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在《自由主义秩序原理》第七八章中说，文明国家的被雇佣者占人口的多数，这个阶级在以前并不享有投票的权利，但是民主化的结果使他们“被赋予”了投票的权利。这个由“被雇佣者”组成的“多数”阶级，秉持其共同的“阶级属性”，推举出本阶级的代言者——工党等政治组织：于是成为政治竞争中的一方阵营，这一“多数”阶级在投票过程中将占据优势，并凭借着多数原则而主导国家政权，从而使社会的“成功者”组成的“少数”阶级“受到严重威胁”，民主就成了“多数”贫民阶级对“少数”富裕阶级的统治，“少数”的自由被侵蚀，整个社会将变成“不自由的停滞的社会”。

哈耶克认为：文明国家里发展出一个“被雇佣者阶级”，占人口大多数：但他运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这个经济意义上的“多数”变成了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多数”；他论证这个“多数”的成员具备相同的“利益和观念”，具备相同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意识，在投票过程中将始终占据优势并主导国家。哈粉刘军宁说：“纯粹的民主是一种分裂性的力量，强调在一个社会整体中区分出多数和少数（通常是穷人与富人）；即使没有也要制造出多数和少数。”但是，民主国家的每一次大选活动，都未曾出现过哈耶克所谓的“被雇佣多数”所形成的一方阵营或“一个派别”。所有参与政治竞争的各方阵营，都同样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员，就如美国的共和党或民主党，双方都是由来自各领域的精英和雇工的选民组成的阵营。这就说明：多数原则中的（政治）“多数”，与被雇佣者这个（经济）“多数”是两回事。

亚里士多德和马列的阶级分析法，被哈耶克继承过来用于分析独立者阶级与被雇佣者阶级。在古代，一个人的家庭的贫富程度确实对一个人影响很大，甚至会影响到他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念。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就没有古代那么大的威力，一个被抛弃中国女婴可能被美国人领养，而她的养父母并非富翁，西方社会的慈善关怀和政府的福利制度，可以使一个贫者活得很体面；因此，一个人的家庭经济成分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观念。这是因为，影响一个人的思想观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性格特征，家庭背景，学校教育，社交圈子，兴趣爱好，选择、吸取、加工信息的途径方法等等。百年前的中国，尚且出现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参加共党、穷人家的子女参加国民党的无数事例，难以用阶级分析方法予以解释，更何况在民主社会里，阶级分析法就更无效了。

这是因为：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都成了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国家不再成为某个阶级统治的国家，统治者的权力由人民多数票决授予，其职责不是为某个阶级的利益服务，而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福利”，这样的执政目标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那些鼓吹阶级对立的党将得不到选票支持。

美国的两党竞争形成了两个阵营，每个阵营里都有一批精英作为领导者，动员、组织了一批包括雇主、雇员的粉丝，两个阵营并不代表两个阶级即“被雇佣者阶级”（平民大众）和“雇主阶级”（富贵者）。所以，政治竞争不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竞争，而是精英之间的竞争。精英们争权夺利的竞争，如果没有大众的参与和支持，将一事无成。历史是由精英带领大众一起书写的，民主化的进程要靠有良知、敢担当的精英带领大众一起去推动，讨厌而且恐惧大众的人，担当不了这一重任！把落后、野蛮、混乱、暴政等等的责任推给大众的人，担当不了这一重任！

用“自由”来反民主是荒谬，自由（即权利）虽然最高，但必须受平等的制约，平等才是美国人反抗英国压迫的旗帜（见《独立宣言》），是美国宪政的起点。在“被雇佣者多数”享有选举权前，美国的多数人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政治成了少数人的特权，而在“被雇佣者多数”享有选举权以后，获得了自由和应有的尊严。这一变化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可是哈耶克及其粉丝却很反感，认为“自由”被侵蚀了、被损害了，认为社会变成了“不自由的停滞的社会”。这部分自由主义者自诩为“自由”的卫士，可是他们真正维护的是作为少数人特权的“自由”，反对的是多数人享有的平等的自由。

对“多数暴政”的恐惧症还反映在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这是他1831-32年在美国的考察报告。当时美国的第一位平民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宗教限制，实现了成年男子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所有公职向公众开放，而不限于特定人选。托克维尔囿于贵族的偏见，认为“给人民代表的多数以完全的权力”是一种“奴隶的语言”。他推崇参议院的两级选举是保障“政治自由的唯一手段”。所谓两级选举是指，先由人民直接选举州议员，再由州议院选举产生参议员。可是，美国1913年批准宪法第七条修正案，废除了两级选举，规定参议员和众议员都须由各州人民直接选举。这个事实表明，两级选举并不能维护平等的自由，维护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我具有贵族的本能——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这种情不自禁的流露，倒是这部分自由主义者的心理写照：他们从理性上承认民主政治的好处，但在内心深处却“不爱民主”，原因在于“蔑视和惧怕群众”。

相对于平民百姓，某些精英有高于民众的特殊荣誉感、特权感。民粹追求平等，一但平等了，精英的特殊地位和感觉就消失了，所以，他们天然地反平等。他们厌恶民粹追求平等，是理所当然的事。1861年，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建议实施“复数投票权”。他的依据是：“具有较高道德和才智的意见和判断就比道德和才智较低的人的意见和判断有更多的价值”，他举例说：“雇主一般来说比工人更有才能”，“工头一般来说比普通工人更有能力”等等。他提出，具有“较高道德和才智的人”，其一票按作两票或两票以上计算。密尔维护所谓“上等人”的特权，却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而不顾。

   

如果说，生活在19世纪的托克维尔和密尔的思想受到时代的限制，尚可理解，那么生活在20世纪的哈耶克的这种倾向性，则就难以理解了。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屡次写道：“我们同样不能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然要求所有的成年人都应当享有投票权……如果投票权只赋予四十岁以上的人，或具有收入者，或家长，或文化人，那么这也很难被认为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侵犯”。哈耶克说：“民主并未将权力置于那些最为明智的人士的手中，而且在任何时候，政府的决策若由精英做出，或许能对全体大众更有助益”，“由一些受过教育的精英执掌的政府要比一个由多数投票产生的政府更加有效，甚至还可能更加公平”，“多数决议一定不及一些最明智人士在听取各种意见之后所做出的决定”。请您注意，此话正是“民主集中制”的依据。因此可见，精英专政论就是专制的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