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易经辩证法反逻辑

逻辑原词为Logic，是指人类进行抽象思维的必须遵循的合理原则与规则。逻辑学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包含四条基本规律，那就是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逻辑基本规律对人的思维有强制性，违背了它，思维就会发生混乱，人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和准确地表达思想。下面讨论这四条规律的含意以及“群经之首”的易经是怎样破坏这四条规律的。

 

1.同一律就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概念和判断都要保持自身的确定性，用符号表示就是：A是A。“A”表示任一概念或命题，“A是A”表示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概念、命题与其自身具有同一性。同一律对思维过程的要求是：首先，要求人们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使用概念的内容必须保持同一，不能任意改变，不能把不同的概念加以混淆。违背这一要求就会出现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转移论题或偷换论题的逻辑错误。偷换论题是指未保持判断的同一，中途以其它的判断取代了原来的判断。

同一律要求某一对象只能与人脑中的一个概念对应起来，这个概念可以是名称、数字或者是符号。例如，若提到“地”这个概念，脑海里便出现脚下踩着的土壤和岩石构成的固态平面。易经破坏了同一律！本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八个概念各自对应一个客观的事物，但易经在已有的八个概念的基础上，又创了八个新概念（即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与前面的八个一一对应。如果新旧之间的八个概念是完全对等的同义字，那易经就未违反同一律。可是，易经的乾、坤、震、巽等八个字绝不完全等同于天、地、雷、风等八个自然界的事物，它们是凌驾于后者之上的模糊概念，称为八卦。易经是占卜师的饭碗，它所有的符号、文字的涵义都是含含糊糊的，这样，才便于巫师偷换概念、转移话题、自圆其谎。八卦中的每个字（卦名）都是一字多义，而且多不胜数。

譬如：易经的乾卦可象征天、君王、实心的器物、威严刚烈、慷慨……，就违反同一律。同一律要求任何一个概念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即外延。孔子将“乾”解释为“天”，就开始了“八卦式”的含糊解释之先河，“乾”既然是“阳”，就不能是别的，说是“天”也不行！“天”与“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古人眼里，天圆地方，天就是抬头看见的蓝天白云，可是天有晴天和阴天，将“乾”解释为“天”，就违背了同一律。在《说卦传》中，孔子进一步指鹿为马：乾不仅指天，还把乾解释为“乾为马，坤为牛”，“乾为首，坤为腹”，“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这个“乾”的意义是地多么复杂和混乱！同样的，“坤”字在易经中等同于坤卦，它可象征地、臣民、母亲、空心的器物、阴柔多变、吝啬，等等。

 

众所周知，正常人的思维的时候，概念必须明确，其内涵与外延之间必须一一对应，易经却反其道而行之，搞的是原始人的模糊思维，它将原有的文字概念诸如“天”“地”等等，与其所指的对象天、地的一一对应关系破坏了，受易经影响的中国人的思维即开始了违反同一律的“八卦”阵巫术模糊思维。

 

荀子有一句名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里的“天”显然不是指的天空或苍穹，而是指大自然的总体。在绝大多数由“天”构成的词语中，“天”并非原义的天空或苍穹，而是引申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天属乾卦，乾有万象。当“天”或“地”的的本义“退居二线”时，先哲们在谈天说地时就很难做到仰望天空谈天文、俯看大地说地理了。源于易经的这种“漫游式”的思维模式倒是有利于以兴、比、赋等手法为特征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却与“一对一”式的科学思维模式（即逻辑的同一律）构成严重冲突。这就是易经妨碍中国人科学思维的根本所在。

2.不矛盾律的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不能同真，必有一假。其公式是：并非“A且非A”。“A”表示任一命题，“非A”表示与“A”的矛盾命题。不矛盾律的公式表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反对或互相矛盾的命题不能同时都真，其中必有一假。譬如：不能说“水是物质”同时又说“水不是物质”，这两个判断中必有一假。不矛盾律要求思想前后一贯，不能自相矛盾。

