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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吹捧辩证法乃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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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敏：吹捧辩证法的《资本论》乃最大的悲哀
方力之（1936.2.12-2012.4.6）是科大的副校长，是中科院院士。1957年夏，李 淑 娴被定为右派分子，被迫检讨。方 对她说：既然我们无比忠于党，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就应向党组织坦白。李坦白了对年轻的表姐嫁给老干部的不满，结果被开除了党籍。从此取消了她上讲台授课的资格。方虽然说过“马义过时了”，但他晚年依然把马克思与欧几里得、牛顿相提并论。可见，“马过时”不过是牛顿力学定律相对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过时，依然是巍峨的丰碑！这是方的盲点。
方在《北京之春》2009年第1期发表了《西（科）学东渐四百年》，说：“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现代科学的发展依靠两个基础：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爱氏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形式逻辑体系，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欧几里德的书在西方反应极其强烈。一译再译，《原本》版本之多仅次于圣经。还出现很多批注本。它变成了一本流行的教科书。它的普及，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开创严谨科学作了必要的准备。西方精密学科都是依照《原本》的公理演绎体系展开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典型的《原本》的公理演绎格式。
《原本》的影响并不限于数理学科。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依照《原本》格式展开的。50年代在北大物理系上学时，马氏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必修课。《资本论》第一卷，一开始是一大堆定义（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就像牛顿的‘原理’一开始定义速度、速率、相对和绝对速度、加速度……。随后是有关剩余价值产生的基本方程，即剩余价值的产生等于生产劳动率乘以可变资本投入。它相当于牛顿第二定律那种动力学方程（公理）。再由此推出引理、定理等命题，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经济危机周期律，等等……
公理演绎体系，有助于辨别什么论断是证明了的，什么是未曾证明的，什么是不可能证明的，什么是不自洽的。而且，可以从‘体系’中推断新结论，或者修正旧结论。比如，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动力学方程，可以推论，正的剩余价值可由正的生产劳动率和正的可变资本投入产生。正的剩余价值也可以由负的生产劳动和负的可变资本投入产生，因为负乘负为正。所以，在撤回资本（负的资本投入）的条件下，破坏性生产劳动率愈高（负的生产劳动率），剩余价值产生愈多。这是当年北大物理系学生根据公理演绎体系对马克思《资本论》作的一个‘发展’。谁要不信这个佯谬，谁就必须找到《资本论》的公理演绎体系中的逻辑漏洞。”
方的上述说法存在以下问题：
1．《资本论》是依照几何《原本》格式展开的吗？
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是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欧几里德（约前330～约前275）几何学是形式逻辑学的应用，欧几里德并没有创立形式逻辑体系。如果不强调这一点，就会像方先生误以为：形式逻辑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只要掌握了几何学，就等于掌握了形式逻辑。事实上，方先生精通几何学，却不懂逻辑学，以至于说出了“《资本论》是依照几何《原本》格式展开的”笑话。
马在《资本论》序言中说他采用的思维方法是辩证法而不是形式逻辑。他说：我的辩证方法是唯物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黑格尔）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中文版《资本论》P24-25）。
马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归结为一个“变”字，就是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变的，向对立面转化。因此，“生”会向“死”的方面变，“死”也向“生”的方面变。这样，就会使概念模棱两可，违背了逻辑的同一律要求。恩格斯将形式逻辑斥为“形而上学”，马克思率先使用“辩证思维”这种含糊的思维方式，它的特点就是从不界定概念，满嘴吐出大量云雾，让你怎么理解都行。譬如：马克思说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又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两种说法，哪个说法是定义呢？马克思没有讲。连定义的逻辑规则都不遵守，怎么能说《资本论》象几何原本一样地遵守逻辑规则呢？
根据逻辑学，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方法。下定义的公式是：被定义概念=种差+属概念。因此：商品是用来交换的产品。在这个定义语句里，“用来交换”是商品的“种差”，产品是商品的属概念；所以，逻辑思维的结论是：交换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劳动价值不可能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因此，逻辑学不合乎马克思的要求，只有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法才便于指鹿为马，从而把劳动价值说成是商品的本质属性。这样，马的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背离了逻辑思维的正确轨道，陷入了辩证法思维的诡辩泥潭。
马用黑格尔的矛盾分析法把商品复杂化，什么“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矛盾”等等。马克思强调矛盾激化的一面，忽视了矛盾消减的一面，从而陷入了“斗、斗、斗”的泥潭。马还认为认为使用价值是永恒的范畴，价值是历史的暂时的范畴，这样使用价值与价值就无法对立统一了，也就不是他所说的矛盾的涵义了。可见，马克思难以自圆其说，只能欺骗愚昧的穷人，充当“工人阶级的圣经”。同样，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也不成立，因为劳动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对千差万别的具体劳动的抽象，在“劳动”面前再加一“抽象”，实在是又臭又脏的裹脚布。
