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泉先生之不足

1968年5月8日郭泉生于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黄河村，1990年毕业南京市金陵职业大学英语专业，此后相继担任国营企业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改革与开放》杂志编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他在职攻读研究生课程，1996年获南京大学法学硕士，1999年获同校哲学博士，1999年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从事博士后研究，2001年留校担任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于2001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2004年组建独立的中国民生党，他于2007年12月17日在网上发表《中国新民党党章》，宣布将中国民生党改名为中国新民党并任代主席。2008年郭泉又领导和参与军转干部的维权活动，并发布对汶川大地震的评论。2008年11月13日，郭泉被逮捕。2009年10月16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郭泉有期徒刑10年。

1.郭泉砸墓显示了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仇恨价值观。

郭泉的母亲顾潇与郭泉都是同一大学毕业，顾潇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共党作家、中国作协成员，其小说曾获文学奖，其电视剧本获第五届电视金鹰奖。郭泉最大错误是反日、抗日的思维模式已深入其骨髓；说明了他的老家台儿庄抗日纪念馆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反日洗脑宣传的巨大成功。当人遭受了灾难后，有人会恨自己，有人会恨别人。郭泉就属于恨人的那一类人，其人格有严重的缺陷。

愤青郭泉1990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当着同学的面砸了一块日本电子表。这之后，郭泉不仅把自己家里不用的日货拿出来砸，还动员自己的学生把家里不用的日货“拿出来，我们一起砸呀”，郭称这是在“锻炼身体”。至于有用的日货，郭要“等用坏了，再用国货置换出来”，然后再砸。

郭泉从2003年起，公开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在公众场合砸毁日货，并动员学生和朋友参加，以示对日本在华罪恶的不满。郭泉每月举办一次“保卫钓鱼岛”的免费讲座，每次都能吸引200到300个听众当记者问到反日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占多大的比重，郭泉答：“一直都是生活习惯啊。”他声称，他的愤青事业要一直进行下去，一直到“日本交回中国的钓鱼岛”。

2005年1月31日夜晚，郭泉为了出名，置自己儿子病危于不顾，却和浙江的邬伟民前往安徽歙县雄村乡柘林村，用斧头和榔头将日本人修建的王直墓墓碑和芳名塔砸毁，郭泉抢得头功，立即名声大噪，真有点希特勒的狂热民族主义的味道！这是因为：

首先，对罪人的态度，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葛红兵问：一个罪犯是否因为犯了罪就失去了人格尊严？蝼蚁的生命尚且有尊严，罪人的生命难道就没有尊严了吗？砸人家的墓，与向人的雕像撒尿、吐痰、扇耳光一样，侵犯的是人生命的尊严，是对人的人格的侮辱。对罪人的人格、生命尊严的捍卫，是现代法律的底线。一个罪犯，你可以判他死刑，可以夺去他生活的权利，但你没有剥夺他生命尊严的权力，不能侮辱他的人格，不能践踏他的生命尊严。在国外，有专门的“临终关怀”的医院，对濒临死亡的人的关怀，表示的就是对人生命的尊重，就是让人非常有尊严地结束他的生命。所以，同样是死刑，以前用的是砍头、五马分尸、腰斩、烹煮、剥皮、炮烙、凌迟等惨无人道的血腥的野蛮办法，而现在则改用枪决，又在尝试注射死（几乎可以和安乐死相提并论了）。

其次，对罪人生命尊严的践踏如果一旦不受谴责，那后果是十分可怕的。义和团以高大上的名义践踏人类尊严，滥杀源于墨家！墨子鼓吹“杀盗非杀人”。只要你是坏人、你是盗匪，我杀盗匪等坏蛋，就不是杀人，就不是犯罪，不过是踩死一只蚂蚁而已！鲁迅说过，“我要杀你，就把你开除‘人籍’。你不是人，我杀了你就没有关系了。本来杀了人总会有心理负担，现在杀的不是人（杀盗非杀人），就心安理得了。所以总要宣布别人是‘反革命’，好象革命一到，一切反革命者就得死。”本来，去砸人家的墓总有心理负担，现在砸的不是人的墓，而是大汉奸的墓，破坏者就心安理得了。

