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超越整体主义的高级道德

一.哈耶克区分了两种道德，原始道德和市场道德。

初民首先是生活在部落里，在最初的狩猎大型猎物的过程中中，个人必须依赖集体才能获得食物。在采猎社会，生存的本质归结为一点：不合作就会死亡。也就是说，人类的本能是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小团体中的利他主义、团结、合作和休戚与共都是人类的本性。格陵兰群岛的因纽特人是印第安人的一支，每当他们捕到鲸鱼或海豹时，他们都会将鲸鱼、海豹分割成一块一块，然后无偿分配给无力出海捕鱼的妇女和残孤老人，正是因为这样的做法，使得他们在世界上最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了几千年。一个孤零零的个人在原始森林里是难以生存的，人们必须依靠相互合作才能战胜毒蛇猛兽。这样的集体生活，产生了集体至上的原始道德。

原始的道德存在于一个熟人社会之中，是集体主义道德，属于圈子文化，圈子内的人不计得失、小富即安，对圈子外的人是不择手段地无限榨取，无恶不作。儒家就是原始的血缘家族道德，对熟人讲亲亲为大、父子相隐；对外人讲爱有差等甚至格杀勿论诛灭九族。在原始民族中，个体对集体道德绝对服从，以致意识不到个体意志的存在，集体主义道德成了一种“集体表象”或“集体无意识”，反过来压制个人，使社会难以进化到市场道德的个人主义阶段。

原始公社在西方解体后，西方航海民族进到了个人竞争的商品经济时代，因此产生了保护个人自由的个人主义道德即市场道德。市场道德存在于一个生人社会之中，是个人主义道德，属于非圈子文化，需要尊重每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希腊罗马民族强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维护人格独立，而独立人格是市场契约关系的前提：市场契约的签约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能尊重每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否则签约是无意义的、无效的。腓尼基是最早航海商业民族，但他们缺乏个人主义精神，未形成希腊罗马社会的契约至上的法治文明。可见，尊重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是文明的根基。

二.既然集体主义是人类的本能，为什么会反对集体主义？

这是因为：集体主义只适合部落小团体，而不适合在更大的世界中采用。专家研究表明，灵长动物（包括人类）大脑新皮质的大小与动物所生活的群体的大小成正比。据计算，人类的大脑新皮质所能处理的群体活动的最大值是150人，这恰恰是原始人类部落的平均大小。因此，一个群体的人数如果在150人之内，群体成员间可以保持一种紧密团结的关系，超出了这个数字，群体内部会产生宗派，这时群体就会分裂。这意味着，集体主义的休戚与共最多只能在150人左右的小团体中发挥作用，超出这个范围，集体主义就失效了，就有人反对集体主义，从而使原始公社解体。

虽然现代人会把原本属于部落的集体主义情感投射到民族、国家之类的“大集体”上去，将其作为部落的替代品，但是这种用错了对象的集体主义情感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可靠的秩序，还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这是因为，人类的集体主义存在巨大的缺陷：

1.集体至上。圣经说：上帝造了一个人——亚当，看到亚当一个人寂寞，上帝为他造了一个女人——夏娃；随后经过二人的结合生出了全人类。可见，基督教一开始就含有个人主义的平等自由因素。中国神话说女娲用泥巴造了许多人，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中国文化一开始就含有集体主义等级压迫的因素。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家庭宗族是最基本的单位。生产生活必须服从家长的统一安排。在传统中国，家长、族长拥有法律承认的对家族成员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以及处理家族内部的纠纷的司法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比官府的裁判权还享有一定的优先性，往往只有当家族内部不能够作出适当处理时，才由国家处理。宗族是荣辱与共的社会群体，强调个人对宗族群体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集体主义压制了群体成员的异议，造成“群体思维”和“模式化的刍狗”现象，群体会变得越来越极端，无法集思广益从而纠错。内部越团结、成员间联系越紧密的团体越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儒家认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如果没有这种不平等，人就成了禽兽。这样，最高统治者成了整个社会的目的，所有的臣民都是他的工具和手段。“普天之土，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人从不知人权为何物，被皇帝屠杀的时候还高呼皇恩浩荡（没灭他的九族啊）！仁人君子应服从大局需要，直至为君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譬如：介子推割大腿肉给晋文公吃就是“舍生取义”。集体主义最大之弊端正在于此，一旦少数的特权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个体进行剥削，老百姓毫无还手之力。例如汉武帝攘外安内，四处征战，弄得民不聊生，国内人口减半，百姓“易子而食”。