2．《资本论》里存在公理演绎体系吗？
按公理体系的要求，原始概念是构造一门学科的最基本的概念，它不能定义，只能大致解说，被称为元概念，用它可定义其它概念。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首先解释了点、线、面的概念，点是几何学的原始概念。从历史主义的视角看，原始概念反映的事物正是复杂概念反映的事物的起点，可见公理体系法与历史主义的研究法是一致的。公理体系的最初的设定主要包括元概念和公理。几何学的元概念是点，再就是5条公理，然后按形式逻辑的规则进行构造。非欧几何学的元概念也是点，再就是5条公理，不过第5公理相反，然后也是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进行构造。谁是谁非？都正确。为什么互相反对的学科体系都正确，因为它们都遵守了形式逻辑。
马把从原始概念出发的公理体系法贬为唯心主义的方法。实用主义使他鄙视形式逻辑而爱辩证法的强盗逻辑！马说：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这样，产品就成了定义商品的原始概念。马未从原始概念“产品”出发却从复杂概念“商品”出发来研究经济学，违反了公理体系法的要求，把经济学引向了邪路。方先生说《资本论》按照《几何原本》的公理体系法来构造的，那只能说明他根本不懂形式逻辑。
马的信徒们弄了一点形式逻辑，他们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来定义商品，又用商品来给价值下定义，陷入了绕圈子的循环定义（详见北京大学1980年代编写的《大众政治经济学》）。只有用普世逻辑的公理体系法才可消除这种绕圈子的循环定义。
马尚能区分过程与结果，可马的信徒们把过程与结果混淆了。南开大学的谷书堂教授在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6期上发表文章说：“把劳动定义为：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所支出的劳动量=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产量÷劳动时间；这样，劳动量=劳动时间×（产量÷劳动时间）=产量。谷先生把劳动、劳动量、产量三个概念弄成了等义词，从而混淆了过程与结果。这样子的混为一谈，说明中国的经济学界就是反逻辑的伪学界。
3．方先生等人中马毒不浅！
一些大学老师故意把《资本论》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相提并论。其实，《资本论》是断子绝孙的三聚氢胺，苏东灭亡就是证明。几何《原本》是超越时空的普世真理，两者岂能相提并论？更加荒谬的是：方还把《资本论》与牛顿的“原理”相提并论。这充分说明：方先生中马毒很深，垂死之际依然在相信马克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黑格尔把辩证法说成是逻辑，这样，华人所说的逻辑就是自欺欺人的辩证法即诡辩法而已。
方的糊涂决不是个案。象李泽厚、刘再复、郭罗基、刘宾雁、苏绍智、王若水等都曾这样公开宣称。王学泰在《中国自古有许多文章是不讲理的》文章说：“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就是从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商品开始……这部著作中（特别是是第一卷）对于每个命题都有详密的论证，一环扣一环，不缺少任何环节，充分表现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的缜密。这不仅体现了欧洲文化传统，而且也因为作为学者马克思要靠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去征服读者。”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
郭罗基说：“马克思主义还是很有价值的……是斯、髦这两个歪嘴大和尚把马克思主义真经念歪了。”马义与后来的苏东暴政能分割开来吗？不能。马义被归结为4个字即“造反有理”即暴力夺权，这就是马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改造世界即暴力推翻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全球共产政府。《共产党宣言》把这个目的说得很清楚。
中国理工科出身的人，自以为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强，结果恰恰相反。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只懂得依葫芦画瓢，结果离开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后就无所适从了，再加上汉文化的强大类比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些人思考社会问题时，往往漏洞百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懂逻辑，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就只具备模糊思维能力，而广大的民众以类比思维为主体，这样的中国人总的思维能力平均下来，模糊思维能力都达不到，这就是中国人面对的尴尬局面。也是中国人没有学习能力、认知能力以及改变现状的预见能力的真实现状。这种连自知能力都欠缺的汉族，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关敏原创于2009年，先发表在人民大学的经管论坛上，后被360网、凯迪网转载）
一，“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不成立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它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为活劳动提供条件。新价值只能由活劳动创造，过去劳动的产物——死劳动即生产资料，只是转移其固有价值。所以，马把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工具设备、原材料）的那部分资本称为“不变资本”；把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叫做“可变资本”。他宣称，“不变资本”不创造价值，即不能增值，“可变资本”是增值的唯一原因。实际是如此吗？
譬如：一个邮递员步行送信的话，每天可给20户人家送信。他买一辆自行车后，每天可为40户人家送信。虽然自行车离开了邮递员寸步难行、更不可能送信。但从总的效果来看，一个邮递员加一辆自行车等于两个邮递员，所以这辆自行车是一个“等效的邮递员”。再如：一台机器在两个年轻工人的照料下，可以完成100个使用简单工具的老工人在同样时间里完成的工作，那么，这台机器就等效于98个工人。
按照马的只有可变资本才创造价值的理论，这些企业的利润应该减少（因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工人及其劳动将不断减少）。可事实恰好相反，这些部门的利润率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反而往往上升。如果还硬要说一切新价值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那么，在无人车间乃至有些无人工厂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又作何解释呢？物力资本投入者获得利润绝不是工人所创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是物力资本所创。既然劳动工具或生产资料既然可以创造价值，怎么能称作是不变资本呢？可见，所谓“不变资本不能增值”是不成立的，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是没道理的。“资本”只能是可变的、可增殖的，如不可变，不能带来增殖的不变的资本是不能称为资本的，也就是说，“不变资本”实属无稽之谈。因此，“可变资本”一词也是多余的。
