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战功被金日成独揽

1、起因就是贼喊捉贼：解密的苏联文件证实，是金日成在得到斯大林默许后，悍然发动了企图消灭大韩民国，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

2、做了苏联“马前卒”：朝鲜突袭韩国后，无力抵抗的韩国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苏联却不动用否决权，致使美国出兵救韩，举的是联合国旗号。苏联意在让中美打仗，渔翁得利。

3、骗人的“保家卫国”：对内宣传，美国人打到鸭绿江边，下一步就要攻打中国了，所以我们要出兵。但史实和解密文件都证明，美国人不仅无意打中国，而且怕中共也卷入。所以美国一是没准备，二是证实中国出兵了，还不大相信，三是一直坚决反对蒋介石出兵支持，尽管蒋介石多次主动请战。

4、战功被金日成独揽：朝鲜教科书宣传的，都是伟大领袖精力充沛地领导朝鲜军民，独力完成了反击美帝及其走狗入侵的伟大功绩。

5、心不甘情不愿的“被指导”：朝鲜教科书中提到中国志愿军时，都是金日成元帅在接见彭德怀将军时说，我们的战士都有抗美经验，可以直接指导直接帮助你们作战。

6、尴尬的“替罪羊”：提起朝鲜战争，韩国人对中国的怨恨和对美国的感激，都在情理之中.可不在情理之中的是，现在不少朝鲜百姓提起战争，他们的回答是，“你们跟美国人赌气，跑到朝鲜来打仗，让我们受罪！”天哪，朝鲜战争，苏联是刀切豆腐两面光，朝鲜是“功劳是自己的，过错是别人的”，而我们中国呢？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羞于启齿吧？！为了“鲜血凝成的友谊”，还要每年“输血”给朝鲜，为“利用”朝鲜，还得为金家朝鲜“保家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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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敏：建军节应是12.1，不是8.1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吴玉章、杨闇公、朱德、刘伯承、陈毅等1926年12月1日在四川泸州、顺庆（今南充市）地区独立领导和策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此举远在1927年“4.12”之前数月。

国民党原本由熊克武、石青阳等建立了四川支部，并获得广州政府授予四川讨贼军第一路，刘伯承、贺龙均系熊克武旧部。熊、石1924年冬兵败离川赴穗，其国民党中央总部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仍在重庆。1925年8月吴玉章受邓演达委派抵达重庆，旋即改组四川执委会，发展众多中共党团员及左派，9人中除黄复生、邓懋修外，皆中共党员；至10月20日，吴玉章等已发展中共党员8000余人。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吴玉章获得委任，回重庆后即组建新的国民党四川党部，迁至莲花池，称“莲花池党部”。吴玉章“使它成了中共四川地委的公开机构；这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各省党部中是很特别的”（陈钧：《天府兵暴》，P33）；与黄复生等原国民党班子坚持的“总土地省党部”唱对台戏，可算是中共与国民党公开分庭抗礼的前驱。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生于四川开县（今重庆市开县）。上过私塾，读过高小，后考入官立中学。1912年考入蜀军政府陆军将校学堂。1913年参加熊克武四川讨袁军，失败后，流亡上海。1914年，在上海加入孙中山中华革命党。1915年12月，刘伯承在涪陵成立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参加了第二次讨袁战争即护国战争。1916年3月在攻打丰都的战斗中，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穿透右眼而致残，后编入熊克武川军第五师，任第九旅参谋长。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熊克武四川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取得了成都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被誉为川中名将。1924年在成都养伤期间认识杨闇公；1925年，随吴玉章赴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考察。刘伯承是经过两年时间考虑，于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正式加入中共，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

杨闇公（1898-1927）又名杨尚述，杨尚昆的四哥，重庆潼南人，1913年入南京军官教导团学习，加入国民党从事反袁斗争；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1920年秋回国在重庆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3月加入中共。1925年10月，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成立，杨闇公被选为书记。1926年2月，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重庆地委派共党刘孟伉、邓作楷、吴季藩、黄直峰等人在川军中发展中共的力量。到1926 年夏秋，在川军各部中掌握和可能参加起义的部队有2 万多人。

