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熊飞骏的“民粹”歪论

熊飞骏在《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是民粹》中说：民粹是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古希腊民主政治之所以很短命，就是民粹政治惹的祸。民粹政治就是“平庸的多数”把握政局。“平庸的多数”很容易被羡慕嫉妒恨左右，把有能力推进社会进步的精英列为打击目标。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被雅典公民判了死刑。苏格拉底死后雅典就加速度衰落了。

我认为：早在公元前18世纪，希腊人的祖先就在克里特岛建立了人民大会制度即民主制度（“海岛（盗）民主”）；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希腊被并入罗马版图，但依然保留各个城市的共和制度。可见，古希腊民主长达1千多年，“很短命”的说法不成立；若把城市共和制算上，就是近三千年的民主共和史。雅典先是贵族（或族长）共和，到公元前594年索伦改革进入全民直接民主，到公元前322年起，雅典又建立了寡头共和政治；全民直接民主的时期长达370多年，说“希腊民主很短命”是不成立的。

熊飞骏反民粹的思想发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主张：执政者不靠世袭和选举，也不靠暴力和欺骗，而是靠知识即“哲人统治”；他因反对全民民主被处死。他的弟子柏拉图坚持：真理在哲学家手里，所以，国家应由哲学王统治；哲学家专政比民主更好。他说：一个人生病了，会去看医生而不是江湖郎中，因为医生是专家。同理，城邦国的管理应托付给哲学王。后人发挥说：“病人就得遵从医生的教导，医生是为你好；公民就得服从哲学王的统治，因为他们是善体。”柏拉图的第一个错误在于鼓吹人性善。因为：社会中还有许多恶人和犯罪分子，医生中也有败类，国王也有私利，并非善体；其第二个错误是忽视了人的自主权：病人可以选择医院和医生，但人民只能接受哲学王的统治；如果公民没有选择统治者的权利，哲学王的统治必然是暴政。恰如亚里士多德说：凡是僭主（否定民选的）政体必然都是暴政。

狼总是要吃羊的，羊群岂能信任狼？人类绝对不能让“圣人”来统治，因为一个圣人的统治就是毒菜啊，几只猎狗的竞争才能形成民主！希腊人宁愿自治，也不愿当羊群。古希腊罗马的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专制君主是一个祸害；防止权力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已成了希腊罗马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

熊飞骏说：黑人五分之三的代表权由白人行使，妇女直到1820年才获得选举权。

关敏驳斥：美国是1920年8月26日通过宪法第19条修正案，妇女获得选举权。第一批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是斯堪地纳维亚国家：1906年芬兰妇女争得投票权。1913年挪威妇女取得选举权。 

熊飞骏说：美国前期对选民作出“财产资格限制”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理解大相径庭，不是搞什么“富人政治”，而是为了更好地践行民主理念。

关敏说：人类经历两种类型的民主制。古代民主的实质是战士共和国，公民作为战士必须为国家出力，因此需要参政，公民参政就是古代的民主，其目的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强大，从而出现了杀苏格拉底的事件，因为苏格拉底破坏了雅典民族的多神信仰！

熊飞骏们不明白英美民主的实质。近代的欧洲民主的实质是纳税人民主，不是为了国家强大，即使你烧毁了美国的象征物星条旗，也无罪；而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尤其是保护个人财产不被随意剥夺，所以，国家收税必须同老百姓的代表商量以保证这些税款用之于民！虽然近代民主借鉴古代民主的许多形式和内容，其本质上却是纳税人的民主，与精英没有多大关系！以前把纳税人理解为直接纳税人，直接纳税人的民主就是有财产资格的民主；当代把纳税人理解为间接纳税人即所有的消费者都间接为国家纳税了，所以，现代民主就是全民民主！精英民主论暴露了中国人盼望大救星的软弱无能的祈求意识！

熊飞骏说：殖民地民主最成功的国家是印度，区区297万平方公里领土养活了12亿人口，居然没发生过大饥荒和军事政变。但民粹政治一样给这个国家留下了厚重的阴影，严重制约了印度的发展和进步。

