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逻辑批判成就文明

批判性思维是具有批判精神的思维，它和“人云亦云”的盲从性思维相对立，是人类思维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可以在各种观点之间，通过分析、取证、推理等方式，作出判断，得出哪一种观点更有说服力。它有两个特征：第一，善于质疑和提问，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权威的结论；第二，能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解释和判断，包括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批判的原则是：对批判的对象要实现宽容原则，即对所批判的对象要透彻、准确、公平（与之相对是曲解、误解、一知半解）的了解；批判的标准是中立的，即以无争议的或绝大多数人都同意的准则来作为评判的标准，如逻辑准则、科学准则、法律准则、道德准则等。

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只有理性发育成熟西方人能说出来，因为他们能把“师”和“真理”区分开来。

与孔子差不多同时，西方有一位大教育家柏拉图，创办了一所著名的学校——柏拉图学园。柏拉图有很多弟子，其中最著名的学生就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从17岁开始跟随老师柏拉图长达20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对老师是很崇敬的，师徒二人也是最好的朋友。然而在追求真理的征程中，亚里士多德非常勇敢、坚决地批评老师的错误和缺点，批判其师柏拉图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当时流行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伦理思想……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方法上都同老师柏拉图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于是有些人就指责他背叛了老师，亚里士多德对此回敬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其意思是说，我非常热爱和尊敬我的老师柏拉图，但在真理面前，师生平等，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有特权，所以我不同意我老师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这句名言的更深含义是：老师（人）与真理（事）应分开来，老师不是真理的化身，个人不等于真理，尊师不能泯灭批判。“爱我师”是感情和立场，是人的本能反应，“爱真理”就是追求正义真理的逻辑（理性）思维过程。可见，理性认识是超越了感性立场的高级思维。也就是说，只有超越了“立场决定是非、屁股决定脑袋”的帮派思维，人们才能认识真理，走进科学。历史正是如此，在所有的各个民族中，唯有古希腊人超越了感性的帮派立场，创造了数学、逻辑和科学，接近了事物的本质。其他民族都在巫术迷信的泥潭里沉醉。

亚里士多德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他的老师柏拉图。他在《政治学》中，用了大量篇幅批评柏拉图，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不符合实际，不合乎人性需求，是空想的乌托邦。在《形而上学》中，他在许多地方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柏拉图的“理念”是虚构之物，不是独立存在；世界上只有个体之物才是真实、存在。柏拉图面对已经离经叛道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毫不介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徒的故事带给西方人的启示是：教育的目的是开启智慧，思考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在知识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人和人没有贵贱之分，没有等级之别，没有师徒之分。任何人都没有特权压制别人，即使是师生关系也不例外。所以，西方的批判是平等的，批判者从不杀气腾腾，被批者也心平气和。西方由此形成了批判传统，学生挑战老师学术成果的例子比比皆是，西方至今仍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儒家的灌输教育输给了西方education（引导教育）。

在继承了古希腊传统的西方，批判是极其正常的。美国人把“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引申为“吾爱宪法，吾更爱人权。”有人说：言论自由应在宪法许可范围内，也就是不能批评宪法。这些人以为，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写进了宪法，就批评不得，一批评就是违宪，就该遭禁。这实在是荒谬。因为：在任何自由民主国家，“宪法至上”并不意味着宪法是神、是不可以批评的。有人会争辩道：宪法是全民公认的，怎能反对呢？这种指责是错的。因为，宪法不可能被每一个公民所赞同。人们对宪法提出各种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正是民主宪法的天然要求。因为：宪法是国民的最大公约数；如果要得出全民的最大公约数，首先必须有全体公民的参与，且每个公民须有表达自由，否则就不能产生真实民意的最大公约数；而且，在宪法产生后，公民的意志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如果宪法限制言论自由，公民就不能提出与宪法不同的言论，就不能产生与宪法不同的思想观念，也就不能顺利形成新的修宪建议。所以，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文明宪法。

