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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不结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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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是天赋人权，为了防止结成黑社会帮派害人，各国都有相应法律防范，本文主要从正面阐述结社的意义，至于负面阐述在本文的二维码后面：
1.结社自由是是免受损害的重要机制。
一个社会总存在强者和弱者，弱者往往被欺。为了免受压迫，弱者就得团结起来，把强者的侵略性关进笼子。结社自由就是人类古已有之的抱团取暖、形成组织的权利。罗.米歇尔（RobertMichels）说：“组织看来是形成集体意志的唯一途径。组织能够使其成员的付出最小化，最节省精力，它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即：团结是弱者的盾牌，团结的形式就是结社组成集团；个人依靠团体的力量才能战胜强者的侵略性。即使不胜，由于规模的原因，也会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这样，就可以规避弱势群体的逆境。所以，结社是保障人权之母。
由于鲱鱼的体型小，所以它们的天敌很多，只要是任何体型比它们大的肉食鱼类，例如鳕鱼、鲑鱼和金枪鱼等，都可以捕食它们。弱势的鲱鱼要靠团队合作精神才能生存。所以，成万上百万的鲱鱼常常会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团队，场景十分美丽、壮观。如此庞大的群体为了行动上保持一致，每条鲱鱼都会严格遵守三个规则：一是只注意离自己最近的伙伴；二是当身边的伙伴动时它也跟着动；三是伙伴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以便遇到紧急情况时进行空间调控。
这些鲱鱼团体，远看就是一团活动的阴影，也非常像一个巨型的海洋生物，在外观上比一般的肉食鱼类大得多，因此造成这些捕食者惊恐不已。而且鲱鱼密集、成群、快速游动的线条，加上闪烁不定的形状，常会把敌人搞得眼花缭乱，无法集中注意力在某一条鱼身上。即使这些大鱼能冲入鱼群中，把密集的队伍冲散，但被吃掉的鱼也为数不多。由于捕食者不能锁定单个鲱鱼，鲱鱼的生存率大为提高。如果遇到体型更大的鲸鱼冲过来时，处于边缘的鲱鱼在发现时，就会迅速下潜。根据团队行动规则，内部的鲱鱼也会跟着下潜。如此一来，就可以带动整个团队迅速下潜，这时冲过来的鲸鱼就会扑空，等它转过身想再扑时，鲱鱼群早已下潜30米，摆脱险境了。
靠着团队合作，加上鲱鱼的机智敏捷，鲱鱼群能躲过大多数鲸鱼的追杀而存活下来。可见，充分的团队合作，比起单兵作战，能获得更高的成功机率，而这也正是弱小者的生存法则。这就是1989年8.23波罗的海三小国手拉手人链600公里抗议50年前苏联吞并三国的原因。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告脱离苏联而独立，8月20日和21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宣告独立。此后，8月23日成为波罗的海三国、欧盟和其他国家的“黑丝带日”或“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
法国大革命提出的那三个基本价值：自由、平等、博爱。fertility——“博爱”就是“社群”的意思。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容易把个人孤立化（或称原子化），而原子化的个人不可能制衡政府权力。相对于国家而言，个人可通过结社的力量使得政策中有自己的声音，在受到国家伤害时，可将伤害降到最小。所以，必须以社群（博爱）主义来补充自由主义。
2.结社自由是社会是否正义的指标。
在西语中，社会（society）与协会、学会是一个词，就是自由结社的意思。没有自由结社就无所谓“社会”；没有“社会”又何来公平正义？正义不允许牺牲一些人以满足其他人的幸福；拒绝牺牲弱者来成全强者，也拒绝牺牲强者来成全弱者。墨子把强不凌弱作为义的核心。“义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墨子.天志下》）。所以，关敏说，结社自由是建立一个正义社会的必备要素。
3.结社自由是防止专制的有效办法。
借助于结社自由，人们结成“防止暴政的堤坝”，避免受到一小撮无赖或独夫民贼的残酷压迫。民主的前提是独立的个人及独立于政权外的多元化组织，民主就是多元组织的大致平衡，最好的政治就是能保护结社自由以及能平衡不同集团间的利益的制度。
众所周知：民主政府是一种公权力，要代表所在地区全民的利益，不能只代表某个群体的特殊利益。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工商业者的利益等，仍需要各自成员的民间组织分别代表。美国制宪者认为：宪政既要避免强人专制，又要预防“多数人暴政”，这就要通过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办法，来使利益集团的祸害受到遏制。恰如谚语所说：一个圣人的统治就是独裁，几个坏蛋的竞争就是民主；也就是说：周期性的竞选轮替才是保证民主长盛不衰的不二法门。社会必须依赖多元化的组织才能获得大致平衡，才不会一边倒从而使人们获得平等的待遇。
