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华夏无正义之因

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正义观念。祖宗崇拜的孝道导致一盘散沙：每家都崇拜自家的祖宗秘方（标准），从而丧失了统一的正义标准。当家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没有统一性的正义标准，只好用武力来决定该保留谁的利益、以“拳头”来定是非——此所谓“成王败寇”。历代的皇帝只不过是“拳头”最硬的家族的“法定”代表人罢了。中国社会无正义观，人无从判别是非，民无所措手足。凡事都要讲关系、走后门。与我有关系的，就全力帮忙，没有关系，简直寸步难行。中国的德治传统已失去了确定性的根基，中国政治社会的那套伦理之辩、道德之教、仁义之心在基督教神权政治的视野之下显得苍白无力，它们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永恒性问题，更无法提供一种永恒的正义——绝对的道德底线。西方人有信仰，他们的正义标准来自上帝，都在圣经里写得明明白白，只需要照着去做就可以了；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互相比较：谁按照上帝的标准，做得更好。这就省去了中国人争当规则制定者的争斗过程。在中国，“正义”犹如带有正反两面的硬币，对你是正义的，对他必然是不正义的。这样，华人在一起喜欢互斗，斗嘴，斗心眼，斗智斗勇，最后在一个小环境里达到力量平衡，以一个相对强者的标准为正义标准，即便是两个人在一起也要有一番争斗，分出高低上下。所以，华人社会类似猴子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必须有高低上下长幼尊卑远近亲疏，才能有秩序，不然就是争斗个没完。即便如此，华人也是明争暗斗，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厚黑学、三国演义……无所不用其极。有组织地做假药卖假酒坑骗害人就不用说了，整村的人成群结伙扒火车偷工厂也已习以为常。有人杀老师，有人杀幼儿、杀小学生；有人杀家人，有人杀医生……无非是多拉几个垫背的做人殉。这都是无正义所致。

华夏无正义之原因如下：

1.缺乏多元力量的均衡导致无正义。中国从来没有多元力量均衡局面的出现，有的是一股独大，一边倒。黄帝吃战俘蚩尤，大禹吃掉了防风氏，就说明中国没有过多元均衡。春秋战国和民国时期出现了短暂的均衡局面，但各派都想吃掉对手，从来无人把“均衡”当做终极价值来追求。

2.缺乏正确的信仰导致无正义。仅有多元力量均衡也不能产生正义！关键在于人们的价值观即信仰。只有主张博爱、平等的基督教，才为正义奠定了精神基础！华人“道法自然”，由于缺乏博爱平等之意识，不可能有正义，只会陷入人吃人的深渊，而人吃人的罪恶成了习俗就更不可能产生正义。

3.反平等的巫术辩证法社会无正义。正义一直是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它是社会共识的灵魂——公共理性或公约数。西方法制更是以正义为灵魂，法制正义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平等。通过追求平等，他们认为得到了正义。在中国人看来，平等并不是正义，而差等才是正义。例如，古华人为了保持父慈子孝、长尊幼卑的社会等级秩序，法律对不同等级的人的处罚是不同的。孟子曰：“义者，宜也”。宜什么？有哪些宜？都不清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不作限定，就可以任意取舍。只要自己认为适宜就做，就无所畏惧、就为所欲为。这对掌权者，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无权者，只能任由别人宰割。中国人讲的“义”，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义”是辩证法的双重标准。舜“因人而异”，搞双重标准；同样都是坏蛋，“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孟子予以高度赞扬。由于儒家的教导，华夏官吏不会根据法律条文进行公平审判，他会根据被审者的地位作出判决，即：谁后台大谁赢官司。法律一点也不神圣，人可以便宜行事。这就是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即立场决定是非的辩证法——自己人做的，错的也是对的；外人做的，对的也是错的。这样的社会岂有公平正义可言？