二，汉人只会念“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紧箍咒。

东方与西方大不相同，普遍缺乏批判的勇气与能力。因为“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老大可以生杀予夺，邓析子和少正卯因言被杀，使得人们不得不“畏”老大。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的子产把刑书破天荒地铸在鼎上，打破了藏刑书于官府的惯例。郑人邓析（前545～前501年）帮人打官司并招收学生讲解法律，“学讼者不可胜数”。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使得一些大夫和贵族不敢再胡作非为。子产曾以不毁乡校（相似于大字报议论）获得了民心，随着老百姓的维权意识的觉醒，他深感恐惧，下令禁了大字报。邓析经常发表异见，令子产不能容忍。公元前501年，邓析起草了适应社会进步的新成文法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子产找了个“私造刑书”的罪名，把他杀了，并展尸示众，禁止法庭上讼师辩护。以后的各朝统治者都禁止讼师代理诉讼并对此严厉查处，以保证统治者狐假虎威。这就使得中国人思维一直停留巫术阴阳辩证法阶段，无法进入公开的诡辩辩证法阶段。公开的诡辩者都被官方杀了，剩下就是任人宰割的沉默羔羊；在这样社会，原始的巫术辩证法足矣！

西汉刘歆在编《邓析子》一书时说：“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吕氏春秋》指责邓析常“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渔夫挟尸要价，发死人财。2009年10月24日下午，荆州长江大学三位学生为拯救江里的少年而牺牲在长江里。私人船老板陈波说：“活人不救，只捞尸体，打捞一个1.2万元。”在他们眼中，那些溺水的大学生不是人，而是一个他们赚钱的工具。……其实，远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这种事就发生过了。当时遇到这样事的是来华的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他急于请中国渔夫救溺水的人，但渔夫一直跟他讨价还价，戴德生把身上所有财物给渔夫，渔夫都嫌少，最后那人溺水身亡。样的故事一直在重复，远在2500多年前就有。

《吕氏春秋》记载：有一穷人在洧水河里捞到一富人尸体，觉得奇货可居，就漫天要价，双方相持不下，事情就闹僵了。情急之下，富人的家人便向邓析请教，邓析说：你不要着急，一文钱赎金也别多出。对方只能把这具尸体卖给你，因为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会向他买这具尸体。尸体不能长期存放，只要你拖着，穷人自然会降价！富人的家人觉得有理，就耐心等着。过了几天不见富人家来买尸体，那穷人坐不住了，也来找邓析出主意。邓对那穷人说：不要着急，一文钱赎金也不要降低，因为对方除了在你这里能买到那尸体，在别处是买不到的！穷人一听有理，也不着急了。

这就是邓析有名的“两可之说”，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肯定与否定可以随意变化的诡辩；他被后人誉为“千古诡辩第一人”，足以欺惑愚众。与之相反，现代学者对“两可之说”大多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两可之说”是一种辩证法观点：“‘两可’式的思维方法”是一种“发现矛盾、分析矛盾，谋求合理解决矛盾”的方法（孙中原.中国逻辑史.先秦卷）。“邓析的 ‘两可之说’基本上是对客观事物矛盾性质的一种相互的辩证反映”（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

邓析的“两可之说”，不仅是诡辩的问题，而且缺乏对生命尊严的起码尊重（汶川大地震，2008年5月17日7时25分，日本搜救队历经16个小时的搜救，在四川青川县乔庄镇一处倒塌的六层楼房废墟中挖出两具遇难者遗体，日本搜救人员向遇难者遗体默哀。这就是人性，给死者最后的尊严）。这就是古中国人讨厌“辩”的原因。