1926年夏，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在顺庆、泸州、合川三地举行起义。为此加紧了组织力量的筹备。1926年8月3日，中共四川省委委向匪党中央呈送两份报告：《四川各派军阀动态》及《四川军事调查》，详尽地分析了四川各路军队的准确情况，为中共兵变提供了依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四川地委派童庸生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9月10日提交中共中央的《童庸生同志报告川中情形》称‘我们的武力：秦汉川旅长驻南冲（充）有枪二千余……；黄慕韵旅长驻会昌有枪二千余属邓锡侯部（请求党派代表往该军管理党务，并设法筹饷谋械）。’‘在川中若果我们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扬（杨）森现有委朱德为参谋长兼统一师之意。’所提秦汉川、黄慕韵（源）当时均为中共党员”（《考实》，P15）。此处“黄慕韵（源）”似应为黄慕颜。中共中央随即作出起义的有关指示和决定，“我们自然很希望在川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生自己的武力”（《文件集》2，P302）。中共中央同意了顺泸起义的计划。9月28日，杨闇公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在重庆秘密召集川军中12个“头头”开会，商议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事宜。

1926年8月13日，四川军阀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等公开通电加盟国民军讨伐吴佩孚，这个通电随后载于报刊，如8月31日上海《时报》就刊登了“通电”全文，轰动一时。中共不可能充耳不闻。根据苏联顾问的部署，10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最近的政纲和国民会议召集方案等重大问题。会上，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提出：“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等威胁甚大，共产党员同志要负责作川军的工作。”实际上，杨森此时已归顺国民党了，且陈独秀已派朱德前往杨部担任党代表。这个“威胁”只能理解为对左派及中共的威胁。根据吴玉章的建议和推荐，会议决定派刘伯承回川，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名义上说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实则全面负责中共在四川的军事工作，建立中共自己掌控的“左派军队”。

9月24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党代表；刘湘部整编为国军第21军。整个四川部队皆于10月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所谓“四川军阀”已经不复存在，他们整编完成后即加入对北洋军阀作战的行列。

中共四川军委会并不理会川军已归附革命之现实，仍确定了组织泸顺起义的具体方案，并作出决定和分工：1）杨闇公在重庆主持协调全面工作和与各路军阀进行周旋；2）刘伯承负责起义的总指挥；3）朱德赴万县做杨森的工作；4）陈毅负责泸州策反；5）童庸生负责顺庆策反。随后开始实施这个兵暴计划，此兵变实乃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暴动。

11月刘伯承由广州回到四川后，到万县会晤朱德。当时，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公开身份皆国民党四川省临时省党部执委。11月中旬成立了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3 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任书记，全权负责全川军事运动，统一指挥和具体领导四川的武装起义。中共重庆地、执委先后派人到顺庆、泸州、合川等地军阀部队中开展工作，发展了秦汉三、黄慕颜加入中共，而秦、黄二人手中各自掌握的两千人马自然归中共调遣。吴玉章、童庸生、何绍先、潘崇阶、陈毅等秘密联络川军中刘伯承之旧部，如首先发难的第四混成旅袁品文就是刘的老部下。杨闇公以川军中的共党和革命军官掌握的6个旅为骨干，成立了国民党川军各路总指挥部，由刘伯承任总指挥，总指挥部在栖乐山顶栖乐山寺内。

刘伯承等人制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争取驻顺庆的四川省长兼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所部之秦汉三、杜伯乾两旅首先起义，驻合川的四川清乡督办邓锡侯所部之江防军黄慕颜部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在川北站稳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赖部袁品文、陈兰亭两个旅起义；然后泸州起义部队进发到川北会合，扩编为6个师1个军，以刘伯承为军长；以后再根据实际发展情况，与冯玉祥的部队会合。起义时间定在12月5日；地点在顺庆，然后以顺庆为基地，向绥定（今达县）进击，消灭最顽固的“军阀”刘存厚后，与北伐军会师武汉。