3.无自由必然无正义。正义是人们在自由研究争鸣的过程中达成的社会共识，是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有人说，“苏格拉底之死说明了雅典没有言论自由。”这个论断不成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阿里斯多芬在他的戏剧中把这场战争的雅典英雄统帅描绘为小丑。美国国父汉密尔顿以此为例说明：欧美社会也赶不上希腊的言论自由。希腊虽有杀苏格拉底之悲剧，但与东方滥杀无辜相比，公民的人权有保障得多。被中国视为学术争鸣顶峰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没有言论自由。子产杀了“律师”邓析(前545-前501)，孔子杀了标新立异的少正卯(?-前496)， 都是以言治罪的。这两大文字狱发生的间隔只相差5年！诸子百家都反对言论自由。儒家讨伐异端；墨子要求上同于天子；道家提倡“不争”。诺奖得主森说：“沉默是社会公正即正义的一个强大敌人”（《不平等、不稳定与不平之鸣》）。正义是以言论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在一个万马齐喑的国度是不可能产生正义的，所以，中国无正义。

4，国人的理性未上升逻辑层面无法确立社会的正义标准。人有理性，理性必须上升逻辑的高度，才能确立公认的正义标准。斯多噶派将理性置于亲情之上。理与情孰大？理大。埃皮克提特说：“上帝的善比一切恩义都可取，不论是怎样密切的恩义。我并不是同我父亲发生关系，而是同善发生关系。如果把善不解释为优美和公正的话，那么父亲、兄弟、国家和一切全都走开吧。”可见，西方人拜（正义）神，说明他们的世界，精神重于物质，正义高于私利，亲情可为之而放弃。

希腊人尤狄弗伦（Eutyphron）要控告他父亲杀 人，苏格拉底问他被杀者是不是他的亲戚。他回答说：“可笑，苏格拉底，你也以为被杀者有亲戚与非亲戚之别吗？却不想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杀人是否正当；正当便听之，不正当，虽一家人也要告发。明知某人犯罪而与之共处，不去告发以涤除自己和那人的罪愆，那便是同罪。……”这同儒家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有天壤之别。儒家的核心是仁义，而不是正义。《中庸》里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儒家讲“仁”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把亲情（孝道）摆在首位；义的内容是要尊重贤才，贤才的首要美德是忠君。当然“义”字本身就有“假”的含义，如“义子、义肢”。孔子是没有社会正义感的巧伪人，其倡导的“义”乃是相互包庇罪恶。“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亲亲相隐，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这扭曲绝不是正直；可孔子竟颠倒黑白地说“直在其中矣”。你干坏事就干嘛，竟厚颜无耻地把干坏事说成是“正义的”。此后，就开创了中国人一种很恶劣的传统，即：到底什么是正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解释成“正义”。有人说：孔子主张亲亲相隐，不能因一时的公义毒害人的自然情感。难道亲亲相隐，就可以说谎、就可以盗窃、就可以任人唯亲搞腐败吗？在孔子的眼中，君王与父母是一个道理，既然要求子为父隐，那臣就要为君隐；由此推广开去，就有了师徒相隐、同学相隐、同事相隐，华夏就成了毫无公平正义的黑社会。经过儒家的教化，形成了“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的文化。不仅“家丑不可外扬”，而且国丑更是碰不得。不管什么事，只要是自家或本国的，就绝对不能到外面说，这是对自己心灵的背叛，纯粹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儒家由近及远的仁爱，从爱自己的亲人扩展到其他人，其结果必然是亲情压倒了正义，父子相互隐瞒罪恶，必然导致仇恨蔓延，社会溃败不已。

是至亲第一？还是正义第一？是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华夏搞至亲第一，怪不得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如果人的理性停滞在本能阶段，就无法认识正义。孔子老子聚焦于人的本能层面：亲亲为大的血缘亲情，孔子却当做最伟大的发现，捧为国人生存最高纲领！生育乃动物的本能，孟轲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紧箍咒一再提醒！老子庄子要人伪装求生像乌龟一样地生存！中国人拜物，说明国人的世界，物质重于精神，私利强奸了正义，因此，就否定正义标准。

老子云：“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赞成与反对，相差能有多远？善于恶，相差又有多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为天下公认的美，已不是美而是恶了；为天下公认 的善，已不是善了）。庄周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生就是死，死就是生；正确的就是错，错的就是正确）。