关敏驳道：印度没发生苏联似的大饥荒，充分说明了民主保障人权的巨大作用。所谓的民粹“严重制约了印度的发展和进步”，这是夸大其词！印度面积只有中国的1/3，人口却和中国相当，又处在热带，却实行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而且在制药和计算机软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已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印度政府要认真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被熊视为民粹拖后腿，龙应台说：“市民参与政府决策，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愿主导。如果说，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为政府必须停下脚步来听人民说话，很费时间。可是，你要一个肯花时间来听你说话的政府呢，还是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可以从你身上快速碾过的政府呢？”

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今天，印度的政治分歧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轮替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矛盾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与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的情况相比，简直是个奇迹。

欧洲有一个民主奇迹国家瑞士。瑞士处在山峦起伏的资源贫乏的地带，仅仅因为实现了民主制而成了全球最富的国家；瑞士更是全球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因为：全民公决实施频率的高低标志着民主程度的高低。从1848年开始，瑞士已经进行过570多次全民公投，这个数字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公投次数的总和，瑞士赢得“全民票决之母国”的盛名。据统计，1900～1950年间，联邦级公民投票大约100案，平均每年两案；但1950～1985年的35年间共190案，平均每年5.43案。再加上各州要表决的议案，每个公民每年大约要对20多个问题进行投票。瑞士惯例，联邦公民投票1年举行4次，春夏秋冬各占1个星期日。

其实，全民民主与专家治理并不矛盾。譬如说：村民大会选举出村长和村委会，由他们来当家做主，但他们不是专家；村里建设和村民看病肯定得请专家！村长和村委会只是敲定建设规模或者控制报销比例。当全村变为全国后，其治理模式也是相似的。近代议会民主是以间接民主取代古代的直接民主，用少数精英来取代公民大众。古代民主，不管是雅典还是意大利城邦共和国，选举采用的都是抽签制，每个人当选的机会完全是随机、均等的，人人皆可当官。近代民主，换成了竞选代表，竞选则需要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有利于精英脱颖而出，从而把穷人、愚人排除在外，避免了民粹问题。现代民主是全民民主、议会民主、精英民主、宪政民主和自由民主的综合体，而全民民主是根基。请注意：全民的“民”就是公民，美国最初的公民资格是有财产的白男人，黑男人只有3/5的公民权，1830年代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取消了财产限制，穷人林肯得以当选总统。当代美国民主被理解为公民通过定期的自由选举给自己选择一个合适的“总经理”，由他和他所领导的“经理班子”制定公共政策，实施公共管理。可见：现代西方民之已把全民民主与专家治国的理想都实现了。军队、警察、文官、教育的专业化中立化就是专家治国，同时政府官员经过竞选上台就是全民民主的体现，民选政治与专家治国互补，带动社会文明在正义大道上不断向上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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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评官天经地义（关敏）

提要：袁粉真騃不懂逻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超越了具体内容的普适于人类的思维形式规则，也就是摆脱了具体的人具体事情的纠缠，是一种无个人情感的理性思维法则。儒家以尧舜桀纣为好坏标准，袁腾飞以M为坏的标准，这都是“以人为据”的逻辑错误，未摆脱具体人事的纠缠，不可能获得逻辑上的理性认识！德先生等说袁腾飞反邪教，不过是“以毒攻毒”而已。用医学的行话说，“以毒攻毒”个案的有效不具有普遍性，只有通过双盲试验的检验才有效！为什么？因为双盲试验摆脱了具体人事的纠缠，摆脱了当事人（医生患者）的个人情感，得出结论就具有普遍性！所以必须摆脱儒家和袁腾飞之流的具体人事的纠缠，我们才能进入普遍性的抽象思维领域进行思考，才能找到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

由民众来评价官员，这是因为：官员施政，关系着人民的切身利益；老百姓能感受到政策的好坏，所以，由老百姓给领导人打分，天经地义！这就像学生给老师（消费者给公司的商品）打分，是一样的。在中国大学里，学生给老师打分的制度已经实施几十年了，然而老百姓给领导人打分，还未开始。

7月14日晚，袁粉真騃说：“凡是抛M的就是好领导，否则就是坏领导，是人民的罪人。”我说：“错误。判定领导人好坏的标准是选票，是全民的选票，准确地说就是民意评价。”

真騃说：“希特勒就是全民的选票推上去的，民意岂能做标准？”我说：“既然民意不能做标准，那就以经书、胡志明金日成的书为标准，那就是唯古是从的教条主义社会，没有个人的思想自由，当然是反民主的。如果以皇帝的圣旨作为好坏的标准，那就是个人崇拜，一切以领导是非为是非，人民是个屁，当然是反民主的；而且个人崇拜在逻辑上来说就是犯了以人为据的错误！儒家把尧舜桀纣树立君主好坏的标准也是犯了以人为据的逻辑错误。”

