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不许鼓吹“蒋经国时代”，民国是“民”时代！

蒋经国1910年4月15日出生于浙江奉化，1925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即被拉进了苏联共党。“四.一二”后，蒋经国被贬至西伯利亚服苦役，风餐露宿喝地沟油，还在那里被迫诋毁蒋介石。他成了斯大林的 “人质”，直到1937年4月19日他才回到了中国。1949年12月，蒋经国随父亲从重庆飞往台湾，1950年蒋经国担任民国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1964年升任国防部长，1972年6月26日任行政院长。1978年蒋经国任总统，直至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蒋经国的伟大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蒋经国的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击贪腐，四是整饰政风。蒋经国去世后，蒋夫人靠政府补发的20个月俸额为生，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 抵台访问，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自1937年离开俄国后蒋方良再也没有回到那片生养她的土地。由于蒋经国的清廉与严惩贪 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2.深入民间为民服务。他在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200次。1978-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他到煤矿参观，接受矿上保卫人员搜身。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蒋经国在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有一年石油价格上涨，行政院长俞国华将石油价格上调两元，蒋经国看电视报后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 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 对政府的信任”。

3.“均富”。在蒋经国主政期间，大批贪官污吏被清除，政府大量投资农业、公路、机场、港口、裁减军费。在5-6年内，台湾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四小龙之一，而且实现了“均富”。从1972年到1988年，人均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最高1/5家庭与最低1/5家庭的收入差，仅从4.49 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其它国家或地区能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而贫富差距却限制在8%以内的。这表示经济成长的硕果，由全民共享，财富没有集中在 少数人手中。至今，仍被台湾人津津乐道。

4.博大的胸怀。1954年，非国民党人士高玉树竞选台北市长获得多数，当局本欲宣布选举无效，只是碍于美国“大使馆”已经报告了高玉树获胜。事情捅到蒋介石处，蒋经国建议蒋介石批准同意此次选举结果。1970年4月蒋经国访问美国被刺未遂，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美国放了刺客。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群众仅有40多人受伤。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蒋经国亲自主导处理，无1人判死刑，仅施明德1人 被判无期，其它均判14年以下有期徒刑。

5.不许鼓吹“蒋经国时代”。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出任第六届总统。就职的当天下午，他对外发布了三点“指示”： 第一不许称“领袖”，第二不许叫“蒋经国万岁”，第三，不许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公众场合和报纸杂志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 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蒋经国就曾有过与党外政治力量沟通的安排。1983年，在接受西德记者采访时，他第一次肯定了党外运动的作用，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帮助。1984年5月11日，台北市一些人成立了“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名曰研究会，实际为党外公职人员的政治联络组织。1984年11台湾“内政部长”称 “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为非法组织，但国民党并没有取缔。1985年台湾地方选举，政府允许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的人员参加竞选。

江南曾在蒋经国创办的政训班受业，称得上“天子门生”。赴美后闲暇之余搜集了大量资料，在报纸上连载蒋经国的生平事迹，最终汇集成第一本《蒋经国传》。事实 上，书中多是新闻，谈不上多少隐私。1984年10月15日，江南在美国遭台湾情报部门暗杀，据传是蒋经国次子蒋孝武秘密策划。“江南命案”发生以后，侨居海外的台湾华人群情激愤，强烈要求查明真相。不久，此案真相便大白于天下。于是海内外舆论焦点对准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和蒋氏家庭。最后，蒋经国透过判处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徒刑，法办了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行径的陈启礼等人，并将蒋孝武外放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勉强平息了“江南命案”。

1985年8月16日，“江南命案”刚处理完毕，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就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 任。”1985年12月25日，在“民宪纪念日”庆祝会上，蒋经国离开预先准备的讲稿，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放弃权力垄断； 从而结束了他身后的“蒋家王朝”；同时宣布国民党“不能也不会”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