在中国，当学生打架后，老师、孩子甚至警察都会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们没有是非善恶的标准。佛教徒说：“大凡天下的事，本来都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只因为人的立场不同，才有了是非对错”。这种说法完全错误。物质运动确实没有是非对错，但人类社会的活动是有是非对错的。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就是天赋人权，由此而引伸出一系列的规则。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说法，别人把你全家杀光也无所谓是非对错吗？要是那样的话，你早到地狱去了，还能再佛说八道？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观念，那还要法院干吗？譬如举行足球赛，按“是非对错都是因为立场的原因”；那么，足球裁判员到底该站在那一方来执法呢？若裁判不站在中立的立场而搞歧视性执法，裁判员以阶级立场执法，处处维护偏袒他的穷人（或富人）球队，就没有了公平竞争，比赛也失去了意义。若裁判员吹人情哨、金钱哨，那不就是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吗？可见（阶级）立场性==歧视性==邪恶性。

柏杨说：华人把权势放在第一位，而把伦理放在第二位。华人人从来不知道有观正义的逻辑标准，所以一切都以以帝王的意志为标准（墨家）。孝道的核心就是“只论尊卑，不论是非”；尊长就是“正义”的标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无不是的皇帝，无不是的领导。”轻是非重立场是中国的帮派思维恶习。帮派思维就是帮派利益至上、照顾自己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以普世价值为准，而是以黑老大（皇帝）的意志为准。由于老大的意志变幻莫测、朝令夕改，实际上是无正义标准，从而导致社会底线的崩盘，只好以辩证法来诡辩。

由于没有正义标准，中国人从来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客观真理。不相信客观真理，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找到判断真理的客观标准如形式逻辑等。即便在以形式逻辑为真理标准的古希腊，尚且诡辩风行，那么在不知形式逻辑为何物的中国，一切说客就只剩下居心叵测的诡辩了。在庄子看来，马亦鹿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齐一”也。于是人们释然了：你指鹿为马，我难得糊涂，“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种“辩证法”实乃诡辩术。诡辩是否定绝对的相对主义的必然结果，而相对主义必然导致不可知论，而“不可知”正是道的本原——混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纯粹的相对主义，是一种纯粹的不可知论，是辩证法诡辩论的老祖宗。这样，中国人学会了“死不认错”的诡辩术，无法产生抽象的形式逻辑，只能在原始的诗歌似的巫术思维的酱缸中永远地沉沦。
 
5，缺乏司法独立以保障第三方揭示正义。正义是多元力量的博弈并由超越性的第三方协调裁定的结果。在古代以色列，社会存在着王、祭司和众族长等多元力量，作为第三方的祭司及其司法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公平正义。在古代希腊罗马，也类似于古以色列，并发展出民主制度和陪审团制度保证了公平正义。之后的欧洲中世纪，教会及其司法审判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某种程度的公平正义。中国古代没有司法独立，因此，达不到真正正义的标准。

据法律史家的研究，在古代文明中，只有希腊罗马社会达到了正义的境界。近代以来，西方人在犹太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上，确立了天赋人权的正义标准。其他社会都迷失在弱肉强食的丛林里不能自拔，不知正义为何物。

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弊”不是西方的公平正义。公元前320年，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轲的意思是：作为国君千万不能说什么利，如果老百姓都有利益了，就是都有财产权了，“上下交征利”，那国君还有什么财富可言，这就“国危矣”。国君只讲“义”，让百姓只知道奉献，这样社会状况，国君才富有天下，才能保证“君先臣后”的等级秩序。

《庄子.天道》中记载：“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庄子的意思是说：君在先而臣从其后紧跟（让领导先走），父在先而子从其后紧跟，兄在先而弟从其后，长在先而少从其后，男在先而女从其后，夫在先而妇从其后。尊和卑有先有后，天和地就是如此运行的，所以圣人效法天地规定了人伦等级。而“天地之行”的规律就是弱肉强食，可见，华夏初民以丛林法则建立“君先臣后”的猴子社会秩序！罗尔斯论证了：权力者必须先人后己，这样才能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这和先君后臣的“仁义”顺序完全相反。可见，“仁义”与公平正义无关！

6，在西方，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中国从夏商起，就实行了土地国有制，平均地产的“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主流。美国哲学家罗蒂断言，公私分离是社会正义的底线。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条正义底线。可见，中国丛林社会缺乏正义概念产生之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