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辩证法的权威与自由
一，权威就是专制独裁吗？

组织须有领袖，革命需要权威。在杨秀清、肖朝贵大搞神仙附体的巫术来强化洪秀全的权威失败后不久，1872年9月巴枯宁在瑞士召开了“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反对马克思的独裁。1873年12月，恩格斯在《意大利年鉴》上发表《论权威》以维护马的权威。恩格斯说：“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恩格斯把把权威混同于独裁了。权威决不是强加于人；也不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权威的定义是：由于具有高尚品德、精湛学识等等在群体中享有公认的威信、威望；这种威信、威望是一种感召力，人们自觉自愿地去效仿他甚至服从他。凡是强加的必属暴力，而不是权威。

恩格斯接着以纺纱厂、铁路、航行在大海中的船为例，论证权威就是能强制他人的权力（或制度、纪律），个人自由已无影无踪了。这三个论据全属“文不对题”。

第一个论据把权力混为权威。“就拿纺纱厂作例子吧……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所决定的钟点开始和停止工作。”恩说：纺纱厂的蒸汽就是权威！其实，蒸汽机由工人操控，工人听从老板命令，这是老板在行使权力，与蒸汽无关。恩接着说：“在每个车间里……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这不是权威而是权力，这种权力来自大多数人将自己的权力给予公共权力者。恩还说：“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的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如果说人们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这也不是权威，这是对合理规章制度的服从与执行，是企业管理的法治化。恩格斯在这里把纪律和规章制度视为专制，视为权威，可见，他高喊“权威”就是要搞专制。

第二个论据把纪律和制度等同权威。铁路“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恩格斯把服从铁路运行的时间制度，也当成了权威，意思是，乘客只得服从企业老板的意志。这肯定是片面的。其实，铁路运行的时间制度也要满足乘客的要求，假如铁路老板任性妄为，藐视乘客的需要，乘客可以选择其他交通工具的而抛弃铁路的。

第三个论据把小集团的独裁权力混为权威。恩说：“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船长的独裁权如同军事长官的独裁指挥权，都是权力，不是权威。

权力是一种制度化、合法化、程序化的强制力；暴力是一种非制度化、非程序化、非法的强制力；权威是一种自由化、人性化、人们心甘情愿服从的力量。

举例说明三者的区别：民主制度下美国总统川普的命令就是“权力”，如果他的命令违宪被最高法院驳回，而他却要强制人们执行其命令，此时，他总统权力就变成了“暴力”，面临被弹劾的危险。权力虽然有强迫的一面，但它允许人们抗议，如川普一上台，人们就在大街上抗议他；总统的强迫命令“不许某国籍的人入境”，被起诉到法院，法院判决川普总统令无效。

暴力当然是强迫人，但它绝对不允许人们抗议或反抗，抗议者会被格杀勿论。可见，暴力就是害人的绞肉机。非法窃取权力的暴君，尽管与权威完全背离，在人群中臭名昭彰、威信扫地，但因拥有暴力机器，就强迫人民绝对服从他的意志。暴君不是权威，而是野蛮的暴力。

而权威是以自愿为基础而不以暴力为基础的。很显然，宗教牧师的号召力是一种权威，企业经理的号召力是一种制度化的权力，而“革命”却是一种暴力。

二，骗局只能依靠暴力

马恩在德国被压制，所以，他们要自由。后来他们到了英国，自由了，就要权威，其目的是禁止党员反马克思，否则开除！马、恩控制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迅速在组织上把参加“反权威主义”大会或承认这次大会决议的组织和个人统统开除出第一国际；马恩还对巴枯宁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恩格斯此文并不能挽救马克思的权威。有的代表主张削减国际领导机构的权力，认为它只应作“通讯和统计中心”而存在。深知无法继续控制“国际”的马于1872年把总委员会从伦敦移到美国纽约，以图摆脱巴枯宁的影响。这样一来，它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影力就大大减弱。紧接着，柏林大学的哲学博士杜林发文批评马克思，人们因此不再相信马。恩格斯发表了《反杜林论》指责杜林，但效果微乎其微。于是，1876年7月15日，第一共产国际在美国宣布解散。马反对资本家剥削，自己却通过恩吸取工人的血汗，不劳而获；马还霸占女佣私下产卵，恩还先后霸占女工姐妹供其淫乐，是现代贪官裸官的先锋队。马克思死后很多年，在俄国发生了十月政变，马克思主义才又复活了。延安整风《反自由主义》后，就只剩下奴隶主义了。所以，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一个天大的骗局。