1985年施明德曾传话给蒋经国，“要求解除党禁，释放除我以外的美丽岛受难者”。

1986 年3月29日，蒋经国于国民党12届3中全会提出“政治革新”案，宣布实行宪政民主的时机到了。他任命12位中常委，审查主要政治问题并草拟改革方案。蒋 经国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1986年5月，蒋经国又指示，让体制内人主动与“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的人展开对话；由陶 百川、胡佛等四位知识分子做中间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与党外代表当年5月有过两次面对面沟通。

改革遭遇掣肘，蒋经国启用了李焕。在与李焕 的长谈中，蒋经国交待了自己设想的三个改革目标：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实际上，自1960年代开始，蒋经国已开始对国民党本身的年轻化、现代化改造；至1980年代，大部分国民党代表，是通过竞争选举上来的，而非依赖威权体制的赐予。第二，取消“戒严”，解除报禁党禁。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政府回归到宪法层面去施政，意味着四六宪法重放光芒。第三，“两岸统一”。蒋经国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

1986年9月28日，135位党外领导人单方面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反对党正式诞生。这一作法与宪法临时条款相抵触，但《中国时报》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这则消息。 司法部对民主进步党提出指控，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抓人，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同时蒋经国宣布，戒严和党 禁即将解除；只要政党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不拥护共产主义和不搞台独，就可以成立。

国民党专政派要禁，蒋经国指示李登辉“采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全为念，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范围内，研究组党的可能性。”

当时，美国国会和政府督促台湾当局实行民主化改革。1986年10月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

1986年10月7日下午，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葛兰姆（Katherine C.Graham）时，宣布“即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当时的英文翻译正是马英九，他感觉“身上好像有电流通过！”许多国民党人反对蒋经国开放党禁，他 们提出台湾人的素质太差，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解除党禁，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更没有“万岁万万岁”的统治者。蒋经国对他的同志说：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1986年12月，民进党与国民党作为两大主要政党同时参加全国大选。民进党赢得立法院12个席位和国大的11个席位。国民党分别赢得59和68 席。

1987年7月15日，在台湾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台湾地区的政局进入了 新的历史阶段。在“戒严”体制下，“警备总司令部”可随时进入公民家中检查户口，审查和惩罚书报杂志，可制止、解散公民的游行集会，可禁止公民罢工、结社，可对公民的出入境自由进行严格限制，可任意拆阅、扣留或没收公民的私人邮件、电报，乃至以军法来审判非军人的一般公民，等等。一句话，“宪法”赋予公 民的大多数基本权利几乎都被无情剥夺。诚惶诚恐地在这种“老虎”体制下生活了38年之久，岛上民众终于迎来了“解严”的一天。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对此反映 非常平静，甚至有点儿冷淡，没有出现人群纷纷涌上街头狂热欢庆的景象。

1987年11月1日，蒋经国宣布准许人民回大陆探亲。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着轮椅到台北中山堂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场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的国大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经国不以为 意，先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总统致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经国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这是蒋 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88年1月1日宣布解除“报禁”，这份政令，盖上了蒋经国的大印，用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的话说：“历史的一刻，终于来到了！”过去的禁忌没了，各种形式的深入报道的出现，加速了台湾政治民主化。1988年1月5日下午，蒋经国向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王家骅口述遗言：“我现在身体不好，万一长眠不起，众人不要怀忧丧志，仍应继续努力，推行民主宪政建设以完成统一中国大业。”1988年1月13号，蒋经国去世，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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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施行1946年宪法的就只剩台湾。同时，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又颁布了一个台湾省的戒严令。因此台湾受三个约束：宪法、临时条款、49年戒严令，台湾被捆得死死的。但有两点是临时条款和戒严令没有约束的：直选、竞选。所有要选举的职位，包括公务员，都要进行直选、竞选。从1950年到1981年的31年当中，从选省议员、县长到国大代表选举、立法委员选举，最后还有总统选举。31年间共选举了43次，平均每年1.4次。而且选举是非常认真的，不走过场。