二，按照生产要素的贡献获取报酬
劳动力的价值只有与生产资料结合才能体现出来，劳动力凭空不能产生利润，也不能收回自己的劳动价值。资本家投入生产资料，那么，“工人在生产中创造的超过自身价值的那部分价值”，是生产资料创造的，这部分价值自然应归资本家所有。
同样，采用先进工艺技术，更新设备可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即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此时，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未增加，劳动强度未提高，那么，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只能是先进的工艺技术、设备创造出来的，而设备是资本家用自己凝固的劳动——货币购买的，那么，这部分新增的价值只能归资本家所有，而不能称为剩余价值进而称作剥削。劳动生产率正是资本的贡献，所以，超额剩余价值不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是资本的生产力创造的价值。超额剩余价值转化为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即经济学上的“租”。而“寻租”就是巧取豪夺超额利润。
资本在静止时是不变的，在与劳动者结合时就会被“启动”而产生增值效应。如将款存入银行可得利息，这说明社会早已承认货币有潜在的增值能力。春秋战国时代，古华人就将借贷取息看作正常营利活动，只是到了汉初，晁错才开始对高利贷者加以谴责。较晁错晚半个世纪的司马迁，又把“子钱家”（即货币贷放者）看作是同畜牧业、酿酒业等等一样的正常营利活动。在生息资本的认识上，马远不如司马迁。马以为：既然商品交换都是等价物的交换，一块钱也就永远只能与一块钱的等价物相交换；而资本的特点，却是用一块钱交换到多于一块钱，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因此它多出的“剩余价值”，必定是剥削收入。马断定，任何时代的借贷利息都是不折不扣的剥削。贷放资金所得来的利息，不是直接剥削自生产劳动者，就是从别的剥削阶级那里分的一杯羹，总之，都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马没认识到，商品都是有时间标计的。今年的一头鹿，与明年的一头鹿，是两种不同的商品。今年的一块钱，与明年的一块钱，同样也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二者之间不是天生就该相等，就该按1:1的比例交换。其实借贷利息与剥削没有半点关系，也不造成任何社会经济不平等；不但没有造成贫富分化与经济不平等，反而消除了原始收入的不平等！相反，禁止借贷取息，反而成了窒息经济进步的桎梏，违背了社会上所有人的利益。
马自己也承认，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是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进行的。那么，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以工资的形式付给工人了，生产资料创造的价值以利润的形式归资本家所有，双方谁也不欠谁的。马所说的“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是不存在了，所谓的剥削也是不存在的。马以为，决策劳动根本就不是劳动，只有执行者的劳动才是劳动。《资本论》第一卷第368页说：“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所以，由决策者的决策劳动所产生的决策风险成本及其效果，在他眼里就变成了剩余劳动的产物、变成了剩余价值。资本的利润[即剩余价值]完全（100%）来自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与作为工厂统帅的资本家的决策劳动没丝毫关系！这好比说，决战的胜利完全都是由战斗在第一线的士兵所创造，因为统帅没直接战斗在第一线！所以，统帅的战前分析、战略决策、帷幄运筹等作用及相关消耗和费用等，都不能算是对于决战的投入，从而也不能算是贡献。最后的结论就只能是：功劳全部归士兵，而其他各级将帅首长都是吃白饭的，都是剥削士兵的寄生虫！这难道不是本末倒置、滑天下之大稽吗？！
马发现剩余价值时，忘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即当剩余价值由正值变成负值——利润变成为亏损时，按他的理论，这一切仍只能是雇佣劳动者的罪过。但构成商品价值的任何劳动量都不可能为负值从而不可能由劳动导致亏损。资本家宁可自己去跳楼，也没有哪位资本家叫工人去承担损失。这就足证：剩余价值学说，既不通情、又不达理，简直是漏洞百出了。
私有企业的利润不是剥削收入。利润包括：一是风险报酬。投资就有风险。你买股票，你就承担风险：不能说买股票赔了，是你倒霉；挣了，就是你剥削。要是这样的话，谁投资？谁办企业？社会怎么发展？发达国家没有工人因为生活贫困而自杀的，倒是有资本家由于血本无归而跳楼的。这就是风险。二是灵活偏好的补偿。你使用了别人资金，要给予报酬，用人家的地要给地租，用人家的钱要给利息。此外，资本的利润可以来自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大大降低了商品的生产成本；资本利润也可以来自“贵卖”，即愿意支付的“消费者酬谢”。
方力之（1936.2.12-2012.4.6）是科大的副校长，是中科院院士。1957年夏，李 淑 娴被定为右派分子，被迫检讨。方 对她说：既然我们无比忠于党，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就应向党组织坦白。李坦白了对年轻的表姐嫁给老干部的不满，结果被开除了党籍。从此取消了她上讲台授课的资格。方虽然说过“马义过时了”，但他晚年依然把马克思与欧几里得、牛顿相提并论。可见，“马过时”不过是牛顿力学定律相对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过时，依然是巍峨的丰碑！这是方的盲点。
方在《北京之春》2009年第1期发表了《西（科）学东渐四百年》，说：“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现代科学的发展依靠两个基础：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爱氏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形式逻辑体系，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欧几里德的书在西方反应极其强烈。一译再译，《原本》版本之多仅次于圣经。还出现很多批注本。它变成了一本流行的教科书。它的普及，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开创严谨科学作了必要的准备。西方精密学科都是依照《原本》的公理演绎体系展开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典型的《原本》的公理演绎格式。
