义的经济改革，在微观上造成家庭、人际关系的破坏和传统道德彻底破坏。

马忽视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因果联系与自然领域的因果联系的重大区别。在自然界，因果联系是直接的、没有中介的。社会历史领域与此不同：没有人的思想、意志和行动，任何前件（原因）都不会自动地产生后件（结果），这里的因果联系是通过人的中介、人的活动实现的。马、恩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混为一谈，把社会规律也视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决定论，这和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包括人）为刍狗”是一回事，从而陷入了整体主义的独断论。儒家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人感应说也是整体主义的独断论。有了独断论，便有了教条主义。既然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懂得客观规律，代表最先进最科学的最正确的思想，那就当然要捍卫真理，战胜错误。既然我手握真理，那么反对者当然就是反对真理，不是糊涂，就是可恶，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是辩证法的斗争思维模式。

辩证法（如道家）最大问题就是否定了正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正义是历史性的（相对性正义），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正义，所以正义的内容可以在历史中发生不断的变化，昨天不正义的在今天就可能是正义的，而今天不正义的可能在明天成为正义。根据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为了明天的正义，今天的正义可以被牺牲掉，也就是可以不择手段，践踏底线正义即绝对正义。

第四，古希腊凡是研究世界本原和形式逻辑的哲人，大都是数学家，尤其是几何学。如把水作为世界本原的泰勒斯，他在埃及曾用太阳光的影子和比例测出金字塔的高度，使埃及法老大为惊奇；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理；柏拉图在他的“学园”中，号召学生通过几何学养成逻辑思维能力；亚里士多德更是百科全书式的数学家；原子论的创立者德谟克里特也是个很全面的尤其是熟悉几何学的哲学家。

中国的哲学家都不是数学家。在整体性价值观和元气论物质观的支配下，中国哲学最后走向人学，研究的对象仅限于政治、伦理、军事，把伦理当真理，自然科学领域根本不被重视，学校教育把儒学作为科举考试内容，直到西学东渐的民国时期才设自然科学课程。这样的教育，怎么可能出数学家？更不可能有逻辑了。

第五，逻辑学诞生于古希腊的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文化以知识作为最高追求；而中国文化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最高追求从而拒绝了逻辑学！逻辑学是价值中立的。这意味着，逻辑是超阶级、超民族、超意识形态的。而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和伦理价值压倒一切，使价值中立的逻辑学根本就没有生存空间。就以墨辩而论，尽管含有丰富的逻辑萌芽，但是，当《墨子小取》提出“辩”要为“审治乱”和“处利害”服务之时，也就赋予“辩”以意识形态的属性。“治”和“乱”是政治价值的基本概念，“利”和“害”是经济价值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的意义决定了墨学属于意识形态。墨辩既以“审治乱”和“处利害”为目的，就必定成为维护墨家意识形态的工具。但墨辩的价值目的与逻辑学的价值中立的本性不相容，当墨辩为“兼爱”和“杀盗”两个互相冲突的价值判断进行调和之时，就陷入“杀盗非杀人”的偷换概念的诡辩陷阱，导致一系列矛盾，断送它的逻辑前途，因为一个包含矛盾的理论不可能成为逻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