由于情况突变，“起义”提前于1926年12 月1 日首先在泸州开始。

泸州地处长江、沱江交汇处。驻防泸州城内的是赖心辉部的基本部队第2旅，旅长李章甫反共，李旅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要解决李旅必须智取。12月1日袁品文联络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以请酒为名诱杀驻守泸州的第二混成旅兼城防司令李章甫，16时许，袁、陈两部宣布起义，并立即攻打毫无防备的李旅部队，基本全歼。其杀戮人数被掩盖，远超过“412政变”。袁品文、陈兰亭两旅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胜利占领泸州城。12月2日，袁、陈通电全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4路、第5路司令。7日上午，泸城各机关团体120多个单位及各界人士6万多人，在小较场集会庆祝起义胜利。

顺庆方面原定1926年12月5日何光烈在土门寺操场阅兵之时，将其生擒，但不慎泄密，便提前行动。何部旅长秦汉三、杜伯乾，在吴玉章等人策动下，逐渐靠拢中共。12月3 日下午5 时，秦汉三、杜伯乾分别指挥部队举行起义，消灭其师长何光烈及其亲信大部，次日晨占领顺庆。黄慕颜接到秦、杜的电报后即在合川举义。黄慕颜部举事后即打出“四川红军第一路”旗号，黄自任司令（《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3月本，P171），率部溯涪江而上，向西往大河坝前进。刘伯承在大河坝赶上了黄部，决定改变行进方向，挥戈北指顺庆。9 日，刘伯承率合川起义军到达顺庆，10 日，合川和顺庆的起义军7000 多人在顺庆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正式就任总指挥，黄慕颜就任副总指挥兼第1 路司令，秦汉三、杜伯乾分任第2、第3 路司令。

邓锡侯、刘文辉等调遣万余人的部队分4路围攻顺庆，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敌我双方伤亡惨重。到13日午后4时许，刘伯承总指挥紧急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宣布立即撤离顺庆。正当顺庆义军准备撤离时，省委军委会突然来急电要求坚守。14日，敌军出动8个团分三路向起义军发动进攻。由于泸州起义部队未能按时移师顺庆，顺庆起义军处境所极度危艰。15日下午，起义军从栖乐垭出发，向金台方向转移。16日到达开江时部队仅2000余人，在刘伯承率领下于22日改编为一个旅。在开江，黄慕颜率起义军深入学校、农村，宣传共产理论，依靠骨干力量，相继组建了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共产群众组织。经过休整补充后，黄慕颜率起义军转入鄂西。直至宁汉分裂后为才掩人耳目改称国民军，吴玉章在武汉国民政府为之申请国民革命军第35军番号，遭谭延闿质疑而未果。随后经邓演达操作于1927年5月上旬始授暂编第15军番号，刘伯承任军长。而那时武汉政府已被南京政府所取代，任命已失去合法性。

在顺庆方面艰苦战斗时，泸州方面的起义军也面临着更严峻的局面。12月3日，军委会急派陈毅赶往泸州督促起义军北上会师。但陈兰亭贪恋泸州巨额盐税，不愿离开，袁部团长皮光泽亦不愿北上，会师顺庆的计划落空。顺庆部队撤离后，泸州孤立无援，局势更加严重。1927 年1月中旬，军委会在万县开会，决定刘伯承赴泸指挥起义军。刘星夜抵泸，于24日发出总指挥部布告，采取果断措施整顿军政、民政：整编队伍，增设第6路，升皮光泽为司令；并在各路设政治部，团设政治指导员，营、连设党代表，实行官兵平等，废除体罚；在部队中进行反帝、反军阀教育；加强军训，整肃军纪；开办泸纳军团联合军校。3月18日，刘伯承还公开纪念“巴黎公社”成立65周年，举行了群众大会，革命气氛浓烈。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开进南京。这两支部队的政治部分别由共党李富春、林伯渠掌控；入城后造成外国人六死六伤。英军舰旋即反击，事后查明军人死24伤7；市民死15伤9人。中共重庆地委遂于1927年3月31日举行了“重庆各界反对英美枪击南京市民大会”。刘湘派军队打死137人，伤千余人（中共资料），制造了“三三一惨案”。1927年4月6日杨闇公被枪毙。