《原本》的影响并不限于数理学科。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依照《原本》格式展开的。50年代在北大物理系上学时，马氏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必修课。《资本论》第一卷，一开始是一大堆定义（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就像牛顿的‘原理’一开始定义速度、速率、相对和绝对速度、加速度……。随后是有关剩余价值产生的基本方程，即剩余价值的产生等于生产劳动率乘以可变资本投入。它相当于牛顿第二定律那种动力学方程（公理）。再由此推出引理、定理等命题，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经济危机周期律，等等……
公理演绎体系，有助于辨别什么论断是证明了的，什么是未曾证明的，什么是不可能证明的，什么是不自洽的。而且，可以从‘体系’中推断新结论，或者修正旧结论。比如，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动力学方程，可以推论，正的剩余价值可由正的生产劳动率和正的可变资本投入产生。正的剩余价值也可以由负的生产劳动和负的可变资本投入产生，因为负乘负为正。所以，在撤回资本（负的资本投入）的条件下，破坏性生产劳动率愈高（负的生产劳动率），剩余价值产生愈多。这是当年北大物理系学生根据公理演绎体系对马克思《资本论》作的一个‘发展’。谁要不信这个佯谬，谁就必须找到《资本论》的公理演绎体系中的逻辑漏洞。”
方的上述说法存在以下问题：
1．《资本论》是依照几何《原本》格式展开的吗？
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是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欧几里德（约前330～约前275）几何学是形式逻辑学的应用，欧几里德并没有创立形式逻辑体系。如果不强调这一点，就会像方先生误以为：形式逻辑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只要掌握了几何学，就等于掌握了形式逻辑。事实上，方先生精通几何学，却不懂逻辑学，以至于说出了“《资本论》是依照几何《原本》格式展开的”笑话。
马在《资本论》序言中说他采用的思维方法是辩证法而不是形式逻辑。他说：我的辩证方法是唯物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黑格尔）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中文版《资本论》P24-25）。
马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归结为一个“变”字，就是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变的，向对立面转化。因此，“生”会向“死”的方面变，“死”也向“生”的方面变。这样，就会使概念模棱两可，违背了逻辑的同一律要求。恩格斯将形式逻辑斥为“形而上学”，马克思率先使用“辩证思维”这种含糊的思维方式，它的特点就是从不界定概念，满嘴吐出大量云雾，让你怎么理解都行。譬如：马克思说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又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两种说法，哪个说法是定义呢？马克思没有讲。连定义的逻辑规则都不遵守，怎么能说《资本论》象几何原本一样地遵守逻辑规则呢？
根据逻辑学，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方法。下定义的公式是：被定义概念=种差+属概念。因此：商品是用来交换的产品。在这个定义语句里，“用来交换”是商品的“种差”，产品是商品的属概念；所以，逻辑思维的结论是：交换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劳动价值不可能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因此，逻辑学不合乎马克思的要求，只有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法才便于指鹿为马，从而把劳动价值说成是商品的本质属性。这样，马的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背离了逻辑思维的正确轨道，陷入了辩证法思维的诡辩泥潭。
马用黑格尔的矛盾分析法把商品复杂化，什么“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矛盾”等等。马克思强调矛盾激化的一面，忽视了矛盾消减的一面，从而陷入了“斗、斗、斗”的泥潭。马还认为认为使用价值是永恒的范畴，价值是历史的暂时的范畴，这样使用价值与价值就无法对立统一了，也就不是他所说的矛盾的涵义了。可见，马克思难以自圆其说，只能欺骗愚昧的穷人，充当“工人阶级的圣经”。同样，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也不成立，因为劳动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对千差万别的具体劳动的抽象，在“劳动”面前再加一“抽象”，实在是又臭又脏的裹脚布。
2．《资本论》里存在公理演绎体系吗？
按公理体系的要求，原始概念是构造一门学科的最基本的概念，它不能定义，只能大致解说，被称为元概念，用它可定义其它概念。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首先解释了点、线、面的概念，点是几何学的原始概念。从历史主义的视角看，原始概念反映的事物正是复杂概念反映的事物的起点，可见公理体系法与历史主义的研究法是一致的。公理体系的最初的设定主要包括元概念和公理。几何学的元概念是点，再就是5条公理，然后按形式逻辑的规则进行构造。非欧几何学的元概念也是点，再就是5条公理，不过第5公理相反，然后也是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进行构造。谁是谁非？都正确。为什么互相反对的学科体系都正确，因为它们都遵守了形式逻辑。
马把从原始概念出发的公理体系法贬为唯心主义的方法。实用主义使他鄙视形式逻辑而爱辩证法的强盗逻辑！马说：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这样，产品就成了定义商品的原始概念。马未从原始概念“产品”出发却从复杂概念“商品”出发来研究经济学，违反了公理体系法的要求，把经济学引向了邪路。方先生说《资本论》按照《几何原本》的公理体系法来构造的，那只能说明他根本不懂形式逻辑。
马的信徒们弄了一点形式逻辑，他们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来定义商品，又用商品来给价值下定义，陷入了绕圈子的循环定义（详见北京大学1980年代编写的《大众政治经济学》）。只有用普世逻辑的公理体系法才可消除这种绕圈子的循环定义。
马尚能区分过程与结果，可马的信徒们把过程与结果混淆了。南开大学的谷书堂教授在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6期上发表文章说：“把劳动定义为：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所支出的劳动量=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产量÷劳动时间；这样，劳动量=劳动时间×（产量÷劳动时间）=产量。谷先生把劳动、劳动量、产量三个概念弄成了等义词，从而混淆了过程与结果。这样子的混为一谈，说明中国的经济学界就是反逻辑的伪学界。
3．方先生等人中马毒不浅！