以人为据的谬误是指：论者不以事实和逻辑推理来支持其论点，而是以圣王、权威的言行来代替对论题的逻辑论证。例如：以前塾师讲学时，不是用推理规则或具体事实为论据来证明其论点正确，而是以圣人孟子、朱熹的话作为论据，证明其论点的正确。这种崇拜权威崇、拜圣人的反逻辑的歪风，就是诸子百家刮起来的。他们言必称尧舜、称三皇五帝；似乎离开了祖先的权威，就做不了文章。

真騃说：“民主不是什么好东西，会选出希特勒。”我说：“希特勒并非完全民选上台。1932年，纳粹党用阴谋与暴力打击选民，获议席196席，社民党121席，德共100席。若社共两党联合，纳粹难以上台，然而斯大林禁止他们合作，才把希特勒捧上台。”二战后，德国更加强调自由平等的真选举。2016年德国总统高克在上海同济大学演讲中说：“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无法持久替代个体的自由权利。”高克批评东德“整个制度缺乏真正的合法性，没有自由、平等、秘密的民众选举”

无论是领导人上台执政还是对领导人的评价，都取决于民意。美国总统的好坏的评价就是通过盖洛普民调公司的民意调查统计出来的！台湾领导人的初选也是民调公司的民意调查来决定的。也许你会说：各家民调公司的政治倾向不同，难免会有阴谋诡计和不公正的现象，其结果难以苟同。本来，民调公司的结果是供你参考的，并不是法定的必须接受的结果。法定的必须接受的民意结果就是法定的选举和法定的公民陪审活动。公民陪审就是从老百姓中抽签出一些人，让他们来审判各种案件。公民陪审的司法活动在西方已有了3千年的历史。可见，民意评价人的历史在西方是多么的悠久！

民意评价人的好坏也有不准确的如对苏格拉底的判断，但它总比皇帝圣王的独裁要好得多，在中国皇帝独断下，不知冤杀多少人！明、清文字狱冤杀无数，反右文革网禁，冤假错案更是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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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敏：民主就是多数暴政吗？

提要：个案不能否定一个领域。频繁的车祸不能否定汽车行业，空难不能否定航空业。同样推理模式，一个苏格拉底的错案不能否定司法民主，许多国家不都在实行人民主审制（陪审）吗？用法国大革命乱杀无辜来否定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事业，就像用空难来否定航空业一样，无知透顶。

人民有汪洋大海般广阔，古代的蒙古人民可以毁灭无数的国家，但现代人民没有这样的毁灭性了！因为现代各国人民已经相互制约着，一民族独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同样，一党一派垄断国权时代正在东亚寿终正寝！既然一党派垄断在一国死亡了，自然就是多党派竞争而相互制约，不可能出现一派独大的祸国殃民的民粹主义！搞群众运动集体杀人就是义和团法西斯主义，义和团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殃民的民粹主义，这只能极权专制的封闭条件下形成，在多元自由的时代不可能。

反民粹就是要反专制集团操控的法西斯义和团民粹主义，而不是以民粹、愚民的名义去否定人民最高决定权。多黨竞争执政权，就得服从人民的票决，人民的决定权高于任何党派。可是一些人污蔑人民是民粹、是愚民、人民的选择和决定是都错的，这就否定了人民自由票决的民主。既然人民是愚昧的，要愚民投票还有什么意义？国人只要听权威人物就行了，这就走向了反人类的圣人崇拜！“X主席万岁”是野蛮的丛林语言！文明的语言是“人民最大”，人民拥有选择执政者的权力。

常有人说：“民主的危险会导致多数暴政”。众所周知：民主以人人平等为根本，以法律来平等地保护各种意见，并运用对话、协商的机制解决社会矛盾，因而只会减少暴政尤其是“多数暴政”，怎么反而说是“民主的危险”？

如果“多数暴政”是指部分人以人多势众来迫害少数人，这是人类自古就有的现象，早在民主制出现前就已存在，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因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人的弱肉强食的动物性，属于人性中“恶”的那一部分：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当遇到人多势众的场合，就更助长了这种劣根性。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就是不平等对待他人，不承认对方有同等权利。所以，多数暴政产生的根源，其实质就是“权利不平等”。从逻辑上讲，“弱肉强食”的多数暴政跟“人人平等”的多数原则是两回事。