有人吹捧《道德经》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经典，完全是天方夜谭！《老子》第73章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白话为：自然大道不竞争而善于取胜，不说话而善于感应！也就是说，天道是不言不争，应付自如。换言之，天道就像会做事的哑巴。人要效法这哑巴“天道”，显然老子反对言论自由！老子要人们像沉默的“刍狗”，要人们像“婴儿”般“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第3章）。老子极端仇视“知者”，他在第56章要求“知者不言”，还辱骂“言者不知”。没有言论自由，何来自由主义？老子反复要求杀标新立异的“为奇者”即“知者”，这为奇的“知者”就是邓析似的斗士，都被老子杀光了，只剩下任人摆布的刍狗。譬如：第73章云：“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则活。”老子提倡人们想乌龟一样地活下去。

孔子拜访老子后，学到了老子杀“为奇者”绝招，在鲁国执政7天就杀了能言善辩的少正卯。因此，孔子的三千弟子从来无人敢反对孔子。古人云，天地君亲师，老师的地位非常尊崇，老师是真理的化身，没有漏洞，不能反对，也不应该反对。一个人要是和老师唱对台戏，反对老师的观点，那可是违背师德的欺师灭祖或数典忘祖。这个道德帽子非同小可，一般人承担不起。当然中国先秦时期，也有其他思想家反对孔子，如道家、墨家，这是不同学派之间的分歧，和师承关系不同。

批判遥远的他人，在东方可以被容忍，但要批判自己圈子的老师学长，难于上青天，“师道尊严”的唐僧紧箍咒比“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厉害得多，学生不得不畏服。其理由无非是：师道尊严；家丑不可外扬；顾全大局、批评破坏了团结，是亲痛仇快；求同存异、一致对敌……。这就是帮派立场思维护短的托词。儒家原本只倡导对知识本身的疑问和解惑，而禁止辩论和批判。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他真正赞赏的却是乖巧听话的颜回，对喜欢顶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满。孔子害怕自己的说教被反驳，就提倡“畏圣人之言”。对于敢于挑战他观念的宰予，恨得咬牙切齿，借“昼寝”之事破口大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粉刷）也”；侮辱其人格。因为宰予曾经说过：夏朝种松，商朝种柏；西周种栗，目的是“使民战栗。”宰予揭示了周朝“使民战栗”的恐怖真相，孔子就非常恼怒地责备宰予，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成事”、“遂事”和“既往”三词说明孔子承认宰予讲的是真话。“谏”和“咎”两字说明孔子也认为西周的做法不对。但他为了其目的，却阻止学生指出西周的阴暗面。从中可看到孔子要使民战栗地生活，并且禁止别人揭露真相。“既往不咎”说得太好了！凡是君子，什么都是好的，小人不得评议。历代史书，不都是把那君王吹捧的如同天神一般。天子永远正确，皇帝一句话顶过小人们的亿句话。

帮派思维的信条是：“分清敌我是首要问题；不跟着老大，肯定是坏蛋”。这是以帮派的利益标准代替了思维的逻辑标准。如果你的老想着帮派成功忽视逻辑规则，难免堕落为“成王败寇”的势利眼而陷入复仇滥杀的丛林。孔子就是文字狱的实践者，他在《礼记.王制》中规定：“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巧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由于儒家不懂逻辑、不会讲理；为了避免辩论不过其他思想，就只好一杀了之了。逻辑学有两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巧言令色”（哲学思辨），“奇淫技巧”（科学技术）。孔子以“文武之道”来排斥其它思想文化，“攻乎异端”；上任7天就杀了少正卯杀。少正卯(?-前496)和孔丘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少正卯的课堂多次把孔丘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只有颜回没去。少正卯是鲁国的著名维新派人物，非议祖宗崇拜的礼教。鲁定公十四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上任后七日就把少正卯杀死在两观的东观之下，暴尸三日。子贡忍不住向孔丘提出疑问，孔丘说：少正卯有着惑众造反的五种罪恶能力，是最早的煽动颠覆罪。这和慈禧杀谭嗣同等维新派6君子一模一样。