中国是“有罪推定”的反法治文化。一旦官媒定性你是坏人或汉奸，人们怎么害你都是对的。国人只要在爱国的名义下就可无恶不作：反日游行可任意砸毁他人汽车，反韩游行可以捣毁韩国商品。文革时，只要给你扣上一顶“反革命”帽子，就可抄你的家，可以活活把你打死，甚至以革命的名义把反革命吃掉（如广西吃人事件）。杀人放火本是人类禁忌；但爱国贼只要把你说成为“盗匪”“港毒”牛鬼蛇神，就可以杀你了。现在的官媒鼓吹，“爱国者”可以杀汉奸、杀港独，但“爱国者”从未想过，即使是独立者也是个人，也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与人权，岂能一杀了之？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刑罚中并无“汉奸罪”或“坏人罪”。把“汉奸”的帽子扣在汪直的头上是不公平的！明朝的最大的过错是禁海：中国当时已经有先进的造船技术，有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经历；中国却退出了大航海。王直从葡萄牙人那里学会了高超的航海技术，明廷应利用其技术去征服海岛，而不是一杀了之。倭寇不是日本人，其实都是福建浙江沿海的失地农民。杀良冒功，污蔑被杀者是倭寇、是汉奸是汉族官僚体系的恶行。郭泉把汪直说成是汉奸，就去砸墓就去鞭尸，很有点伍子胥的味道！伍子胥毕竟是报私仇，而郭泉就是为了出名而破坏，与义和团法西斯有什么两样？譬如，2019年8月，一台湾商人支持港人，就被智利的中国人砸毁了商店！这不是法西斯又是什么？

第三，美国是双活双赢价值观的典型。其表现为，美国南方至今依然树立着南部叛军的总司令李将军（General Robert E·Lee）的大理石雕像。这套价值观源于英国人市场经济价值观——双活双赢，共同进步。若英国人采取中国人的你死我活的价值观，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北美殖民地的反抗，根本就不可能有美国这个国家。二战末期，美国占领了德国、日本后，实行双嬴双活，绝不把敌人赶尽杀绝；苏联占领下的东德对阶级敌人格杀勿论，最后彻底失败。

西方是“无罪推定”的法治文化！“无罪推定”是法治社会最基本的原则，简单地说是指任何人在未经依法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这意味着：被告人不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也没有义务自证其罪；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或不能证明自己无罪而认定被告有罪。西方的官方指控你是罪犯，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在法院未判罪前，你依然享有普通人的权益。这就是双活双赢。

搞民主就要尊重人权、尊重地方人民的意志，也就是尊重自治权。郭泉从南京跑到安徽砸墓，就很冲动，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权，当然不会尊重地方的自治权！听听：大陆人对台港独立的杀杀杀声，就知道国人还信奉弱肉强食的价值观。东南亚人认为，把陌生人猜测为中国人是不礼貌即野蛮的表现。所以，中国人首先要做的是价值观的转变，做一个双活双嬴的文明人。

华夏的价值观里，只许英雄是自己人，不许敌方出英雄。经常看到影视或文章里的某些故事，说日本军人钦佩某个与之作战到底的中国英雄，但中国人绝不钦佩日本英雄。这显示了敌人的文明之处，他们尊重自己的对手，并不因是自己的敌人就不尊重了，而中国就没这种双活双赢的文明价值观，而是不共戴天的、你死我活的丛林价值观。郭泉、无眠、挺扣者都是无底线的你死我活的复仇价值观，与双赢双活的民主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从价值观层面看，他们不是真正的民主派。

2，郭泉碰巧配合当局镇压“精日”思潮。

郭泉砸墓后，还组织大中华反日同盟会、全国保钓联盟等。因为他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捍卫祖国利益的强硬立场，被日本国定为国家敌人。他5岁的儿子，每天，挥舞着郭泉自己设计订做的“大中华反日同盟会”的蓝色旗帜，唱着“保卫钓鱼岛”的军歌，起床。愤青郭泉对记者说，他是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性格，做事情从来不跟别人商量。从来不跟别人商量的人会有民主习惯和民主价值观？郭泉在2005年末至2006年初，又开始发起汉服运动，全家穿汉服出现在南京街头，并在中国数十所高校举办汉族传统服饰文化的讲座。中国文化能教出民主和文明？