随后，由赖心辉任总指挥的“川黔联军”4万人诈称10万，从四面八方向泸州起义军进攻；同时派出大量奸细混入城中，进行策反。这些奸细混入城后，窜到各部进行秘密活动，都被起义军揭露和破获。刘伯承下令，将主谋者10人立即处决。起义军长期被围困，几至弹尽粮绝，官兵、市民食不果腹，陈兰亭、皮光泽悲观动摇。陈兰亭暗中勾结联军，阴谋劫持刘伯承和共党政工人员交联军邀赏，因遭袁品文等反对未遂。中共泸县特委和袁品文等力主刘伯承撤走，刘遂于5月16日拂晓偕韩伯诚、周国淦从龙透关秘密离泸；他们经大足、铜梁至达县，又由达县越过秦岭，到达西安。在两手空空之下，幸得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将军接济，才由西安转郑州，于7月11日抵达汉口，向周恩来汇报了泸顺起义经过。周任命刘伯承为南昌起义的参谋长。1927 年5月17日，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宣布接受刘湘改编，复因疑惧刘湘，于5月23日夜率部乘船经合江入黔，后被周西成、杨森分别收编。

说泸顺起义“为了策应北伐战争”纯属谎言。此前，四川各路地方军阀已经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吴佩孚，归顺国民革命军加入北伐。中共的努力仅仅是用暴动手段从北伐的军队里拉出一支自己独控的军队而已。事实上，因泸顺起义引发的战事至1927年6月才结束，川军皆因此而无暇参与北伐作战。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在“412”之前4个多月，中共即已先行暴动了，从国民革命军中拉出一个军来。是蒋介石先叛变了革命还是革命先叛变了蒋介石？实际上，中共的建军节似乎应该定在1926年12月1日才对，比南昌起义早9个月，“红军第一路”旗号早已打出来过了！为了使中共夺权显得“正义”，吴玉章、刘伯承等只能委曲求全，舍弃了打响起义第一枪的历史功勋，做一回无名英雄。直至毛时代过去之后，才有越来越明晰地介绍泸顺起义的官方文书，甚至不乏赞扬他们首先创立共军的介绍。

世上真有两种逻辑吗？

有人说：“世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另外一种是中国逻辑。”说者不懂逻辑。因为这句话中的“逻辑”是属（大）概念，“中国逻辑”是种（小）概念，它们是从属关系，不能并列。正确的说法应是：人间有两种逻辑，一种是正确的逻辑即形式逻辑，一种是错误逻辑即强盗逻辑，强盗逻辑就是逻辑谬误。所以，世上只有一种逻辑即逻辑思维，其他所谓逻辑都是负逻辑即逻辑谬误。

一，强盗逻辑是辩证法的前提

“强盗逻辑”是指以唯我独尊的强力为前提而作出的强词夺理、蛮不讲理的推断，是一种违反逻辑规则的谬误。儒家的“亲亲为大”，让血缘亲情压倒社会的正义规则；吴思先生让暴力压倒了一切，成了元规则。这些都是强盗逻辑的体现，犯了诉诸情感、诉诸暴力的逻辑错误。