一个动辄就杀反对者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逻辑正义的。在短短的5年之间，邓析、少正卯先后被杀，据说少正卯家族也遭诛杀，其家族的人只好隐姓埋名逃走！这说明春秋战国是一个野蛮的时代。

苏格拉底是死于“民主”的（五百人陪审团的）众杀，而少正卯却是死于孔子一人“专制”的擅杀。这证明孔子继承了华夏以言定罪的恶劣传统。从孔子开始，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潜意识，一种文化心理：圣人之言不能怀疑，不容否定，后人只能崇拜圣人，只能学习、模仿圣人的思想，不能怀疑之。邓析、少正卯生活的年代比古希腊的梭伦时代晚了近百年，而且思维水平远远逊于希腊的智者。而孔子的出现，则彻底阻断了中国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人才群的出现，实乃中国的悲哀。有人说，“苏格拉底之死说明了雅典没有言论自由。”这个论断不成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公元前446－386）在他的戏剧中时常谈论这场战争，雅典的英雄统帅常被描绘为小丑。雅典政府对此绝不干涉，须知当时雅典正处在和斯巴达的严酷战争中，这样的气度，就是二战中最民主的文明国家也望尘莫及。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宣言：让我去死，你们去活，不知道谁更会有前途，只有神知道。苏格拉底的死，超越了世俗的以成败论英雄的世俗传统。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也因此成了西方的神，那都是道义的化身，西方没有把杀人者（孔子之流）当成圣人来崇拜。苏格拉底与耶稣的被害，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先河。

那时的诸子百家都反对自由辩论，儒、道两家既不辩也不证，反而在竭力“止辩”（老子“大辩不言”、孔子“恶夫佞者”、孟子“予岂好辩者哉”），更不知道除了“有诗为证”以外如何科学地论证。连代表平民的墨子也反对自由辩论，他认为，“一人一义”是乱之源，所以，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天下服从圣王之“义”。一个禁止人们自由辩论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逻辑正义的。所以，汉人更会说“吾爱吾师，吾更爱圣王”。把圣王放在第一位，导致了个人崇拜，如对周公、孔孟的崇拜，形成了“人云亦云”的愚民社会。华夏的读圣贤之书，不过是学会了虚伪。所谓“成仁”，只不过是杀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所谓“取义”，只不过是舍他人之生取自己之义。孔子活了73，孟子活了84，死的都是别人。每每遇到了困难与危局，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跑：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动辄“乘浮桴于海”，一种随时准备逃跑的投机姿态，毫无责任担当，与解决问题的智慧与勇气，而这样的人，竟然是整个民族的圣人。这样的民族不多灾多难才怪。

古人由拜圣发展到拜圣人，现代人由拜科学发展为拜科学家，都属权威崇拜。以前，大家曾迷信科学家浅学深，他说：根据科学计算，亩产百万都有可能，亩产十万斤就更不在话下。于是，我国进入了“大跃进”时代！如今，一些科技粉由于不懂逻辑，喜欢把科学家的思想等同于科学，把自己的偶像当成真理的化身，当成判断事物的好坏的最高标准，是不可批的神。把权威当真理，粉丝会神化权威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而使真理越来越少。如果有人指出权威的不足甚至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辱骂。帮派人情第一，逻辑真理第二，人情压倒了真理。这些粉丝比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还愚。如德某拜腾飞，连他的少数人民猪即瓜头专枝都崇拜，真是邪乎！因为偶像崇拜本身就是邪教，不管你拜谁，难免会丧失逻辑质疑的批判精神。