原始思维没有同一律和不矛盾律的思想。八卦的取象令人莫名其妙，如乾为天、为阳，但何以又为寒、为冰、为大赤？自相矛盾，自打嘴巴！《周易》认为，世间万物非神所造，而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此话意味着天地是万物的父母）。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此话意味着天地=万物）。”很显然，《周易》就是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万物是天地的子女；一会儿说，天地就是万物，也就是说，父母=子女；自打耳光，前言不搭后语。

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却要求学生“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显然违反了同一律。更严重的是，孔子在当官问题上自相矛盾。他主张政治清明才能当官：“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但实际上，孔子想当官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连叛臣乱贼召他，他也动心。《论语.阳货篇》说：公山弗扰造反召孔子当官，他非常想去。

道粉认为：《道德经》博大精深，因为老子的辩证法怎么说都有理。《道德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是万物之一，所以，天地也以人为刍狗。《道德经》又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既然天地不仁无亲，以人为刍狗，为什么还常与善人？为什么不是对善人和不善人一视同仁？这就是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逻辑学特别是数理逻辑告诉我们，从自相矛盾的命题中可以推出任何命题（包括万恶的命题）来，这意谓着《道德经》庞杂、含糊不清，从拍马屁的角度来说，就是博大精深。

3.排中律的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矛盾的思维不能都假，其中必有一真。其公式是：A或者非A。“A”与“非A”表示两个矛盾命题。“A或非A”的含义是，对同一思维对象同时作出两个互相矛盾命题时，不是A真，就是非A真。人们总要在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中作出明确的选择，不能模棱两可、无可无不可。

排中律作为一个保持思维明确性的逻辑规律，是人们认识事物，发现真理的一个必要条件。当问题归结为两个相互矛盾的判断时，排中律要求人们承认二者中必有一真，从而使人们可以得到正确的认识。在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中，排中律对于西方哲学的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一律、不矛盾律若离开了排中律，则是不完整的。因为在矛盾双方之间，只有排中律才能彻底地切断矛盾双方之间的联系，才使得矛盾之每一方都成为了绝对自在，也才会有绝对之同一，绝对之不矛盾，才会使同一律、不矛盾律完全站稳脚跟，使形式逻辑成为人类思维的坚实基础。

 

易经没有排中律思想，只有模棱两可的辩证法，如在非常直观的太极图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不分。“一阴一阳之谓道”重点讲的还是阴阳的统一性即相互渗透性。“圣人设卦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辩证法的“亦真亦假”、模棱两可的思维公式否定了真理的原则性和严肃性，混淆了是非的根本界线！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热衷于变通的民族，也是人类中一支原则性不足、灵活性有余的人种。办事喜欢找熟人，排队喜欢加塞，公事私办，钻制度的空子，缺少公益意识，缺乏正义观念，所有这一切，都与易经辩证法有关。

儒家也没有排中律思维。孔子讲，他所知道的不过是对矛盾双方的认识，即所谓“叩其两端而竭焉”。我们知道：真正的中庸就是数轴上的“0”，就是正负之间的中点；这需要精确的逻辑思维来把握！孔子的“中庸”是什么？是老奸巨猾，见风使舵，假仁假义，“无可无不可”——模棱两可，违反了排中律。“義”字由“羊”、“我”组成，非常形象地表示：自己头顶最好的牺牲——“羊”，献给祖宗。虽然“义”来自祭祀，但这个概念非常模糊，就是最“仗义”的孟子，也没有明确它的内涵和外延。“义者，宜也”《中庸》。宜什么？有哪些宜？都不清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不作限定，就可以任意取舍。只要自己认为适宜就做，就无所畏惧、就为所欲为。这对掌权者，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无权者，只能任由别人宰割。孔子说，君子为了天下，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敢于做任何事，只要符合义（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说话守信用；做事要结果，这是顽固小人的行为。孟轲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意思是高贵者为了忠义、孝义，做人不必讲究诚信，不必履行承诺，“虚伪”成了华人的最显著特色。

