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狗咬狗”与“痛打落水狗”的选择

一，勾践及其传人

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博爱包容性？公元前494年，吴国夫差打败越国，越王勾践被迫求和。伍子胥认为：不能与越国讲和，否则无异于放虎归山，可是吴王不听。勾践投降后，便和妻子一起前往吴国首都苏州，做夫差的奴隶。夫差每次出游，勾践总是拿着马鞭，恭恭敬敬地跟在后面。后来夫差有病，勾践竟亲自去尝夫差大便的味道，以便来判断夫差病愈的日期，还讨好谄眉说：如果大便是香的性命就有危险；如果是臭的说明正常。而大王的粪便是臭的，一定马上痊愈。吴王因此被感动，公元前491年让勾践回了越国。勾践回国后，送西施给吴王实施美人计，在西施蛊惑下，夫差下令伍子胥自杀。公元前482年，勾践乘吴国军队北上之机，打败了吴军。前473年，越国再次向吴国总攻，勾践打倒了仇敌夫差，为了防止夫差报仇雪恨，把夫差的王族全部“斩草除根”，建立了“胜者通吃”的制度，这套“斩草除根”被不断地发扬光大！这样，国人之间若有争端，则一定势不两立；胜利一方，一定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斩草除根诛人九族。

关敏认为：勾践的“斩草除根”的丛林精神被他2千多年后老乡鲁迅所继承。1925年12月29日鲁迅写下了“痛打落水狗”的文章。他认为，“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不打落水狗即“自家掘坑自家埋”。

二，贵族精神与痞子精神的对立

当时历史背景是：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苏联的操控使首都青年更加激进。1925年底他们策划了北京的“首都革命”，鼓动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意图瘫痪或推翻北洋政府。林语堂后来回忆 ：他当时积极参加了游行，举标语，喊口号，还向警察扔了石头。11月28日，示威者放火烧了当时教育部部长章士钊的房子。次日，他们又放火烧了《晨报副刊》办公室，《晨报副刊》主编为徐志摩且对苏俄持批判态度。胡适对此极为愤慨，认为这种烧报馆的行为违背了自由主义原则，陈独秀却大声叫好。但是，民族主义的革命热浪淹没了胡适的孤独吼声。尽管学生示威者没能实现推翻北洋政府的最终目的，他们还是获得了一些具体成果 ：教育部部长被迫逃亡，而杨荫榆也不得不卸任北京女师大校长一职。

正是在这个时候，周作人提出“费厄泼赖”的概念，作为《语丝》的文风以及作家应遵循的原则，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姿态，体现了某种自由主义的最低标准。“费厄泼赖”是英语Fair Play的音译，系体育竞技运动所用的专业术语。意指在公平、遵守规则下做事或开展活动，光明正大的比赛，胜利者对失败者要宽大，不要好勇斗狠，不要过于苛刻，不要穷追猛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骑士精神，勇敢尚武，光明磊落，尊重女性并延及孺弱。不搞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而东方恰恰相反，保留了更多的丛林色彩，对女性不尊重。女又为奴，一夫多妻制本身就是贬低妇女的制度，唯有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才能培养贵族精神。第二个特点是强烈的博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古罗马的统治者屋大维用自己的钱修建庙宇、水道、剧场；美国富翁生前节俭、死后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比比皆是。贵族精神的第三个特点是遵守契约的“费厄泼赖”妥协精神。公元840年，法兰克皇帝路易去世，皇帝的儿子们你争我斗；公元843年，三兄弟签订了均分帝国和约——这是西欧中世纪政治斗争中一次重大妥协，奠定了法国、德国、意大利的雏形。这比“八王之乱”文明得多，“八王之乱”表现出来的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斩草除根的“痛打落水狗”精神就是一种流氓痞子精神，这种精神导致了人吃人丛林故事不断上演。

林语堂提议《语丝》应该将其话题范围扩大至政治评论，“凡健全的国民不可不谈政治，凡健全的国民都有谈政治的天职。”参与政治是普通人的权利，而不是官僚精英的特权。周作人回应道，该杂志从未叫人不谈政治。林语堂高度赞扬周作人的公平竞赛（fair play）的贵族精神。

上个世纪末，台湾政治家张俊雄参加民进党集会。他高声说：“国民党是一条狗！”台下掌声雷动。静下后他接着说：“民进党也是一条狗！”台下哗然，继而安静。他再接着说：“但是，两条狗好过一条狗！因为只有一条狗时，它专门咬老百姓；有了两条狗或多条狗后，它们就互相咬，不再咬老百姓，反过来要讨好老百姓了。”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台湾农民说：国民党是一条狗，民进党也是一条狗，两条狗咬的越凶，老百姓就越能得到实惠。这相当于“几个坏蛋的竞争就是民主，一个圣王的统治就是专制”类似！这里强调是周期性的公平竞争即“费厄泼赖”的贵族精神。

三，狗咬狗的递进而“骂”

1926年1月10日，鲁迅在他主创的激进文学期刊《莽原》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其著名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张。他认为，“落水狗”并不会欣赏什么“费厄泼赖”，一旦他们从劣势反转，便会再次咬人。在中国宣扬“费厄泼赖”只会姑息对手，而让“老实人” 最终受害。鲁迅“痛打落水狗”成了名言，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斗争戏提供思想基础，在国内长期被选入中学教科书，因为该文突显了鲁迅“一个都不放过”的彻底革命精神。

冯乃超乃左联吹鼓手，和鲁迅一样，极其反感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的“无阶级”主张。1930年2月，他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文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梁实秋看到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的文字后，做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发表在《新月》杂志上。文章说：“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并质疑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讽刺左联作家靠卢布维持生计，犯了鲁迅忌讳。

鲁迅遂写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攻击说：“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故“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鲁迅这段话，来自于《资本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关于平均利润的说法：资本获得平均利润，表明整个资本家阶级在剥削整个工人阶级。显然是阶级斗争的煽惑罢工、造反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