连中国的科学界也缺乏批判精神。批判精神包括独立思考的精神、反思质疑的精神和开放兼容的精神。独立思考的精神要求人们理性自主，不能偷懒，不能依赖现成的答案、生搬硬套、人云亦云。反思质疑的精神要求审查出自己所知的缺陷。开放兼容的精神就是拓宽视野并突破自己的局限性。张双南说，“科学的进步和创新离不开质疑。”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每一个重大科学理论的诞生都不是自然演化出来的，而是伴随着新理论对旧理论的质疑，甚至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和冲突。可以说，没有观点的碰撞，难以擦出真理的火花。但在中国科技界缺乏质疑的习惯，因为大家怕“伤和气”。这样“一团和气”的结果就是：在科研领域，很多原创思想都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中国人则负责实现它。张双南还说：“没有质疑，科学精神无从谈起。没有科学精神，就不会有创新。没有创新的文化不会成为先进的文化，只有先进的文化才有自信！”可见，批判精神是十分重要的，不批判就无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就无法寻找到真理之所在。

三，真理崇拜必然拒绝权威崇拜

关敏说：逻辑推崇人的理性，必然崇拜真理而反对崇拜权威！1901年爱因斯坦说：“进入人们头脑中的权威是真理的最大敌人。”

基督教文化以崇拜上帝（即真理）代替了对个人的崇拜，这样，任何人的权威性都可以被质疑、被批判。基督教反对跪拜父母的灵魂牌位（这是偶像崇拜），中国基督徒却要跪拜父母的。华人的堂屋一直挂着“天地君亲师”的神龛牌位，供全家人每天烧香敬拜。崇拜天地（畏天命），崇拜父母，崇拜君王，崇拜儿孙（亲亲为大），崇拜官员（畏大人），崇拜导师（畏圣人之言），崇拜自己，全是各式各样的偶像崇拜，心思全部用在人际关系上。这种原始的偶像崇拜几乎成了华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可在特定的情况下被激发出来，比如以狂热的个人崇拜（儒粉、道粉、墨粉，对孔孟、老子、墨子的崇拜甚至于五体投地如冯友兰）、种族主义、斯德哥尔摩受虐狂心理等形式展现；另一方面，它隐藏在语言之中，以“图腾词汇”（龙的传人）的形式破坏人的逻辑思维，造成人的主体意识的丧失。

西方也有圣人崇拜，那是上帝崇拜之下的圣人崇拜，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以扫巫运动排除了巫术的捣乱。那些被崇拜的圣人依然是罪人，绝不像中国人把孔子、老子看成天神一般的完美（容不得批评）。南非曼德拉在监狱的时候就说：“圣人就是不断努力尝试改变自我的罪人”。1995年昂山素姬说：“圣人就是不断努力的罪人。”曼德拉、昂山素季有这样的认识，是他们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结果。这就是犹太基督教的伟大的思想解放作用。而犹太基督教第一次把人类从巫术迷信的的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

旧约《圣经》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可是，古代的犹太人依然违反摩西的规定而多次崇拜偶像。所以，《圣经》承认犹太人的祖先有罪并反对包庇祖先的罪恶：旧约《尼希米记》9.2：“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耶利米书》14:20，“耶和华阿，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以色列人承认祖先有罪，不断地悔改，成了最爱读书最聪明的民族。犹太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仅占0.2%，不过1600万，犹太人占诺贝尔奖的35%。爱因斯坦曾这样评价犹太人：“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几乎狂热地酷愛正义，以及要求个人独立的愿望——这些都是犹太人传统的特征”（《爱因斯坦论犹太人问题》许良英等译）。从犹太人的人才辈出的历史来看，这样的评价绝不过分。而这三项犹太人的特征，都与拒绝偶像崇拜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倘若没有祛除偶像崇拜的能力，如何可能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如果没有对偶像崇拜的免疫力，如何能酷爱正义？如果心中有亦步亦趋的偶像，哪里还会有个人的独立？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劣根性。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孔天说：“秦始皇反过孔子，秦始皇坏，所以孔子好。”这就是巨婴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典型的立场定是非。事实上，两人打架，可能都是坏蛋；凭什么说孔子好？由于传统粉们无逻辑，任何新思想都会被他们扼杀。他们认为：批判中国的圣人就是无理，违反了孔子的“畏圣人”的教导。他们是思想上的懒虫，连台湾、韩国的去中国化都看不见，还在吹嘘东亚尽是儒。有人鼓吹：“祖宗无罪，罪在我辈”。这完全是胡说！圣经说：人人皆罪人，祖宗怎能幸免？我们祖宗是有罪的，如：秦始皇、黄巢等历史上的祖宗难道无罪？祖宗无罪就是祖宗崇拜，就是儒家孝道的表现。神化祖宗、把祖宗当神，这样一来，神就多了，多神论其实就是无神论。好的信仰是一神论，而且人绝对不是神，祖宗当然不是神。