丛林时代的整体主义强调：整体的利益合乎道德，这个整体或是家庭或是国家，要求个体服从她它。中国人是阴阳合体的群体人。每个人都依附在国、家、单位或民族中，个人是这些整体的附庸、“螺丝钉”或刍狗。所以，只要整体的“上边”说你坏，你就坏，谁都可以整你，没有道德底线，无恶不作。整体主义道德观剥夺了个人道德选择的机会，将道德行为变为强制行为，这实际上是取消了道德。在集体主义的制度下，人多势众的“易子而食”是合法的，法律站在多数人的一边。“法不责众”啊，谁的帮派最壮大，谁就拥有所有的权利，而失败者（个人或少数派）却没有任何权利，成了弱肉强食的对象；一切非人的行为（如千刀万剐犯人并鼓励吃其肉）都可在整体利益的口号下变得可以接受、甚至值得赞许。一个长期在整体主义道德观笼罩下的民族，其道德水平十分低下。

2.排外或杀外。集体主义总是与排外情绪裹胁在一起，难与外人沟通，难以超越部落的范围而夜郎自大；排外很易转化杀外人，就像生物体内抗体杀灭外来的微生物一样。“非攻”的墨家鼓吹“杀盗非杀人”，所以要大开杀戒（墨家不如“禁杀生”的佛教），而汉人视外族为非人的“虫、犬”族，由此汉人杀外族就天经地义了；义和团杀外国人、杀假洋鬼子，杀得惊天动地，那就是必然现象了。

3.集体主义往往会走入共产大锅饭体制，大锅饭体制会使社会愚昧贫穷衰亡。因为，集体生活会造成了疾病流行如2003年的非典肺炎，幼儿园的集体生活还造成幼儿间坏毛病的高速传染。

4.在没有私有财产制的情况下，集体在所有人意见一致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其决策低效或无效率。经济学证明，除非把集体产权落实到个人头上，使个人能够自由转让企业股份并从中获益，否则集体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是无效率的。越是强制实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大锅饭组织，结果往往是——下属的功劳被上司占为己有，上司的过错却变成下属的责任。个人主义要求：集体应该以保障个人权益为第一要义，谁立功谁领赏，谁犯错谁背锅。个人主义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赋予了个人以责任，有多大的利益，就有多大的责任，这是正比关系，因为权利本身就是责任。在个人主义原则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奥尔森等人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表明，群体越大，其成员就越不愿意努力工作。奥尔森认为：在不具备“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个体积极性和集体规模成反比。用数学公式来表示：a=b/c。其中b是指具有理性的个体在集体行动中付出的努力，c是指该个体所在的集体规模（人数），a是指该个体在集体行动中获得的实际报酬。如果b为1，则c越大，a就越小。在以上公式中，由于c总是大于1，所以a将必然小于1，因此，奥尔森断言：“即使在最小的集团里，集体物品的提供一般也不会达到最优水平。”这一定律对于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腐朽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中国家族主义本质上一种集体主义的小圈子文化，无数的阴谋诡计、勾心斗角就在“孝”的面具下展开而降低了效率。这就是世人皆知的“华人喜欢窝里斗”！“窝里斗”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文化没有确立个人的自由边界和权利范围，人们在一个家族里吃“大锅饭”而缺乏创业的积极性，但对于家产或权力的争夺，积极性特高。

这就需要向个人主义转化，个人主义才能建起超越部落集体范围的更大的文明。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人或集体都不得剥夺人权。个人是世界的目的，更是集体的目的，集体是为个人服务的手段。个人主义的目标在于保护个人权利。从逻辑上来看，个人主义的逻辑与1＋1＝3的整体主义逻辑相反，而是1＋1＝0.5的弱势逻辑，这种以个体为本质的道德逻辑并不认同总体的优先性。相反，个人主义认为：整体是为了个体而存在，是为个体服务的手段。个人的福祉才是世界的目的，也是团体的目的，团体是为个人提供服务的手段。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政府把这一信条镌刻在德国政府的大楼上：“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对此，康德的“个人是目的”的观点可以说是这种弱势逻辑的最好解说。

有了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个人才能不顾集体的意见，进行自由的尝试和个人冒险。说服别人的最好方式不是语言，而是自己的成功；个人的尝试如果取得成功，就会被他人模仿，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这比在集体讨论会上努力用语言来说服他人采用自己的方法有效得多；而如果他的尝试失败，付出代价的也只有他自己。只有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使得个人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与陌生人的交往和贸易才能大规模进行，与市场有关的规则和秩序才能超越部落的范围不断地扩展，更大规模的劳动分工才能实现，生产率才能不断提高，现代文明才能形成。因此，为了更好的发展，各民族纷纷采纳了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制度。可见，个人主义是集体主义的高级阶段。正因为如此，波普尔才把每个人都可个人选择的社会叫做开放社会，而把那种个人必须服从于整体的目标的社会叫做封闭社会或极权社会。

虽然集体主义有种种缺点，但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完全消灭集体主义。我们都需要在家庭和小团体中获得温暖和归属感；由于在大社会中出人头地是如此不易，我们也需要在小团体或小圈子中享受一把受人尊敬的感觉；当然，我们也会利用集体主义本能来成就某些事业，努力让集体主义本能与现代文明相适应，为现代文明做出贡献。但是我们也要时刻提醒自己：没有个人主义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就没有今天的文明世界。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集体主义的负面因素，如排外、打击异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