竞选人到田头、地间、超级市场去拜票，希求民众把票投给他，选民把手一摆，现在认得我，当年干嘛了？那条路早该修了怎么不修？专制时代“跑官要官”，通过竞选制度的周期运行，变成了“跑民要官”。这是巨大历史进步。无民选制，官员可以毫不顾忌老百姓的意见，人民就得向当官者下跪。有了民选制，当官就得向选民拜票，公民可以教训任何不负责的官员。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搞县市自治。1949年1月5日，陈诚一上任台湾省长就发表“人民至上，民生第一”施政方针，要在台湾真正实践三民主义。为了实现“民生第一”的原则，陈诚推动了一连串的土地改革，打破佃租制，也赢得广大佃农的民心。另一方面，为了达到“人民至上”，他展开了地方自治，向本土扎根：组成“地方自治研究会”重新划分行政区，由8县9市，改为16县5市，随后决定在来年举办县市议员、县长直选，扩大国民党执政的正当性。

1950年4月24日，刚刚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就公布了《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就开始了县市长、县市议员、各乡镇市长及乡镇市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允许党外人员参与竞选。从1950年7月开始，依此纲要分期分区举行了县以下各级民意代表及县长、市长和乡镇长的选举；到1951年7月底止，各种选举全部完成。

1950年10月15日，花莲市开始了一人一票选县长。这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老百姓头一次有权决定自己的父母官。花莲县共有6人竞选，经过2轮投票，10月22日，中华民国第一位民选县长、由无党籍的留美人士杨仲鲸胜出。华人世界的第一道民主曙光，就从太平洋岸的小城花莲射出。杨仲鲸的任期为：1950年11月15日到1954年6月2日。杨仲鲸任期卸任后孑然一身，还必须租房子。

1952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上作报告，指出“孙总理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以及“本党的根本任务是实行地方选举，为我国民众实行民主创造一个牢固的基础。”在1954年的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党外人士获10%议席。

1969年6月，蒋经国任“行政院副院长”，主张：有控制地扩大政治参与，不但可以巩固岛内的统治，还能以一种民主自由的形象，重新塑造国民党的新形象。1969年，全岛举办了一次干净的县、市级选举，省议会71席议员，国民党赢得61席；15个县长席次，国民党候选人当选了14席。党外人士赢得了高雄、台中和新竹的市长。反对派掌控了台湾4大都市中的3个。虽然在私底下这些新当选的党外市长痛批国民党掌控一切的制度，可是一就职他们就专注行政管理与建设开发，以及培养自身势力。此时，不论他们多么仇恨国民党，还是按照国民党的游戏规则办事。

蒋经国允许各候选人史无前例地抨击政府。1969年底，台北市议员选举拉开序幕。和以往一样，选民可从电视广播中听到冗长乏味的竞选演说。这一次，有一个艋饼店长达的20岁的加油站工人康宁祥，竟放胆站出来竞选。康宁祥1938年生于台北市万华区。祖籍桃园县，祖上以农为业。父亲年轻时来台北市开艋饼店。康1957年入中兴大学法商学院行政系，1961年毕业。当过家庭教师、推销员和加油站工人。他根本不相信政治是劳心者们的专利，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专制，并以切身的体会，诉说台湾人民的种种痛苦，打动了在场的听众，获得了阵阵掌声与喝彩。1969年11月5日，康宁祥以高票当选为台北市议员，开始步入政坛。

1969年12月，台湾举行3年前就答应的“立法院”增额选举。党外候选人“郭大炮”郭国基和黄信介甚至要求直接民选台湾省长，结束戒严统治。郭国基和黄信介都当选“立法委员”，这表明“立法院”里首次出现两位真正的反对党人士。