骗局只能依赖暴力。所以，恩鼓吹暴力至上：“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也就是说：谁的拳头硬，谁就是“权威”，谁就应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他人必须服从；社会不需要公理，强权即公理即权威！这实在荒唐至极！充分证明恩格斯是个崇尚“革命”、崇尚暴力的极权主义者。恩格斯鼓吹的“权威”即是兽群所尊奉的“猴山规则”。猴是没理性的，恩格斯显然把人类与猴群等量齐观，荒谬绝伦。后来的列宁又在此基础上更加恐怖化！到了耄那里，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了吴思那里更干脆，叫做“暴力元规则”。

恩最后骂反权威的自治派“是为反动派效劳”。即：马恩乃真理的化身，凡是反马恩的都是反动派。马恩相互吹捧对方为天才，恩格斯说《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而《圣经》记录的都是神迹，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是拯救工人阶级的神。可见，共党是打倒了宗教的救世主，树立全人类新的救主马克思。恩以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没有“权威”，社会就会崩溃。这显然是在鼓吹对马恩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会给社会造成大灾难，文革就是例证。

既然恩如此推崇权威，试问：“消灭社会分工”、“每个人都可以干他心愿干的工作”的共产主义社会怎么会到来？1846年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未来社会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而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说，在自由王国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绝对是和谐一致。真是妙不可言！

这里起码有三个显而易见的矛盾：第一个矛盾是“社会调节”与“随自己的兴趣”之间的矛盾。既然个人兴趣随时可变，今天干这，明天干那，上午干一样，下午又干另一样，请问：面对千百万个体飘忽不定的布朗运动，社会怎么去调节？连人数都没法确定，更别说生产计划和原材料供应了。第二个矛盾是个人兴趣转变与社会分工之间的矛盾。一个人穷其一生能掌握一两种专业就不错了，哪有本事去掌握人类社会的全部专业？第三矛盾是我的自由与他人自由的矛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许会阻碍其他人的“自由发展”。就拿“打猎”、“捕鱼”和“畜牧”来说；你“自由发展”了，动物和牧草就会遭殃，生态就会破坏。至于说到“批判”，你想在这个领域里“自由发展”，就得不断把别人当作批判的对象，这就直接妨碍别人的“自由发展”。可见，无论在物质生活领域，还是在精神生活领域，“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不可能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最多只能在个人和群体之间达成某种有节制的平衡：你不妨碍群体，群体也不妨碍你，这就够了。试想一下，当真让他们“自由发展”起来，岂不天下大乱，哪里还会有“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既然共产主义天堂是骗局，那就只有靠暴力来消灭旧社会，改造旧人类，除此而外，别无他途。百年共产实践，灾难是空前绝后的。

三，辩证法的自由就是崇拜导师

许多人教条式地背诵马引用过的斯宾诺莎的名言：“自由是对必然（即真理）的认识”；把它作为对“自由”的“定义”，因为马克思没给自由下过的定义！马相信存在着客观真理，人类的任务是发现它，遵循它，也就是按照真理办事。依据这种真理观，自由选择便如同恩格斯所说，无非是犹豫不决的同义词，所以成了一个有待克服的人格毛病。马把认识论中的所谓“自由”和政法上的自由概念混为一谈，鼓吹“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是错把认识能力混成了自由，把“自由”等同于“正确”。一个人要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正确，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还说这是为了帮助实现别人的“自由”。这其实就是奥威尔所说的“自由即奴役”的极权邪说。比方婚姻自由，那就是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对象。而“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歪理，就给包办婚姻开绿灯了。作父母的就会说：我比你更有经验和知识，我知道你挑选的人不合适，我为你挑选的人更正确，所以你必须听我的。

本来，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只要不妨碍他人的同等权利。但依据马的丛林逻辑，只有少数党魁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精通历史发展规律，广大的无产阶级都必须接受这一小批“先锋队”“从外面灌输”(列宁的话)，做“先锋队”的顺民和奴隶。这样一来，唯物辩证法的自由就是紧跟正确的尊长，就是崇拜圣人或伟光正的革命导师了。

暴政源于把统治者的意志强加于人。哈维尔说，赤制之所以空前残忍无情，那正是建立在赤党对掌握了绝对真理的极度自负之上的。它是一部分文人妄图消灭其余一切文人（绝圣弃智）的罪恶企图。在人类的各种狂妄中，最危险的莫过于知识的狂妄。在历史上的各种暴政中，最恶劣的莫过于观念的暴政。波尔布特要在经济文化很落后的柬埔寨实行无货币、无商品的共产主义，1/3的柬埔寨人——200多万惨死。领导这场屠杀的柬共的高层许多人拥有法国的博士学位。可见，最大的邪恶乃是思想观念的邪恶。人类应对一切自吹自擂已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天才保持足够的警惕。这样的人总是把自己看得比所有的人高明，普通人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他的“科学理论”。这种“科学理论”不过是一种狡猾的专制而已，它必然取消自由、反对人类向自由化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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