一些大学老师故意把《资本论》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相提并论。其实，《资本论》是断子绝孙的三聚氢胺，苏东灭亡就是证明。几何《原本》是超越时空的普世真理，两者岂能相提并论？更加荒谬的是：方还把《资本论》与牛顿的“原理”相提并论。这充分说明：方先生中马毒很深，垂死之际依然在相信马克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黑格尔把辩证法说成是逻辑，这样，华人所说的逻辑就是自欺欺人的辩证法即诡辩法而已。
方的糊涂决不是个案。象李泽厚、刘再复、郭罗基、刘宾雁、苏绍智、王若水等都曾这样公开宣称。王学泰在《中国自古有许多文章是不讲理的》文章说：“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就是从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商品开始……这部著作中（特别是是第一卷）对于每个命题都有详密的论证，一环扣一环，不缺少任何环节，充分表现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的缜密。这不仅体现了欧洲文化传统，而且也因为作为学者马克思要靠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去征服读者。”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
郭罗基说：“马克思主义还是很有价值的……是斯、髦这两个歪嘴大和尚把马克思主义真经念歪了。”马义与后来的苏东暴政能分割开来吗？不能。马义被归结为4个字即“造反有理”即暴力夺权，这就是马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改造世界即暴力推翻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全球共产政府。《共产党宣言》把这个目的说得很清楚。
中国理工科出身的人，自以为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强，结果恰恰相反。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只懂得依葫芦画瓢，结果离开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后就无所适从了，再加上汉文化的强大类比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些人思考社会问题时，往往漏洞百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懂逻辑，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就只具备模糊思维能力，而广大的民众以类比思维为主体，这样的中国人总的思维能力平均下来，模糊思维能力都达不到，这就是中国人面对的尴尬局面。也是中国人没有学习能力、认知能力以及改变现状的预见能力的真实现状。这种连自知能力都欠缺的汉族，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关敏原创于2009年，先发表在人民大学的经管论坛上，后被360网、凯迪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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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混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关敏）
商品价值是个主观范畴，属于价值判断领域，商品所有者的立场思维是必要的；马克思却把商品价值弄到了事实判断领域，企图把商品价值解释为客观的物理量，这是难以成功的。
1.以“抽象劳动”忽悠人。
马克思宣称他发现了劳动的二重性。他说：象打猎、织布、缝衣等劳动，不仅仅是因对象、方式和结果等不同，而且还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他管前者叫具体劳动，管后者叫抽象劳动。据说，不管具体劳动的性质如何，只要我们仅把其当做抽象的“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它们就神秘地变成可以通约、相等、相加了。《资本论》第1篇第52页说：“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等一的人类劳动，是同一人类劳动力的支出”。马克思把人所具有的思想、天赋、意志力……全“抽掉”，把不同人在相同时间内进行不同质、不同量的劳动统归为等一的人类劳动，把一切劳动视为同一人类劳动，把真真切切的个别性忽略不计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等一的人类劳动”分配法是资产阶级法权，是要不得的；在《资本论》中，“等一的人类劳动”计算法却是大肆弘扬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何等的自相矛盾！
试问：把人所具有的思想、天赋、意志力等“抽掉”后，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能劳动吗？需要“交换、分配”吗？马、恩曾说：“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批判者与被批判者殊途同归，而且，批判者更荒谬、更明目张胆、也更彻底。
2，商品价值是主观的，客观价值论不成立。
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在商品生产中消耗的人的体脑力。劳动力的耗费，“在生理学意义上”不外乎机体和机能两个方面的耗费。耗费的计量单位，应当是机体的质量单位和机能的能量单位；类似于质量的“千克”、能量的“焦耳”、电量的“电荷”等；无论怎么抽象，都必须是质量或能量的一般化，绝对不能超出这个范畴。但马克思给出的计量单位很出格，甚至十分怪诞，竟是“时间”单位！即“劳动时间”！
就象有人问马克思：“你牵一头驴，用力多少千克？”他回答：“250分钟。”完全答非所问！马克思凭空创制了一个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抽象劳动”概念，无法确定抽象劳动的物质内容，只能偷换概念，调包使用错误的计量单位，这是劳动价值论核心内容的致命的错误。
用劳动时间度量商品价值，之所以荒谬绝伦，因为：任何商品根本没有所谓的凝固劳动量，商品的价值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异，取决于人们对商品的认识和需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
商品价值不是客观的物理量，凝固在商品中劳动量根本无法确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考虑的只有两点：需要与支付能力。购买者不可能算出“凝固于该商品中的劳动量”，无法做这一考量。
事实上，价值是个主观范畴，是人们对生存资源的效用的大小的评价。可以用1、2、3、4、5等数字来计量。社会最初计量效用是金银等货币。譬如说：1个鸡蛋=0.01克金；这个交换等式实质上表现的是物品效用的大小。然而，《资本论》断定这种交换等式两边的商品所花劳动时间相等，因为马克思相信“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资本论》第一卷第50页）；显然，马克思把劳动当成了交换价值成立的唯一原因，犯了故意减少原因的错误。
大家知道： 交换价值等式成立的原因有多个，譬如：稀少性、质量好、自己生产该商品成本无穷大等多种原因。同样的，有的物品即使没有劳动，它也有交换价值，譬如：头发、女人胎盘、人的血液。因此，交换价值成立的原因是交换等式两边的商品所花劳动时间相等的判断，是错的。