1971年1月，《大学杂志》发表了刘福增、张绍文、陈鼓应联名发表的《给蒋经国先生的信》，呼吁“政治革新”。为了警告青年知识分子不要有太高的政治期望，蒋经国3月间下令逮捕了李敖。异议人士并没有因此就退缩，10月，《大学杂志》再发表《国是铮言》，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文章尖锐批评道：“20几年来，我们始终在维持着一个庞大、衰老而且与广泛大众完全脱节却以民意为名的特权集团”， 这几乎触及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底线。蒋经国并没有弹压取缔，反而邀请《大学杂志》主要成员参加座谈会。他在会中听取这群知识分子的意见，宣称，“青年应该多讲话，多关心国是”。

1972年5月26日，立法院通过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经国强调各级官员要廉洁正直有为，要求政务公开化。他决定除了国防经费、外交经费之外，政府预算一律公开。国民党政府史上第一次，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人民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税款花在什么项目上。 

1972年12月选举将近，在政界新秀康宁祥和“小钢炮”郭雨新、黄信介等党外活跃人物主导下，100多名党外政治人物在台北集会，呼吁修改选举罢免法规。这是党外人士1960年以来首度正式集会。蒋经国不断接到报告，详述党外候选人挑拨性质的集会之言行，情治单位建议“应该办几个人”，“总政治部”副主任王升还说，“康宁祥是匪谍”，但经国不理会这些报告。开票结果，蒋经国非常满意。选民投票率逾七成，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当选率高达97%，囊括全部的县、市长。

康宁祥1972年当选“增额立法委员”，从此随着台湾新兴“党外”势力的崛起，他和黄信介成为并驾齐驱的“党外”领袖。康宁祥在“立法院”的质询，包括针对政府首长的发问很尖锐，但并不争论不休。私下里蒋经国欣赏这些党外人士，他曾经问部属，为什么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问不出这样的问题？他还邀请康宁祥喝茶，两人讨论立法议程上的一些话题。

1975年4月6日，蒋介石逝世。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蒋经国宣布大赦，有约200名政治犯得到减刑，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异议人士李敖。随后，蒋经国几度邀康宁祥到“院长”办公室茶叙。有一次蒋经国对康说，“康委员，上个星期，我一整个礼拜心境非常不好”。一问之下，原来蒋陪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到溪头走动，中午在路旁小餐厅用餐，饭后，李光耀随性走到路旁跟一位卖槟榔的欧巴桑聊天，十几分钟没回来。蒋经国看他们聊得很投机，一走过去，自己楞在那里，李光耀用闽南话跟欧巴桑聊天，但他在一旁都听不懂。蒋经国说，“外国的政治领袖到台湾来，可以跟我的人民讲话，我自己却不能跟我的人民沟通”。康宁祥曾向蒋经国说，台湾人受尽了日本欺辱，不下于大陆同胞，例如，1915年“噍吧年事件”，台湾先烈余清芳、江定、罗俊领导的武装抗日失败后，日军命令村中壮丁在效野整列，命令他们携锄掘壕，壕沟完成后，把他们包围起来，开枪扫射，再把尸体埋葬在壕沟内，全村不分老幼尽被剿灭。蒋经国听得很感动，后来“噍吧年事件”等武装抗日史实纳入了教材。

1975年8月，钱复核准康宁祥、黄信介等党外人士申请发行《台湾政论》。这份刊物不仅抨击国民党，呼吁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还公开要求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权力分配要更平均。在以前，这可是大禁忌！《台湾政论》第5期刊登邱垂亮的文章，号召台湾人民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这一来逾越了言论尺度。蒋经国同意警备总部的看法，认为这是“煽动叛乱”，勒令停刊。1976年5月，两位知名的党外人物以“意图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罪名被处徒刑。

1977年11月，台湾地区举办中央及地方五项公职人员选举（省民意代表、台北市民意代表、县市长、县市民意代表、乡镇长），这次选举对台湾这种“控制下有限的民主”，提供很好的见证。投票日之前，李焕向蒋经国报告，国民党有可能丢掉几个重要席位。蒋经国表示，“党应该好好运用自己的优势，但不该允许有作弊行为。”他说，“我们只要掌握51%就可以。”