2019年7月28日，郭泉语录265说：“张作霖之死是由关东军少壮派军人擅自行事，并无关东军本部的授权。时任关东军参谋部辅佐河本大作，揣测领导意图，在得知张作霖专列将路过满铁线与京奉线交叉的地点皇姑屯三洞桥时，擅自将200公斤炸药埋于桥洞下，并擅自命令时任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中队长的东宫铁男（大尉军衔），于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到达此处时，引爆了炸弹。”

此说存在严重漏洞：第一，炸死中国领导人张作霖，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时中日之间并不处在战争状态，日本军人无上级命令哪敢开杀戒？第二，张作霖一直是日本的战友，他打击苏联，有利于日本；日本人凭什么去杀自己的战友，疯了。第三，日本的两个人无缘无故地杀了张作霖，这苏联杜撰的故事太低级了，却被中共灌输了近百年，成了愚民抗日的鸦片。中日火并，利于苏联侵略。

M驳斥说：“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成了苏俄的最大敌人，日本的战友张作霖也就成了苏联的最大敌人之一。苏联杀张作霖的动机就是报仇，报中东铁路被张作霖管制之仇，报共党被张作霖清洗之仇！张作霖死后一年，张学良完全接管中东铁路，引发了1929年中苏边境战争，黑瞎子岛被占，数万中国人被苏联屠杀。可以说，张作霖及其东北军是苏联的牺牲品！十多年前你去安徽砸汪直墓，今天鼓吹日本杀张作霖，说明你愤青的本质未变，你的黄俄思维方式未变！”郭泉看后就立即拉黑了M。

郭泉语录265继续说：“中国的这些学者教授在天亮后是一定不能继续霸占课堂的。”可见，郭没有上台就准备独裁了。郭要赶走那些说张作霖被苏联炸死的人。

8月初的郭泉语录271宣扬就是“莫管闲事”的乌龟主义和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郭泉语录275进一步鼓吹驱除黑人。这说明郭泉的人人不平等的等级制观念根深蒂固，比犹太人差远了。以色列政府为了拯救自己的非洲黑色同胞，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从1984年开始，到2013年8月，先后把13万“贝塔以色列人”移民以色列。

郭泉中了传统文化的毒，成了希特勒似的人物，他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大一统的（汉）种族至上主义的鼓吹者。他企图统一钓鱼岛并占领日本。这种“打打杀杀”的统一思路，与民主自治、独立然后合众联邦的路径是冲突的。难怪郭泉对目前的台港独联民主沉默呢。著名的政治犯刘家财说：郭泉自吹自擂，经常意淫美女尤其是日女爱听他；是民运的老鼠屎。

郭泉认定红潮垮台后，以他十年牢狱的资本必然能当上总统，真是权力狂。今年911，郭“先确认孕育的是儿子，然后再婚。”——原来是为了传宗接代，搞丛林社会的血统论的那一套。郭过皇帝瘾，为了奉子成婚，他不知要睡多少女人，直到有一个女人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才跟这母亲结婚！这要糟蹋多少女人？奉子成婚是玩弄女人，他说中医能把脉出男女，全是胡扯。这就是博士后的素质！郭泉一直很丛林，很霸道。他搞汉服运动，就是复辟，他就差穿黄袍了。他跑到黄山砸墓（墓是死人的民宅），就很霸道，是侵犯民宅的反人权行为，谈何民主？他的这些行为是三十多岁干的，他现在五十多，还在搞传统的多子多福奉子成婚的恶习，进步还很渺茫。