正确的逻辑是以普世价值为前提。在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人的生命永远摆在第一位！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是绝对重要的！除了上帝之外，人是至高无上的；人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目的，人就是目的。康德说，“一切人都是目的而且一切人又彼此地都是手段。”在相互利用（“互利”）中达成自己和他人之目的。这种“互利”必须在有利于生命的范围内，而不是相互危害生命。凡危害生命活动如吃人肉、喝人血、吸毒等必须禁止。人不能仅仅作为手段；人就是人的最高目的。所以，顾准说：没有最终目的（即共产主义）；只有不断地实现或完善人的自由的经常性的工作。

错误的逻辑是以奴役人为前提。打着“最终目的”的旗号，最有可能把人当手段而不是目的，从而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危害。辩证法大师马说，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赤鬼们把自己当目的，把他人当手段。他们鼓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就是让那些弱者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吴思鼓吹：人类“文明”的起点不是商品交换，而是弱肉强食的抢劫。暴力统治集团和黎民百姓的关系是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之间的关系，统治集团掠夺人民天经地义，他称之为“合法伤害权”即狼吃羊是在行使“合法伤害权”；那些掠夺来的财富叫“法酬”（有法律限度的掠夺）；统治集团的各种特权和享受，他称之为“血酬”；暴力统治集团对社会规章制度的决定作用，他称之为暴力元规则。李长春在《观猴有感》中说，原始社会不存在公平正义的分配，只能是猴子社会的暴力元规则大行其道。

无神论者相信弱肉强食是世界进化的动力，必然提倡弱肉强食。儒家是半个无神论，孔子的后代孔融公开为吃人叫好。法国大革命时的无神论者公开为大屠杀叫好。鲁迅还为苏联饿死人叫好。1932年一位记者对鲁迅说：苏联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了。鲁迅回答：“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现在饿死人就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所以是好事，是淘汰落后分子。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杀一只蟑螂和杀一个人或百万人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处死了上千万的俄国农夫。二战中，斯大林对邱吉尔承认：“一千万农民被处理掉了”，并称：“死一个人是场生命的悲剧，死成了成万的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了。”

二，文明正义是形式逻辑的前提

形式逻辑是所有人共有的思维形式的规律，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源于市场经济的公共理性，即：如果一个人想要获得幸福，那他就必须先使别人获得幸福。可见，市场的逻辑就是普世正义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就是人们理性思维的公约数，这些正确思维规则当然会被大家接受。

在2800年前的古希腊，就在形成市场经济的双活共富的公共理性。公元前700年，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批判了“抢劫乃美德”的邪恶富裕观，他在《工作与时日》中强调劳动是人的幸福之本：“不论你的运气如何，劳动对你都是上策。”他强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把抢劫财富看成是罪大恶极。他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类知道什么是正义，并依正义来行事；而其他动物之所以互相吞食（弱肉强食），是因为它们不知道正义和法律；而宙斯却把正义和法律作为礼品赐予人类。人们应当依据正义的法则来解决人们之间的争端，而不是依据暴力。

智者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前481年～411年）说：“法律是一种互相保证正义的约定俗成”。他给人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只有拥有自制和正义的人才配称为人。普罗泰戈拉在与苏格拉底对话时说：人类刚被神创造出来时，过着赤裸裸的单身生活，没有能力抵御野兽的进攻；神就给人以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智慧，但人们缺乏政治方面的智慧。后来，人们就联合在一起，“创建城市，保护自己的生活”。但城里充满了纷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市民不懂得“公民政治技巧”（politikē technē），他们“互害”，这样，“人类又开始分散开来，终于面临灭亡”。后来，人们懂得了联合他人的必要性，并通过建立城邦国家来达到自保之目的。但人们之间总是恶意相向。“宙斯恐怕整个人类会消灭，于是派遣赫尔美斯到人间来，带来尊严（aidos又译为羞耻心）和正义（dike意味着正义感和同情心即尊重他人的权利）作为治理城市的原则，作为友谊与和好的纽带。赫尔默斯问宙斯，是否像分配技术仅仅分配给少数人？宙斯说，‘分配给所有的人；我希望他们每人都分到一份；因为倘使只有少数人分配到这些美德，如同分配技术一样，那么城市就无法存在下去。再有一点，用我的命令立下一条法律，凡是不讲尊严和正义的人，一概处死，因为这种人是国家的祸害’。”宙斯的回答意味着：宙斯赐予所有的人以“公民政治技巧”即尊严和正义的道德素质，因为如果只有少数人掌握这份“公民政治技巧”，群体生活就无法形成。可见，宙斯要求所有的人都须拥有正义与敬畏的素质，赐予所有人在政治活动中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