11月19日，星期六。五项地方选举同时开选，将要选出1318个职位。由于不同层次、竞选席位众多的选举一起举办，更增加了选举的复杂性。投票当天，作弊之传闻绘声绘影，到处都有。大约下午2点，中坜某投票所的选务人员被人看到，协助不识字的一对夫妇投票。党外候选人许信良的监票员高声抗议。群众围拢上来，威胁这位选务人员。警察把他带到投票所对面的中坜警察分局保护。群众围在分局前，人数越聚越多。有人高喊：“法律有什么用？法院是他们家开的啦！”下午4点钟，上万群众砸毁中坜分局玻璃窗，桃源县出动镇暴车，被群众砸毁；选民谴责国民党的腐败与漠视民主。

警政署立即请示“行政院长”蒋经国如何处理。蒋经国匆匆召集开会，有人建议派军队恢复秩序，蒋经国宣示：“我们不用军队。”中坜分局长接到命令，任何情形都不得朝群众开枪。晚8点，火光熊熊，浓烟冲天，14部警车和60多辆民用车被烧毁，6栋警察宿舍被烧。第2天凌晨台湾官方宣布涂污选票的投票所监察主任姜新林被移送法院审判，并宣布反国民党的许信良以61.5%的高票率当选桃源县长，人们才在一种满足心理下自然散去。

这次五项公职人员竞选，国民党只赢了76%，还丢掉好几个县市长的位子。

1978年3月21日，经“国民大会”通过，蒋经国名正言顺当上了总统，总统府立即照会新闻界，第一不要称“领袖”，第二不要叫“万岁”。蒋经国还说，现在是民主时代，他只是个普通党员、普通百姓，不许称蒋经国时代。政府替蒋经国购置了一辆防弹的卡迪拉克轿车，可是他把新车送给“副总统”谢东闵使用，自己照例坐那辆用了多年的别克汽车。于是乎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副总统”坐着一辆漂亮的新车刚出现，后面来了一辆旧车，来人竟是“总统”！

台湾情治机关继续严查叛乱案，对于逾越政治活动许可尺度的人士也没有放松。警察指控8个人涉及中坜事件暴乱，没收了上万册动乱的书刊，少数敢言的民营报纸之一的《台湾日报》遭受当局压力，把报纸转售给政府。不过，台湾政治气氛依然昂扬。反对人士稳定地扩大辩论的领域。省议会一些“议员”强烈批评警方，1978年10月间有一家重要报纸更提出终止戒严的议题。

康宁祥在“立法院”质询时，呼吁蒋经国采取明确措施，走向政治民主。蒋经国的回应是，要达到民主的理想，必须兼顾到现实，需要“一步一步”来。他还指示军方不要影响士兵及其眷属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如何投票，情治机关不要滋扰反对派人士。

1978年冬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民间反对派统一在全岛各选区布局，推举康宁祥、张春男、黄天福、姚嘉文、吕秀莲等人为候选人。1978年11月24日“党外人士助选团”正式注册成立，康宁祥为主席，黄信介、余登发为总联络人，施明德为执行秘书长兼总发言人。他们举办各种座谈会、记者招待会，还公布了党外人士《十二项共同政见》：“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思想学术超然化、禁止党派党工控制学校、言论出版自由化、参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严令”；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歧视。这些政治主张可谓史无前例。忠诚于国民党的主流媒体首度刊登党外候选人的照片、姓名，甚至政见。国民党中央党部文工会主任楚裕秋，公开表示报界的开放是“好现象”。台湾的民主气氛已相当浓厚了。

1978年12月16日美国与台湾断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同时宣布1979年1月1日建交。对台湾当局形成极大心理冲击。蒋经国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据，发出“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宣布延期选举。12月22日，警备总司令汪敬煦宣布“中华民国”进入非常时期，禁止一切集会游行，停止选举。但是，此举遭到“党外人士”一致反对。许信良、余登发等人在12月25日发表了《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党外人士国是声明》，要求恢复竞选，并主张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