郭的奉子成婚是把儿子看得比老婆还重要，这说明他缺乏人人平等和个人独立的思想！他本来有儿子在美国，未继承他的思想，却还要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思想和衣钵，说明他把人视为可以改造的工具，把人当成刍狗和水一样的没有独立性，全凭他这个伟大父亲来铸造！没有独立性的个人，又何来人权和人类尊严！没有人权就是野蛮的丛林社会！郭泉的价值观还停留在丛林阶段。没把他人的感受放在眼里，这样的人掌权，必然独断专横。

-----------------------------------------

评袁腾飞

提要：袁腾飞的少数人民主的思想很早就形成了！他们模仿邓的少数人先富起来，把富改成了民主！他们以为民主政治像财富积累一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该派系反民主振振有词，拒绝一人一票的民主制是为了防止耄派借普选上台！为此他们设计了选举权不平等的制度，迷惑了不少人！

《我和中国“民主派”不是一伙的》在网上很风行，见https://mp.weixin.qq.com/s/tWbKLvzFUdGhLMwFgCOXFg    袁腾飞说：中国“民主派”大多没我了解历史，特别是英美民主史，都以为“天赋人权”是指“政治选举权”。都错了！所以我和这类人不是一伙的。不是指“民主选举权”，是指“人身自由权”。无论英国，还是美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都只给上等人民主，给下等人什么？（发财的经济）自由！

事实上：1265年孟福尔在英国威斯特敏斯特宫召集会议，出席者有僧俗贵族和每个郡两名骑士代表，每个大城镇两名市民代表，史称“孟福尔议会”。这是市民进入议会的开端，人们把1265年议会看作英国下院之起点。市民就是城市的普通老百姓（13世纪没有资本家），由他们选派代表参加国会，这就是人民参与宪政、享有政治权利的表现！

其实，没有国民政治权利的发财的经济自由是不存在的。1931年11月7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完全抛弃了人权价值观。它规定：“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这些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敌人”比印度的“贱民”还惨，“贱民”可以经商发财，“敌人”连“发财自由”也没有，他们的财产都被没收了。

即使在宪法保护私有制的今天，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在歧视非公有制经济，何来经济自由？如果你的财产被官府强取豪夺了，你到何处找个说理的法院打官司？因为司法不独立呀！可见，没有民主（政治权利）的经济自由是不存在的。

1980年代，新权威主义主张：“先经济自由化后政治自由化”，即政治民主权利只给达官贵人等少数人，老百姓只需有发财的权利就行了！至于什么言论自由、示威自由、集会罢工的自由以及自由竞选等政治性权利都不给老百姓，给他们这些权利天下就乱了！显然，无罢工自由的劳动者就是奴隶，无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老百姓就是行尸走肉！当时人们认为，“新权威主义”就是“新专制主义”。袁把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变成了“给上等人民主，给下等人（发财的）自由”，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无任何创新！

更为恶劣的是：袁编造了民主派认为天赋人权就是指“民主选举权”，而且袁说“天赋人权”是指“人身自由权”，也是似是而非。天赋人权包括了平等权、财产权、生命权、幸福权、自由权，等等。1789年8月26日，法国《人权宣言》把人权具体化为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等四种权利。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对人权概念的最全面和系统的论述。

   

袁腾飞说：人分三六九等，势必存在等级之别，西方人毫不避讳这一点。西方的“人人平等”是一种理想和目标，用来激发下等人求上进。结果，你追我赶，社会发展。中国人也鹦鹉学舌“人人平等”，骨子里还是“不患贫，患不均”，不怕大伙一块穷，只恨别人比我富！导致仇富心态扭曲人性。

其实“人人平等”是指人在理性面前的人人平等，由此引申出人的尊严和权利平等，并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平等！众所周知：“领导”与“民主”是截然对立的意识。在民主制下，没有哪个党派胆敢自封为领导。你是不是领导、能不能执政，要由选票来决定。在民主制下，任何党派、团体与个人，在法律和选民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预设“领导”（所谓“领导阶级”“领导党”或上等人）并强迫民众服从，这本身就是专制。声称某阶级、某党最先进、最正确、最科学，天然的享有领导权，如果你异议而不衷心拥护，就是反革命；这是极权主义论调。在民主制度下，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将国民分为不同的等级。美国法庭一直实行陪审员制度，陪审员都是从公民中随机抽取的，根本就没有等级的概念。袁腾飞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是天然反民主的！