3.黄金也无法计量商品的价值。
此外，用贵金属如黄金来计量商品的劳动价值也是不可能的。贵金属所含的劳动量都无法说清，怎能用它来计量商品的价值呢？
贵金属的物理单位是不能与劳动量、劳动时间划等号的。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的所有单位，都有确定性、不变性。1克质量、1厘米长度、1公升体积……以及用氢的原子量当成1作为一切元素原子量的单位，无一例外。而价值的尺度如1克黄金的价值却是不确定的，是随行就市而变化的。
恩格斯把黄金作为价值单位与把氢原子量作为一切元素原子量单位，视为等量齐观的一回事，是忽悠老百姓。因为这两者是两码事，无可比性。价值单位和价值不是客观物理量，氢原子量单位和原子量是客观物理量，将两者相提并论是极端错误的。
如果说，马克思的时代还在使用金银做货币的话，马搞出客观价值论还情有可原。那么，在当代，货币已经与金银完全脱钩，大家用的是纸币甚至是电子货币，货币已经与具体物质的客观数量脱钩了，它只相当于数学中1、2、3、4、5等数的概念了，完全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是主观价值。而且价格即交换价值（简称为价值）将永远存在下去，所谓的共产主义没有价值只是梦想而已。
4.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行不通。
马克思设想的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是行不通的。软件从业人员比三轮车夫的劳动复杂，这是肯定的。但这种复杂的程度怎么衡量？用他们创造的产品的价格比，或二者报酬比？这是本末倒置：用（交换）价值来衡量劳动，而不是用劳动时间去衡量价值了。
知识产权规定即使技术专利人在收回成本的情况下，也可依协议从对方的销售收入中获得提成。艺术家创作每一件艺术品的劳动一旦完成，该艺术品会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的认知不断变化，其市场价值在不断地升值，但艺术家并没有再对该作品作进一步的劳动。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进行换算比较，结果是滑稽的！因为根本就无法换算。
通常，产品的价值以及不同类型劳动的化约比例，主要由需求与供给的长期状况决定，与生产技术以及劳动的复杂性关系不大。马克思见不到这一点，又想把供求条件排除于价值决定之外，于是就犯了了循环论证的错误。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劳动的复杂程度”。虽然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可在生产中测量，但由于异种劳动的换算比例是在市场交换时才确定下来的，所以，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交换结束后才能最终确定下来。因此，商品价值的确定不是纯粹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社会评价过程，商品的价值与人们的估价有关，是在交换时得到确定的。这就充分说明：用劳动价值来作为商品价值绝对的度量尺度是不成立的。
在美国，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的工资超过从事“复杂劳动”的数学大师级学者，超过同公司的工程师。为什么？因他们有工会可罢工。可见，马克思的复杂劳动论又是大谬。
5.劳动价值无法统计社会财富。
马克思坚持同量的劳动创造同量的价值，而“同一劳动量（假设劳动量都为1）用在富矿比用在穷矿提供更多的金属”（假设富矿金属产量为3，穷矿的产量为1），这样，“同一劳动量”即同一劳动价值（1）不能表示两矿的财富量的差别。也就是说，劳动价值无法统计社会财富。
6．劳动价值无法预测价格变动方向。
马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其价格，而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1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凝结在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1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这符合常识吗？1座钢筋混凝土的万丈高楼和1座土砖瓦的小矮房在不同生产力下会耗费相同的劳动量，那它们的价值量也一样？让你付相同的价，你愿意选择哪1座房屋住进去？让它们的价值相等，这显然是荒谬的。
商品降价的原因是竞争。若无生产者竞争，商品的价格只升不降。二战以来，物价总水平与劳动生产率都在提高，没有呈现马克思希望的物价总水平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下降的趋势。所以，2001年江泽民在71讲话中强调：要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要认识到生产要素论的意义。
商品价值是个主观范畴，属于价值判断领域，商品所有者的立场思维是必要的；马克思却把商品价值弄到了事实判断领域，企图把商品价值解释为客观的物理量，这是难以成功的。
1.以“抽象劳动”忽悠人。
马克思宣称他发现了劳动的二重性。他说：象打猎、织布、缝衣等劳动，不仅仅是因对象、方式和结果等不同，而且还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他管前者叫具体劳动，管后者叫抽象劳动。据说，不管具体劳动的性质如何，只要我们仅把其当做抽象的“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它们就神秘地变成可以通约、相等、相加了。《资本论》第1篇第52页说：“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等一的人类劳动，是同一人类劳动力的支出”。马克思把人所具有的思想、天赋、意志力……全“抽掉”，把不同人在相同时间内进行不同质、不同量的劳动统归为等一的人类劳动，把一切劳动视为同一人类劳动，把真真切切的个别性忽略不计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等一的人类劳动”分配法是资产阶级法权，是要不得的；在《资本论》中，“等一的人类劳动”计算法却是大肆弘扬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何等的自相矛盾！
试问：把人所具有的思想、天赋、意志力等“抽掉”后，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能劳动吗？需要“交换、分配”吗？马、恩曾说：“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批判者与被批判者殊途同归，而且，批判者更荒谬、更明目张胆、也更彻底。
2，商品价值是主观的，客观价值论不成立。
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在商品生产中消耗的人的体脑力。劳动力的耗费，“在生理学意义上”不外乎机体和机能两个方面的耗费。耗费的计量单位，应当是机体的质量单位和机能的能量单位；类似于质量的“千克”、能量的“焦耳”、电量的“电荷”等；无论怎么抽象，都必须是质量或能量的一般化，绝对不能超出这个范畴。但马克思给出的计量单位很出格，甚至十分怪诞，竟是“时间”单位！即“劳动时间”！
就象有人问马克思：“你牵一头驴，用力多少千克？”他回答：“250分钟。”完全答非所问！马克思凭空创制了一个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抽象劳动”概念，无法确定抽象劳动的物质内容，只能偷换概念，调包使用错误的计量单位，这是劳动价值论核心内容的致命的错误。