冯胜平把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当成民主就是暴民政治的实例。许良英认为：古代希腊民主制之所以会出现处死苏格拉底那样惨痛的冤案，是由于希腊人对多数原则没有设立界限。虽然他们崇尚自由，认为民主制的精神是自由，但并不认为个人的思想和信仰有绝对自由权，而应服从多数决定。也就是说，古希腊没有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

苏格拉底的死刑并不能证明“民主是暴民政治”。柏拉图在其《对话》中说，苏格拉底拒绝逃离监狱避免一死，因为他认为就算他被不公正地定罪与判刑；但作为一个公民，他要留在雅典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因审判与判决符合法律程序。在2千年前的那个时代；这样一个个案不足以对一个政治制度的定性。其实，在中国发生的屠杀邓析、少正卯等文字狱事件，就更是多如牛毛了！方孝孺案，近千人被杀害；小说《刘志丹》案，数万人被斗死。恰如韦君宜所说：“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远胜于最高明的独裁。”

冯论证民主是暴民政治所举的第二个例证，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导致了血腥的屠杀”。在1793、94年的巴黎，雅格宾派掌握政权期间，把数万人送上了断头台。在1794年6月到7月，仅巴黎一地，50天杀了1376人，最多的一天杀50人。这种暴政是何等惨烈。事实上，罗伯斯庇尔盗用了人民的名义、盗用了多数的名义，实施暴政；这完全是专制势力的作为，根本不是民主导致的！罗伯斯庇尔自称是卢梭的忠实信徒，而卢梭恰恰是“伪民主真独裁的创始人”。把卢梭奉为“民主先驱”，把罗伯斯庇尔的独裁统治定性为“民主”，把血腥屠杀的罪名硬加到民主的头上，这是对现代民主的诋毁。冯胜平没有兴趣反对借用人民名义的行恶，却热衷于反民众、反民粹、反人民权利。

冯论证民主是暴民政治所举的第三个例证，是“民主选出了希特勒”。他的意思是：“民主”导致了希特勒犯下的滔天大罪，希特勒是借“民主”之手实施法西斯统治。

民主政体下的选举，若选出了坏的领导人，可以纠正过来。现代民主国家出现暴政的原因，不在于民主本身而在于专制势力作祟。希特勒就是这样的人。1930年，德国国会再次选举，纳粹党得票641万，社民党为858万，德共为495万。深感局势严重的社会民主党试探与德共联合，但德共予以拒绝。德共领导人台尔曼认为：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主要敌人。1931年夏，德共甚至与纳粹势力一起推翻了有“民主堡垒”之称的普鲁士邦的社会民主党政府。1932年，纳粹党用阴谋与暴力得票1374.5万，获得37% 的选票，议席196席，跃为国会第一大党，社民党得票800万，121席，德共得票600万，100席。若社共两党能够联合起来，社民党和共党共占221席，而纳粹党只占196席；强力运作，还是有扭转局势的可能，然而斯大林禁止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作，正是苏联在暗中帮助了国社党 (纳粹)，才把希特勒捧上政权的高峰。希特勒上台后就扼杀了德国的民主，实行独裁统治而无恶不作。

冯论证现民主是暴民政治所举的第四个例证，是“中国文革的民主”，他把“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归咎于“民主”，这更莫名其妙了。在文革期间，谁反对伟大领袖谁就罪该万死，谁对伟大领袖异议谁就不得好死，这明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征！专政就是专制的意思。事实表明，文革是伟大统帅的权术，“文革”所实行的“大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假民主真专Z，其实质是暴力元规则在发威。专制与民主水火不容的两套理念、两种制度。自辛亥革命后，民主已经成了中国人的最高理想。专制精英为了夺取权力，必须披上“民主”外衣欺世惑众，高喊民主以骗取民心，并且把假民主观念灌输给国人，所以国人必须能够分辨真假民主。假民主好厉害呀！1946年，150位到大陆学习的台籍留学生，一进入大陆中国后，就被老G吸收了，甚至加入G党。这一批台湾年轻菁英，由国民党挑选赴中国大陆，最后却倒戈打击国民党，由此可以理解，假民主确实威力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