民间组织不仅可以对抗国家、保护个人，而且也能够保护非营利组织在控制或影响国家的努力中免于其他组织的非正当侵害。假定只有10%的农民要求建立农会，不能以他们是“少数”为由而禁止；反过来，假定90%的农民都加入了农会，也不能以多数为由去专制少数。那种“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毛式“农会”不是民主社会所要的。农会不是政权，只是维护共同利益而自愿结合的自治组织。农民如果能够自由组织农会，官员即便并非民选产生，官员的权力也会受到制约。1927年3月全国性的农民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至1927年6月，全国大小农会组织已有21458个。中共建政后，农民却没了自己的组织，结果大跃进饿死了9千万农民；即使精准扶贫依然出现了杨改兰全家6人自杀的悲剧。由此可见：结社权既是基本人权的保障，更是民主制度化的保障。
因此；走进民主社会的关键是公民勇敢地践行结社自由权，“六s”之所以兴起，是学生践行了结社自由；“六s”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学生组织不严，谋略不全，缺乏纲领性东西，人民还未完全响应。中国大陆10年来的“广交友不结社”的同城饭醉运动已经被镇压瓦解，原因是缺乏民主组织核心。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在国家生活中的表现。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和个人自由的基础。在进行现代化的世界里，谁组织政治，谁就控制了未来”（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P496）。
4.自组织能力是判断一个民族优劣的主要标准。
1.结社自由是是免受损害的重要机制。
一个社会总存在强者和弱者，弱者往往被欺。为了免受压迫，弱者就得团结起来，把强者的侵略性关进笼子。结社自由就是人类古已有之的抱团取暖、形成组织的权利。罗.米歇尔（RobertMichels）说：“组织看来是形成集体意志的唯一途径。组织能够使其成员的付出最小化，最节省精力，它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即：团结是弱者的盾牌，团结的形式就是结社组成集团；个人依靠团体的力量才能战胜强者的侵略性。即使不胜，由于规模的原因，也会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这样，就可以规避弱势群体的逆境。所以，结社是保障人权之母。
由于鲱鱼的体型小，所以它们的天敌很多，只要是任何体型比它们大的肉食鱼类，例如鳕鱼、鲑鱼和金枪鱼等，都可以捕食它们。弱势的鲱鱼要靠团队合作精神才能生存。所以，成万上百万的鲱鱼常常会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团队，场景十分美丽、壮观。如此庞大的群体为了行动上保持一致，每条鲱鱼都会严格遵守三个规则：一是只注意离自己最近的伙伴；二是当身边的伙伴动时它也跟着动；三是伙伴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以便遇到紧急情况时进行空间调控。
这些鲱鱼团体，远看就是一团活动的阴影，也非常像一个巨型的海洋生物，在外观上比一般的肉食鱼类大得多，因此造成这些捕食者惊恐不已。而且鲱鱼密集、成群、快速游动的线条，加上闪烁不定的形状，常会把敌人搞得眼花缭乱，无法集中注意力在某一条鱼身上。即使这些大鱼能冲入鱼群中，把密集的队伍冲散，但被吃掉的鱼也为数不多。由于捕食者不能锁定单个鲱鱼，鲱鱼的生存率大为提高。如果遇到体型更大的鲸鱼冲过来时，处于边缘的鲱鱼在发现时，就会迅速下潜。根据团队行动规则，内部的鲱鱼也会跟着下潜。如此一来，就可以带动整个团队迅速下潜，这时冲过来的鲸鱼就会扑空，等它转过身想再扑时，鲱鱼群早已下潜30米，摆脱险境了。
靠着团队合作，加上鲱鱼的机智敏捷，鲱鱼群能躲过大多数鲸鱼的追杀而存活下来。可见，充分的团队合作，比起单兵作战，能获得更高的成功机率，而这也正是弱小者的生存法则。这就是1989年8.23波罗的海三小国手拉手人链600公里抗议50年前苏联吞并三国的原因。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告脱离苏联而独立，8月20日和21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宣告独立。此后，8月23日成为波罗的海三国、欧盟和其他国家的“黑丝带日”或“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
法国大革命提出的那三个基本价值：自由、平等、博爱。fertility——“博爱”就是“社群”的意思。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容易把个人孤立化（或称原子化），而原子化的个人不可能制衡政府权力。相对于国家而言，个人可通过结社的力量使得政策中有自己的声音，在受到国家伤害时，可将伤害降到最小。所以，必须以社群（博爱）主义来补充自由主义。
2.结社自由是社会是否正义的指标。