用劳动时间度量商品价值，之所以荒谬绝伦，因为：任何商品根本没有所谓的凝固劳动量，商品的价值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异，取决于人们对商品的认识和需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
商品价值不是客观的物理量，凝固在商品中劳动量根本无法确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考虑的只有两点：需要与支付能力。购买者不可能算出“凝固于该商品中的劳动量”，无法做这一考量。
事实上，价值是个主观范畴，是人们对生存资源的效用的大小的评价。可以用1、2、3、4、5等数字来计量。社会最初计量效用是金银等货币。譬如说：1个鸡蛋=0.01克金；这个交换等式实质上表现的是物品效用的大小。然而，《资本论》断定这种交换等式两边的商品所花劳动时间相等，因为马克思相信“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资本论》第一卷第50页）；显然，马克思把劳动当成了交换价值成立的唯一原因，犯了故意减少原因的错误。
大家知道： 交换价值等式成立的原因有多个，譬如：稀少性、质量好、自己生产该商品成本无穷大等多种原因。同样的，有的物品即使没有劳动，它也有交换价值，譬如：头发、女人胎盘、人的血液。因此，交换价值成立的原因是交换等式两边的商品所花劳动时间相等的判断，是错的。
3.黄金也无法计量商品的价值。
此外，用贵金属如黄金来计量商品的劳动价值也是不可能的。贵金属所含的劳动量都无法说清，怎能用它来计量商品的价值呢？
贵金属的物理单位是不能与劳动量、劳动时间划等号的。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的所有单位，都有确定性、不变性。1克质量、1厘米长度、1公升体积……以及用氢的原子量当成1作为一切元素原子量的单位，无一例外。而价值的尺度如1克黄金的价值却是不确定的，是随行就市而变化的。
恩格斯把黄金作为价值单位与把氢原子量作为一切元素原子量单位，视为等量齐观的一回事，是忽悠老百姓。因为这两者是两码事，无可比性。价值单位和价值不是客观物理量，氢原子量单位和原子量是客观物理量，将两者相提并论是极端错误的。
如果说，马克思的时代还在使用金银做货币的话，马搞出客观价值论还情有可原。那么，在当代，货币已经与金银完全脱钩，大家用的是纸币甚至是电子货币，货币已经与具体物质的客观数量脱钩了，它只相当于数学中1、2、3、4、5等数的概念了，完全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是主观价值。而且价格即交换价值（简称为价值）将永远存在下去，所谓的共产主义没有价值只是梦想而已。
4.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行不通。
马克思设想的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是行不通的。软件从业人员比三轮车夫的劳动复杂，这是肯定的。但这种复杂的程度怎么衡量？用他们创造的产品的价格比，或二者报酬比？这是本末倒置：用（交换）价值来衡量劳动，而不是用劳动时间去衡量价值了。
知识产权规定即使技术专利人在收回成本的情况下，也可依协议从对方的销售收入中获得提成。艺术家创作每一件艺术品的劳动一旦完成，该艺术品会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的认知不断变化，其市场价值在不断地升值，但艺术家并没有再对该作品作进一步的劳动。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进行换算比较，结果是滑稽的！因为根本就无法换算。
通常，产品的价值以及不同类型劳动的化约比例，主要由需求与供给的长期状况决定，与生产技术以及劳动的复杂性关系不大。马克思见不到这一点，又想把供求条件排除于价值决定之外，于是就犯了了循环论证的错误。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劳动的复杂程度”。虽然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可在生产中测量，但由于异种劳动的换算比例是在市场交换时才确定下来的，所以，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交换结束后才能最终确定下来。因此，商品价值的确定不是纯粹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社会评价过程，商品的价值与人们的估价有关，是在交换时得到确定的。这就充分说明：用劳动价值来作为商品价值绝对的度量尺度是不成立的。
在美国，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的工资超过从事“复杂劳动”的数学大师级学者，超过同公司的工程师。为什么？因他们有工会可罢工。可见，马克思的复杂劳动论又是大谬。
5.劳动价值无法统计社会财富。
马克思坚持同量的劳动创造同量的价值，而“同一劳动量（假设劳动量都为1）用在富矿比用在穷矿提供更多的金属”（假设富矿金属产量为3，穷矿的产量为1），这样，“同一劳动量”即同一劳动价值（1）不能表示两矿的财富量的差别。也就是说，劳动价值无法统计社会财富。
6．劳动价值无法预测价格变动方向。
马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其价格，而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1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凝结在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1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这符合常识吗？1座钢筋混凝土的万丈高楼和1座土砖瓦的小矮房在不同生产力下会耗费相同的劳动量，那它们的价值量也一样？让你付相同的价，你愿意选择哪1座房屋住进去？让它们的价值相等，这显然是荒谬的。
商品降价的原因是竞争。若无生产者竞争，商品的价格只升不降。二战以来，物价总水平与劳动生产率都在提高，没有呈现马克思希望的物价总水平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下降的趋势。所以，2001年江泽民在71讲话中强调：要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要认识到生产要素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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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佳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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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敏：“不变资本”乃无稽之谈