有出息民族都敢于否定祖宗：以色列人在圣经里谴责祖宗犯罪，古希腊学生驳老师是风气。西方国家因为圣经的影响在不断揭开历史真相，在不断反省自己的错误中进步！唯有国人在歌颂祖宗中不断地衰落。我们因为谎言大王孔子（“三讳”）的影响在不断地掩盖历史错误中而衰败下去。汉语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这样的酱缸文化，只能象索多玛一样的灭亡。每个民族都有荒唐的时候，关键不在于你这个民族会不会犯错，而在于你懂不懂反省。你能不能真诚面对自己的错误，大声地对人类（或上帝）说对不起。一个不懂得反省的民族注定被历史淘汰，注定会成为世界的笑话……所以，今天中国人应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而不是像孔子包庇父亲的过错并把祖先美化成神，大搞避讳（说谎），拒绝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

现代人有句名言“不自由，毋宁死”。个人如果失去了自由，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而自由之思想，源于独立之精神。独立之精神源于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爱因斯坦指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爱因斯坦所说的独立思考就是逻辑思维，因为只有逻辑思维才有独立的品性，才有批判精神。逻辑精神就是批判精神，逻辑不断地清理知识仓库里的赝品，助你理顺知识碎片，使你的知识系统化。如果你不懂逻辑，在积累知识过程中难免积累赝品，这些赝品就会像病毒一样让你的大脑（电脑）死机，使你成为圣人之刍狗或走狗。可见，逻辑思维是破除偶像崇拜的法宝，可以使我们不拜权威，不把古人视为真理的化身，不阿Q般的夜郎自大，正视“兴亡百姓苦”的历史事实，避免胡搅蛮缠的强强盗思维模式。

我们应宣传：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造物主赋予，而不是祖先的产物，因为祖先的生命也是造物主所造。回到起点，就是回到人性与人权这个起点来重塑中国当代文化价值取向。现代伟大的数学家陈省身是美籍华人，他认为，真理高于故国，爱真理高于爱国家、爱故乡；所以，他抛弃华人“落叶归根、魂归故里”的巫术传统，主张灵魂回归真理的故乡。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让人递过纸笔，写下：“我马上要到希腊去报到了。”希腊是数学的故乡，数学家死后都会去希腊重新集结，继续真理的征程。陈省身是对的。他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狭隘，真正理解了真理是没有国界的，是没有民族性的。这就是说明：科学包括医学、法学、政治学等科学是没有民族性，企图以“特色、国学”与文明世界的普世科学相抗衡是夜郎自大的民族主义，只会阻碍科学的发展。

当然，强调质疑批评而把“人人有权批评”当作了无条件的绝对原则是不准确的。“人人有权批评政治”是成立的！因为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当然有权批评国家的政治！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涵义。在非政治领域，“人人有权批评”是有条件的，或者你是当事人或者你有了批评所需要的知识水平。譬如：批评中医，批评者可能不具备中医知识，但他作为消费者，是有权批评的。当然，批评者靠的是逻辑说服力而不是依靠权力或暴力迫使他人屈服，这就得让自己下苦功夫学习系列知识和逻辑学，从而能胜任批评，把话尽量说准、说对。否则，你就是浪费他人或读者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