在西语中，社会（society）与协会、学会是一个词，就是自由结社的意思。没有自由结社就无所谓“社会”；没有“社会”又何来公平正义？正义不允许牺牲一些人以满足其他人的幸福；拒绝牺牲弱者来成全强者，也拒绝牺牲强者来成全弱者。墨子把强不凌弱作为义的核心。“义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墨子.天志下》）。所以，关敏说，结社自由是建立一个正义社会的必备要素。
3.结社自由是防止专制的有效办法。
借助于结社自由，人们结成“防止暴政的堤坝”，避免受到一小撮无赖或独夫民贼的残酷压迫。民主的前提是独立的个人及独立于政权外的多元化组织，民主就是多元组织的大致平衡，最好的政治就是能保护结社自由以及能平衡不同集团间的利益的制度。
众所周知：民主政府是一种公权力，要代表所在地区全民的利益，不能只代表某个群体的特殊利益。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工商业者的利益等，仍需要各自成员的民间组织分别代表。美国制宪者认为：宪政既要避免强人专制，又要预防“多数人暴政”，这就要通过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办法，来使利益集团的祸害受到遏制。恰如谚语所说：一个圣人的统治就是独裁，几个坏蛋的竞争就是民主；也就是说：周期性的竞选轮替才是保证民主长盛不衰的不二法门。社会必须依赖多元化的组织才能获得大致平衡，才不会一边倒从而使人们获得平等的待遇。
民间组织不仅可以对抗国家、保护个人，而且也能够保护非营利组织在控制或影响国家的努力中免于其他组织的非正当侵害。假定只有10%的农民要求建立农会，不能以他们是“少数”为由而禁止；反过来，假定90%的农民都加入了农会，也不能以多数为由去专制少数。那种“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毛式“农会”不是民主社会所要的。农会不是政权，只是维护共同利益而自愿结合的自治组织。农民如果能够自由组织农会，官员即便并非民选产生，官员的权力也会受到制约。1927年3月全国性的农民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至1927年6月，全国大小农会组织已有21458个。中共建政后，农民却没了自己的组织，结果大跃进饿死了9千万农民；即使精准扶贫依然出现了杨改兰全家6人自杀的悲剧。由此可见：结社权既是基本人权的保障，更是民主制度化的保障。
因此；走进民主社会的关键是公民勇敢地践行结社自由权，“六s”之所以兴起，是学生践行了结社自由；“六s”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学生组织不严，谋略不全，缺乏纲领性东西，人民还未完全响应。中国大陆10年来的“广交友不结社”的同城饭醉运动已经被镇压瓦解，原因是缺乏民主组织核心。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在国家生活中的表现。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和个人自由的基础。在进行现代化的世界里，谁组织政治，谁就控制了未来”（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P496）。
4.自组织能力是判断一个民族优劣的主要标准。
英美之所以强，就是由于他们自组织能力强。英美近代以来300多年未出现独裁统治，说明他们确实是优秀民族！中国之所以弱，是由于华人自组织力弱。儒家为了君主的需要，主张“君子不党”，否定人们的结社权。孔子将有结社意愿的人贬为小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合群但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合群）。“天子”最怕被统治者团结起来，奴才（君子）们的团结甚至是交头接耳，都是“天子”忌讳的。帝王让人们互相猜疑，使人民“老死不相往来”一盘散沙，无力联合反抗帝王专制，因为组织就是力量，乌合之众也比个人力量之和大。所以，朝廷都拼命地扼杀民间组织甚至扼杀民间经济组织和临时性的娱乐组织：汉代《汉律》规定，3人以上，无故聚集饮酒，罚金4两。大清律规定：“凡汉人30人以上集会者，皆以谋反罪处斩”，满清甚至禁止汉人传统的桃园三结义。在专制社会里，人们在思想上被剥夺了反抗的意识，在组织上没有准备，没有武力训练，面对独裁者的屠杀，没有自保的可能。没有武装、没有组织的百姓只是待宰的羊群，即使数量多过军队千倍也毫无抵抗力。所谓“一个汉人是一条龙，三个汉人就成了虫”，只会在窝里搞阴谋诡计，这就是汉人在抵抗外侵时（或足球国际大赛）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官方组织一旦腐朽，失去抵抗力，民间往往无法组织起力量来反抗侵略，只有当奴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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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黑乃天赋人权（关敏）
结社自由是天赋人权，为了防止结成黑帮害人，各国都有相应法律防范，本文主要阐述防止黑帮治国的意义：