 

袁腾飞说：看看林肯总统解放黑奴就明白了。黑奴不是因为政治上有了选票才变自由的，黑人的自由是从重获“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开始的，简称经济自由。政治上哪怕一时没选票，只要黑人获得经济自由，立刻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了堂堂自由民！

这表明了袁的奴隶主立场！南北战争后，1868年7月美国联邦宪法第14修正案的通过，使黑人获得了选举权。南方的几个州不给黑人选举权，联邦政府对此进行了制裁，居然被袁肯定了——无选举权好！  

 

袁腾飞说：“英国、美国，都是发展在前、民主在后，经济发达之前没一个搞普选的”；也就是承认英国、美国以前也是有选举的，只不过没有搞普选，只是部分人享有“政治选举权”，黑人、女人、穷人没有。他还说：“台湾、韩国、新加坡同样如此，二战后穷人居多时都不搞民主，只赋予穷人自由(自由谋生权和自由迁徙权），等到几十年后穷人变少、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普遍壮大，分别跻身成为亚洲四小龙后，才放手民主（施行普选）。”

这显然是胡说！台、韩、新，二战后一旦成为和平社会，就开始了普选，所有成年人都有投票权，就在搞全民民主！袁故意把二战后的“四小龙”的历史分解为“经济自由”致富时期和发展民主的“政治普选”时期是不成立。新加坡自治政府于1959年成立。新加坡于1959年5月举行第一次大选，所有选民直选议员，人民行动党在51个立法议院议席中赢得43席，成为执政党。新加坡一开始就实行了全民普选，哪里有两个时期？韩国一成立就实行了全民普选！1948年韩国老百姓就直接选举国会议员了，1951年底，韩国选民就可以直选总统。由于朝鲜半岛的战争，韩国官方对选举和舆论管制过多，从而使民主打上了威权的色彩。但韩国绝不是什么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后的少数人的民主！

1950年4月，台湾就开始了县市长、县市议员、各乡镇市长及乡镇市民代表的多党竞选。台湾是等了几十年后，才放手全民普选总统，这是人民反抗一党专政的结果，不是什么富裕了才民选总统的？韩国人反抗性强于台湾人，比台湾人先10年就实行全民自由竞选总统！若从民选总统层面看，“先经济自由化再政治自由化”对于像台湾的威权主义政权是可能的路径，对于极权主义的中共是不可能的。

袁鼓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物派道德观；说，历史上滥杀无辜的大多是穷人出身……恰恰相反：马克思是准贵族出身，恩格斯是大资本家出身。列宁是贵族出身。斯大林的父亲当过鞋匠，不过后来有了自己的工厂，成了企业家，只因酗酒才使得企业倒闭，斯大林在22岁时因经济问题，无法继续学业，就参加共产革命。可以说，他在22岁之前，一直过着中产以上的生活。波尔布特是地主出身，皇亲。格瓦拉也是贵族出身，其家族除了好几位总督。希特勒的父亲是海关公务官，退休后是小地主还养蜜蜂，经济地位至少也在中产之上。1932年，是斯大林指使德共反社民党，导致希特勒上台！希特勒上台不是民主本身的罪过。一个国家早起民主不成功，不能成为这个国家拒绝民主的理由！

袁还说：有人说有了选票，穷人素质就会提高。无知透了！委内瑞拉穷人有了选票，立刻选出查韦斯，沆瀣一气洗劫中产阶级，饱受一战之苦的德意志魏玛共和国穷人有了选票，立刻选出希特勒，携手血洗其它民族。埃及贫农有了选票，立刻选出穆兄会，差点重蹈政教合一中世纪专制，差点炸毁金字塔……日本穷人居多时，再怎么明治维新君主立宪都没用，只要有人登高一呼，立刻万众一心走上军国主义邪路……按照袁的逻辑必然得出结论：穷人或贫穷是万恶之源。