由于缺乏排中律，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彻底区分矛盾双方的界限，导致认识的模糊性。国人故意追求“不确定性”，还自得其乐的，譬如“庄子梦蝶”的故事，醒来无法确定自己是人还是蝶。中国美学就以模糊性为美；“山色有无中”这一模糊语句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就是很好的注解。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自由意识和自由精神是由于缺乏排中律所致。尽管人们知道事物有阴阳之分，却无法在思想上真正彻底地区分阴与阳；真正认识到阴是阴，绝非阳；阳是阳，绝非阴；人们的认识达不到绝对性这种高度、这种极致。因而中国文化缺少形成以自身为绝对理由的自由观念、自由意识的思想前提。

4.充足理由律是指任何一个思想观念都必须要有充足理由。其公式是：因为B真，并且B推出A，所以A真。公式中的“A”代表论证中的结论，称为推断；“B”代表用来确定A真的判断，称为理由。在论证过程中，A所以能被确定为真，一定存在另一个判断B，并且从B真可以推出A真。若B真并且从B真可以推出A真，那么我们称B为A的充足理由。充足理由律反映了事物间因果关系：一个事物之所以具有某种性质，必然存在一定的根据或条件；一个事物之所以存在，必然有引起它存在的原因。没有它存在的条件和原因，它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充足理由律有两条规则：其一，理由必须真实；其二，理由与推断之间要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否则，就会犯“理由虚假”和“推不出”的逻辑错误。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未提到充足理由律，但他的弟子们完成了这一规律，并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得到了彻底贯彻。在他们以前，不论是古埃及的金字塔，还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这些伟大建筑都少不了几何学原理的应用，但都缺乏严格的证明。欧式几何学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充足理由律，运用了演绎法的“三段论”等推理形式。例如：根据大前提“野兽都有四条腿”和小前提“梅花鹿属于野兽”，任何未曾见过梅花鹿的人都可作出推论“梅花鹿有四条腿”。

反观易经的八卦推演，明显缺乏充足理由。作为对易经最权威的解释，孔子及其门徒在《易传》中有这样的推论：“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大意是乾卦为天，所以可称为父亲。坤卦为地，所以可称为母亲。这是什么因果关系？这种生硬的推论能被全人类接受？再如：《易经》第一卦有云：“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译文是：才德兼备的人在自然中驰骋，民众将会得到好处。还有一句：“见群龙无首，吉。”译文是：看到大群才德兼备的人无人领导，这会有好的结果。很显然，这些结论都是主观臆断出来的，完全不符合逻辑学的充足理由律。人们可以问孔子：凭什么说易经里的龙就一定指的是德才兼备的人。

 

逻辑学的类比推理有两个原则：第一是所依据的对象间的相同属性应是本质的，而且与推出属性之间有必然联系。第二，所依据的对象间的相同属性要尽量多。周易违反了类比推理规则。例如：卦辞云：“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龄可当其女儿的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好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年女子嫁给年富力强的男子，没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在“枯杨生稊”和“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和“老妇得其士夫”这种天道和人道之间只有模糊的相似性，并不存在合逻辑的必然因果关系，由此类推出“无不利”、“无咎无誉”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华夏巫师的“比”没有任何原则约束，完全是天马行空，像说相声般的随意。只要两个对象间有任何一点瓜葛就足够证明二者是一回事了。有时候，所占之辞与要占之事风牛马不相及，没有一点可“比”之处，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凭直觉去感悟了。“鲁将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贡占之，以为凶。何则？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谓之凶。孔子占之，以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谓之吉。鲁伐越，果克之”（王充《论衡.卜筮篇》）。孔丘，子贡，根据“鼎”与“鲁伐越”的一个“共性”——足，便给人家预卜未来了，完全是异想天开的胡乱猜测。这种巫术辩证法思维使华人与逻辑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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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佳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