1979年1月21日，台湾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逮捕“助选团”总联络人之一、前高雄县长余登发和他的儿子。桃园县长许信良第二天带领20多人，到余氏家乡高雄桥头乡游行抗议。这是台湾岛内戒严几十年来，第一次民间组织的公开游行。史称“桥头事件”。游行违反戒严法，4月20日，“监察院”通过“弹劾案”，许信良被处分休职两年。

余登发被逮捕后，在施明德等人的努力下，党外人士组成了一个60人的“人权保护委员会”，与国际特赦组织合作为释放余登发而努力。在1979年3月9日开庭时，由姚嘉文任辩护律师。1979年5月26日“人权保护委员会”在中坜凤仙饭店举行了2万多群众参加的许信良生日晚会，抗议当局对余登发父子和许信良的政治迫害，并发售了党外政论书刊和地下报纸。6 月2日，党外成立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候选人联谊会，并在各地举办群众性演讲。随着管制的强化，许信良被迫在1979年秋前往美国。

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康宁祥未被逮捕。但是由于康宁祥问政过于温和，导致党外新生代的不满，在各政论杂志发起“批康”运动，康宁祥于1983年落选。1980年代“党外”力量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1986年的立法委员增额选举，民进党拿下了进三成的得票率，康宁祥重新当选立法委员。康宁祥主张，鉴于国民党政权仍是“台湾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党外”应该采取“先求生存，后求发展”的策略：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与其“同舟一命”，“革新保台”。“党外”应该采用和平渐进的“体制内改革”，通过民主选举，逐渐达成“台湾政权台湾化”的目的。

1987年被病痛折磨的蒋经国觉得时日无多，7月15日正式解除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随后又解除实施了三十多年的党禁和报禁。“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只回答了一句：“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996年，李登辉与连战搭档参加台湾第一次完全开放和平等的总统选举。最后，李登辉以54.0%的得票率，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的职位。

2020年1月11日台湾大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此次选举投票率达到史无前例的75%。这是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0届立法委员选举1月11日举行，也是中华民国第7次正副总统公民直选。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蔡英文毫无悬念地一路领先代表国民党参选的韩国瑜，以817万零231票的史上最高票数当选连任，占投票比57.1%。韩国瑜得552万2119票，占比38.6%。宋楚瑜得60万8590票，占比4.3%。

在立法委员选举，民进党区域立委48席，不分区立委13席，共计61 席，确定国会过半，再一次完全执政。国民党区域立委25席，不分区立委13席，共计38席。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立委5席，时代力量党不分区立委3席。其他区域立委：无党籍立委5席，台湾基进党1席。

蔡英文胜选后保证“绝对不会因为胜利，就忘记了反省。过去这四年，我们有成绩，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台湾人民愿意再给我们四年，我们会把做得不够的、来不及做的，做得更好、做得更多。”她还表示，“这一次选举结果，揭露了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们的主权和民主，被大声威胁的时候，台湾人民会用更大的声音，喊出我们的坚持。”她说“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八个字是两岸要重启良性互动、长久稳定发展的关键，也是能够让两岸人民拉近距离、互惠互利的唯一途径。她说：“和平，就是对岸必须放弃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对等，就是双方都互不否认彼此存在的事实。民主，就是台湾的前途要由两千三百万人决定。对话，就是双方能坐下来谈未来关系的发展。”蔡英文也不忘向对岸提出期许。她说，“两岸关系不是单方面的责任，所以我要呼吁北京当局必须体认到台湾的民意和台湾内部最大的共识，本着和平及对等的原则，双方共同寻求良性互动的方法，我们可以建构一个可持续而且健康的交往模式，这样才能符合两岸人民福祉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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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佳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