一，合法的反对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关键看它是否建立起政治方面的反对制度，从而给国家机器装上刹车装置，免得它横冲直闯伤害无辜。最早在政权机关建立起反对制度的是希腊人，古罗马人完善了它，古罗马元老院是反对机制的温和形式。罗马元老们都是有独立人格和财产的贵族，他们不依赖于国王。所以，当罗慕路斯晚年日益专制、不听元老院的劝告时，元老们遂雇用杀手将其秘密刺死。公元前510年，罗马结束了“王政”，设置了两个执政官，一人可以撤消另外一人的命令。合法的反对使社会矛盾通过法定的程序条理化，使对立的各方都能拥有其代表，避免了歧见的累积，平衡了各方的利益，是古罗马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为了应付危机，古罗马实行了独裁官（dictator）制度，是对“反对”制度的限制。正是独裁官制和随后的常备雇佣军制最后埋葬了罗马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民主制也是被希特勒的独裁埋葬的。可见，没有反对的合法化，民主就难以自存。
合法的反对是免除专制的解毒剂。作为政治人，只有持续不断地批评、监督执政党，参与预算的审批与审查才能使我们免受政府和（黑帮）执政党的剥削和专制压迫。民主健康的持续要求避免僵化的“多数”。假如反对活动是普遍的，就很难形成长期稳定的“多数”局面。面对不同的政策选择，“多数”作为一种临时性同盟随时变化，两个人在某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而在另外的问题上可能相互反对，只存在就某个问题而言的多数，而不可能有一个在社会中居于永恒优势的多数。这样，实际上人人都是多数派，又是少数派（即反对派）；从而避免了僵化的“多数派”对其他派别的专制。
二，合法反对派的作用
民主社会基石是人人平等，意味着每个人有平等的参政权，这参政权只有通过党派活动才能实现。没有党派组织，任何人参与政治就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听凭风浪的袭击和侵吞。没有各党派之间的平等，就没有人人平等。平等地维护每个人的言论权和结社（组党）权，是政治民主化的起点。民主政党可以把分散的意见集中，把分散的力量聚拢，把分散的人员组织化，然后，通过公平的竞选，获多数票者成为执政者，未获多数票成为反对派。反对派在收集意见、推动辩论竞选、督政问责、储备领袖、缓解冲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反对派大致有以下几项重要的作用：
1）反对（党）促成了多元民主。民主的关键是反对的自由，正是反对的自由导致了不同的施政方案的涌现、导致了党派的政策不同，从而为大选公投提供了多个选择的对象。
2）监督作用。反对党是国家纠错装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对党的主要工作就是监督执政党的一举一动，专挑政府的“毛病”，即认真审查、批评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反对那些不必要的、极端的、甚至可能为独裁大开方便之门的政策议案，同时必须揭露政府侵犯人权的行政行为。政治越腐败，人民越强烈的要求多党自由竞选制。只有多元的自由民主体制才是制止腐败的良方。任你执政党怎样的党内民主、怎样的反腐倡廉，都没有反对党来得干脆！反对党夜以继日地监督执政党，必要的时候可以发动民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遏制了执政党的腐败，是执政党的最好的苦口良药。
3）帮手的作用。首先，反对党对政府的批评有助于政府改善执政；其次，在某些问题上，行政首脑有时会与反对党领袖进行磋商，取得反对党的理解和支持。第三，国家处于严重危急时刻，反对党会与政府合作。2006年美国中期议会选举，反对派民主党获胜，执政的共和党总统小布什立刻请反对党众议院的领袖佩洛西在白宫共进午餐，经过一个小时密谈，会见了记者，强调寻找共同立场，回避细节问题。他们完全友好相待，没有把谁压倒。
4）后备政府的作用。英国的反对党是“英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是女王陛下可供选择的政府，它有一个“影子内阁”，即反对党按照内阁的模式建立一套工作班子，定期开会，研究、决定他们的政策和策略，随时准备承担政府的责任。英国下院的执政党坐在议长右侧，反对党坐在议长左侧；就像一盘棋，卒对兵，车马炮对峙，由议长维持秩序。一旦大选反对党获胜，双方就互换座位，有如足球下半场双方易半场再战，游戏规则井然有序。因此可以断言：政治就是竞赛，在赛场上是对手，在场下就是朋友。赞成与反对的各方，不必互相喜欢对方，但是要容忍对方，承认对方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要给对方相应的礼遇与尊重。所以，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之内，没有敌人，只有对手。民主的选举不是生死存亡之战，而是在竞争为公众服务的机会。每个政党就似一支足球队，都可在足球（竞选）场上拼搏；裁判就是人民的选票；竞赛规则就是人民公投通过的宪法和选举法等。这对任何人、任何党都是公平的。一个公平的社会必然是幸福的、有创造力的和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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