一，“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不成立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它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为活劳动提供条件。新价值只能由活劳动创造，过去劳动的产物——死劳动即生产资料，只是转移其固有价值。所以，马把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工具设备、原材料）的那部分资本称为“不变资本”；把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叫做“可变资本”。他宣称，“不变资本”不创造价值，即不能增值，“可变资本”是增值的唯一原因。实际是如此吗？
譬如：一个邮递员步行送信的话，每天可给20户人家送信。他买一辆自行车后，每天可为40户人家送信。虽然自行车离开了邮递员寸步难行、更不可能送信。但从总的效果来看，一个邮递员加一辆自行车等于两个邮递员，所以这辆自行车是一个“等效的邮递员”。再如：一台机器在两个年轻工人的照料下，可以完成100个使用简单工具的老工人在同样时间里完成的工作，那么，这台机器就等效于98个工人。
按照马的只有可变资本才创造价值的理论，这些企业的利润应该减少（因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工人及其劳动将不断减少）。可事实恰好相反，这些部门的利润率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反而往往上升。如果还硬要说一切新价值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那么，在无人车间乃至有些无人工厂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又作何解释呢？物力资本投入者获得利润绝不是工人所创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是物力资本所创。既然劳动工具或生产资料既然可以创造价值，怎么能称作是不变资本呢？可见，所谓“不变资本不能增值”是不成立的，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是没道理的。“资本”只能是可变的、可增殖的，如不可变，不能带来增殖的不变的资本是不能称为资本的，也就是说，“不变资本”实属无稽之谈。因此，“可变资本”一词也是多余的。
二，按照生产要素的贡献获取报酬
劳动力的价值只有与生产资料结合才能体现出来，劳动力凭空不能产生利润，也不能收回自己的劳动价值。资本家投入生产资料，那么，“工人在生产中创造的超过自身价值的那部分价值”，是生产资料创造的，这部分价值自然应归资本家所有。
同样，采用先进工艺技术，更新设备可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即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此时，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未增加，劳动强度未提高，那么，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只能是先进的工艺技术、设备创造出来的，而设备是资本家用自己凝固的劳动——货币购买的，那么，这部分新增的价值只能归资本家所有，而不能称为剩余价值进而称作剥削。劳动生产率正是资本的贡献，所以，超额剩余价值不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是资本的生产力创造的价值。超额剩余价值转化为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即经济学上的“租”。而“寻租”就是巧取豪夺超额利润。
资本在静止时是不变的，在与劳动者结合时就会被“启动”而产生增值效应。如将款存入银行可得利息，这说明社会早已承认货币有潜在的增值能力。春秋战国时代，古华人就将借贷取息看作正常营利活动，只是到了汉初，晁错才开始对高利贷者加以谴责。较晁错晚半个世纪的司马迁，又把“子钱家”（即货币贷放者）看作是同畜牧业、酿酒业等等一样的正常营利活动。在生息资本的认识上，马远不如司马迁。马以为：既然商品交换都是等价物的交换，一块钱也就永远只能与一块钱的等价物相交换；而资本的特点，却是用一块钱交换到多于一块钱，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因此它多出的“剩余价值”，必定是剥削收入。马断定，任何时代的借贷利息都是不折不扣的剥削。贷放资金所得来的利息，不是直接剥削自生产劳动者，就是从别的剥削阶级那里分的一杯羹，总之，都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马没认识到，商品都是有时间标计的。今年的一头鹿，与明年的一头鹿，是两种不同的商品。今年的一块钱，与明年的一块钱，同样也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二者之间不是天生就该相等，就该按1:1的比例交换。其实借贷利息与剥削没有半点关系，也不造成任何社会经济不平等；不但没有造成贫富分化与经济不平等，反而消除了原始收入的不平等！相反，禁止借贷取息，反而成了窒息经济进步的桎梏，违背了社会上所有人的利益。
马自己也承认，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是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进行的。那么，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以工资的形式付给工人了，生产资料创造的价值以利润的形式归资本家所有，双方谁也不欠谁的。马所说的“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是不存在了，所谓的剥削也是不存在的。马以为，决策劳动根本就不是劳动，只有执行者的劳动才是劳动。《资本论》第一卷第368页说：“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所以，由决策者的决策劳动所产生的决策风险成本及其效果，在他眼里就变成了剩余劳动的产物、变成了剩余价值。资本的利润[即剩余价值]完全（100%）来自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与作为工厂统帅的资本家的决策劳动没丝毫关系！这好比说，决战的胜利完全都是由战斗在第一线的士兵所创造，因为统帅没直接战斗在第一线！所以，统帅的战前分析、战略决策、帷幄运筹等作用及相关消耗和费用等，都不能算是对于决战的投入，从而也不能算是贡献。最后的结论就只能是：功劳全部归士兵，而其他各级将帅首长都是吃白饭的，都是剥削士兵的寄生虫！这难道不是本末倒置、滑天下之大稽吗？！
马发现剩余价值时，忘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即当剩余价值由正值变成负值——利润变成为亏损时，按他的理论，这一切仍只能是雇佣劳动者的罪过。但构成商品价值的任何劳动量都不可能为负值从而不可能由劳动导致亏损。资本家宁可自己去跳楼，也没有哪位资本家叫工人去承担损失。这就足证：剩余价值学说，既不通情、又不达理，简直是漏洞百出了。
私有企业的利润不是剥削收入。利润包括：一是风险报酬。投资就有风险。你买股票，你就承担风险：不能说买股票赔了，是你倒霉；挣了，就是你剥削。要是这样的话，谁投资？谁办企业？社会怎么发展？发达国家没有工人因为生活贫困而自杀的，倒是有资本家由于血本无归而跳楼的。这就是风险。二是灵活偏好的补偿。你使用了别人资金，要给予报酬，用人家的地要给地租，用人家的钱要给利息。此外，资本的利润可以来自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大大降低了商品的生产成本；资本利润也可以来自“贵卖”，即愿意支付的“消费者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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