按他“万恶穷为首”的思路，越是有钱的人或是越是富有的人，他的道德就一定更高尚，人格就一定更健全，其精神意志就一定超过穷人。这是违背常识的，因为，精神的丰富与否，与物质的富裕与否并不能成正比。“万恶穷为首”源于马克思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物质是精神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色会意识”……与“万恶淫为首”的思路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个别概念的不同，而其本质（形式）是相同的，没有逻辑，无法论证，也没有事实依据。

袁说：“农耕国家乌克兰有了选票，乌族、俄族大打出手血腥对峙……”。他意思就是，民主导致了分裂与战争！这和1990年代初的论调一样，民主导致了苏联解体，民主是罪魁祸首，所以，民主要不得！其实，苏联解体是苏共长期镇压边疆民族的结果，与民主何干？乌克兰内战也与民主无关，而是俄国支持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族的叛乱！

袁唯有富人才能搞好民主的观点是错的！能否民主是由人们价值观和品性决定的，而不是财富的多寡决定的。先看东西方的价值观！东方：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也就是说，管好自己的事情，不管他人的事情、不管社会的事情！因为他人或社会的事情属于国王或者君子管！这就是孟子的“劳心者治人、治社会”之说！社会之事是官僚们的事情，与老百姓无关。西方：各人管好自己的事情，社会的事情是大家的事，必须众人来管！也就是说，关心政治关心社会，人人有责！因为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所以，不关心政治不参与政治的人就不是人！正是这种普遍参与的价值观促成了民主。

    

再加上西方民族具有海盗般的勇气，宁死不屈！譬如，古罗马人是特洛伊人的后代，他们具有海上难民的开拓精神，不怕死，当罗马贵族搞富人专政的时候，那些平民和贫民都一起离开了罗马城，到荒漠之地过贫困的生活（犹太人也是逃离了埃及富裕生活而流浪到荒漠的巴勒斯坦的）；罗马贵族无人来保护他们的城市，只能满足贫民百姓的要求，建立起平民大会和保民官制度，从而使罗马成了民主共和国！可见，民主制与经济上穷富无必然的关系，而是与人的勇敢程度有关！勇敢的民族宁死不屈，哪怕受苦受难也要民主自由的！当冰岛人建立最早的议会的时候，当瑞士人独立于德国实行民主的时候，他们都是全欧洲最穷的地区！他们之所以民主，在于他们勇敢，在于他们“宁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大无畏精神！东方缺乏这种精神，只有好死不如赖活的贪生怕死的奴龟精神，所以民主化就很难！

    

袁腾飞最后说：民主是全人类的目标，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在社会发展伊始，给上等人民主、给下等人自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逾越的必经之路。

    

关敏说：袁把“上等人民主”说成是“历史规律”！恰恰相反：古代民主一开始就是全民参与的民主！荷马史诗中记载的原始民主就是全体士兵参与的民主。最古老共和国——圣马力诺共和国的民主也是全民参与的！当冰岛人建立最早的议会的时候，当瑞士人独立于德国实行民主的时候，也是全民参与的民主！到今天，瑞士是全球全民公投最多国家！全民公投当然是全民民主！

袁公然站在上等的统治者一边，视老百姓为洪水猛兽，鼓吹不给穷老百姓政治权利！这么反老百姓的观点居然被海南的易正利叫好，而易某竟然是中国维权者的指导老师！这样的维权很难维护老百姓的利益的。“只给上等人民主”，上等人压迫下等人会更厉害，下等人更倒霉。当下等人被剥夺投票权、言论权之后，17年他们被作为低端人口赶出平壤的时候就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了！“上等人民主”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升级版。袁腾飞的观点是“顶层设计、严禁妄议中央”的产物！

权力归精英的“上等人民主”，下等人只能发财后养活上等人，本质上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袁的谬论最初就是凯迪包装出来的，第一句就是：现阶段的中国不适合“一人一票”，http://m.kdnet.net/topic-10567224.html，

袁腾飞如今已成了凯迪网的第一招牌，只要在360搜索栏里打入凯迪网几个字，搜索菜单弹出第一个图像就袁腾飞。

请扫二维码予以点赞

逻辑学佳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