这个神话故事得到亚里士多德的肯定，并终于使希腊人形成了一个更为普遍的观点，这就是：承认普通人的尊严和主权在民，由此形成了希腊的民主先河。可见，要求人们提高素质绝不是反民主，恰恰是为了更好的民主文明生活！

正是人人都有尊严和正义的品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而且能趋向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男女结合形成家庭。若干家庭就组成了村坊，再由若干村坊就组成了城邦，到了高级而完备的境界。他在《政治学》中写道：“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由于“政治”(Politis)就是由“城邦”(Polis)一词衍化而来的，“人类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也就可以解读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儒家就把人本质界定为“群”，这就把人等同于蚂蚁、蜜蜂等低级动物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与任何蜂群和兽群相比，是更大意义上的“政治动物”。因为在动物中只有人有语言和理性，语言和理性可以用来揭示利害，因而也揭示正义和不正义。理性就是逻辑思维，就是“闭上眼睛的思维”。有了逻辑理性，人类就可以辨认善和恶、正义和不正义以及其它类似的观念；有了语言，人类就可以把这种理性的认识相互沟通；有了语言和理性，人类就可以形成思想上的共识——公共理性，进而结成政治上的共同体——“城邦”国家，实现利益协调。这种理性认识、沟通能力与利益协调能力就是政治能力。因此，人比任何群居动物有着更高级的特性，即利益协调性，也就是政治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最基本素质就是正义。“人在城邦中实践所有美德时，他是最好的动物；但若是背离法律与正义，就会堕落成最坏的动物。…失德的人淫凶纵肆，贪婪无度，是最下流最残暴的野兽”。“人离开了德性，将是最肮脏、最残暴的、最坏的纵欲者和贪婪者”。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被简称为政治人。亚氏说，政治人的本质就是通过理性言说来认识正义并能按照正义原则生活。“人是政治的动物”是指“人是特殊的动物”──即“人是正义（或权利）的动物”。这种“特殊”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动物处在“弱肉强食”的状态，是没有“权利”的；所以，动物是没有“政治”的。在自然界中唯有人类具有“天生的正义感”，人是正义的动物，以人的权利拒绝“弱肉强食”。所以，人过政治生活就是在追求或实践正义。可见，政治人是通过理性言说来认识正义并能按照正义原则生活。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的特点：1）强调人类的“合群性”；2）强调言语的逻辑理性的分辨能力，人能认识正义过合乎道德的生活；3）在国家管理中，主要依靠“法治”而不是依靠“人治”；4）按照人的理性本质，人人都有同等的价值，因而也该有同等的权利。所以，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社会的管理者。这就是希腊人实行轮流坐庄、抽签民主制的原因。

“政治人”假设的重大意义。首先，国家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圣人创造的。其次，国家不是强权阶级弱肉强食的暴力工具，而是维护公平正义的理性工具。东方的人们对政治有着太多的灰暗的理解。政治总是与愚昧野蛮残酷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说：政治不是阴谋诡计，而是人类共处的美德；政治不是为权力服务，而是权力服务于公益；政治不是暴力征服，而是协商说服的逻辑；政治不是苟活混饭吃，而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尊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是政治人、正直人和正义人，因此，政治从本质上讲并不必然是少数人（或某阶级）谋取利益的私器。它可以并且必须以全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样的政治就告别了丛林生活中的蒙昧、野蛮和黑暗，从而走向了文明。由此可以看到，“政治人”假设隐藏着民主文明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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