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四年一次的营销，远不如原来领导对我的关心。

一

竞选加速，川普团队每天给我（Mu）来信。

今天又把中奖、传销、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说总统专门手签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夜里12点以前，为他的竞选捐款，就有机会赢得帽子，专为爱国者设计，名字也能写在荣誉团队的顶部。

最后落款：一如既往，所有的都是美国制造（除了第一夫人）。

我是为观察选举，注册的邮箱。后续陆续介绍情况。

川普这种领导，四年一次才想到我，不像我过去的领导，始终对我关心备至。

二 前一篇，写了第一位X，多年的隐忍，为了最后的任性。读者觉得有点意思。继续写第二位Y，和我共事最久，多年的好基友纠缠。 

Y是1987年大学毕业分配来当辅导员的。他上大学时是思潮活跃的80年代，学校又是北师大，先后出过两个诺奖获得者，又来到获得第三个诺奖的北外。

当然，绝大多数北外师生，不知道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1962年毕业于北外法语系。

如果我听从这位台湾同胞的建议，继续努力，或许北外能和北师大打平。

Y当初进入体制，像许多人一样，都是想改变体制，但最终都被体制所改变。我、西北政法的谌洪果、西南民院的宋石男等，在高校挣扎多年，最终以终身副教授的身份自行离去，算是极少的几个例外。 

不能改变体制，又不愿被体制，具体地说，不愿被体制中的一些人所改变，私谊公理，冲突煎熬。百无一用是书生，离开旱涝保收的大学，艰难困顿，也可以让那些高校的成功者继续可怜惋惜。

Y就是这样的成功者。

其实也不顺，开始几年一直在系里当辅导员，后来平调到校团委，最后又回到系改的学院里。

我来的时候，十五年过去了，他刚提拔为英语学院副书记，还不像正书记X有单独的办公室，只能和几个手下的辅导员挤在一个屋里。总有人进进出出，门永远是开的，没有什么隐私。 

这个时期，他和我们这些青椒（青年教工）关系融洽。大家随时可去他那里聊聊，蹭几根烟，弄点茶喝。总能在他的桌下、柜里翻出烟酒茶、挂历摆设什么的，都是学生、家长或用人单位送的。 

大家聚餐时从他那儿拿酒去喝，也不是什么好酒。有人说好酒他都拿回家了，留下这些充公。他说本来就不是好酒，再说谁会拿好东西往办公室送？

有人说，那就是送到您家里去了。他说，送到别的领导家里了，还轮不上我。 

我最佩服他的有三点： 

一是酒量。和他相交十多年，公私饭局无数，每次他都是三种全会，红、白、啤，酒扫众人，让许多教师酒后失态，可从未见他喝醉。 对他深不见底、兼容并蓄的酒量，他自称是天生加锤炼，当然不是和我们这些教书的练，而是陪着大领导酒精考验出来的。同事们则说他硕大的肚子是酒量的基础。 

二是语言。他深谙各种俗语、杂话、段子，其实去孔子学院更能发挥优势，我的写作和见识都受益于他。

 

比如有次欢送某位辅导员调到校长办公室，他说“背心改胸罩，虽然是平调，位置更重要”。 

又有次，大家说领导大会上讲的话怎么不算数。他说那是“脚后跟上吊——哄鬼”，当然是酒后说的。 

还有次，大家议论会不会分房，他说“紫禁城的太监——下面没有了”。 三是毅力。 

他多年来一直是体格伟岸，脸肥肚圆。辅导员的工作，相扑员的风范；副处级的职责，省部级以上的分量。 

他好穿白衬衣，衣服倒是很干净，但由于填充物鼓囊晃动，老是给人汗津津、油滋滋的感觉。离你三米，呼哧带喘；离你两米，热量袭人；离你一米，零距离接触。 

后来人到中年，不知为健康考虑，还是提拔为正处后，开始注意形象。不经意间他瘦身成功，除了声音没变，其他判若两人，而且再无反弹。衣挺体健，这得多大的毅力？身处吃喝无度、应酬不断的位置，又得多大的定力？ 

佩服。 

Y做了很多年的学院副书记。正书记X升任学校副书记后，上面并没有即刻扶正Y，只是让牵头主持工作，搬进了X留下的独立办公室。刚开始，门经常半开着，总见他在大班桌后面看着电脑。 

和我上的不是一个网 有一年突然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要维护校园稳定，安抚学生，自然也要和我谈谈。

Y问，陈光诚是干什么的？怎么从未听说过，和陈光标是什么关系？我说你不是成天上网，还有学生信息员汇报吗，怎么还问我？ 

他嘿嘿一乐，咱俩上的网不一样。那些学生领补助、看八卦积极，掌握的情况肯定没你多。

我后来到了美国，看看陈的言论，觉得当年浪费了脑细胞。 

Y以副职主持工作期间，非常卖力。过了几年，被正式任命为正处后，对我一如既往的关心。道理二人都明白，懒得争论，就是阻拦。就像足球场上人盯人防守，我动他动，我不动，他也防着我动。 

因为我经常有一些会议、讲座，偶尔出访什么的，有些涉及到调课，要给他报备。于是好几年里，一遇到这种事，他也不和我说别的，就是利用人情交往的同事、朋友、兄弟关系，或者说让我为家里和孩子考虑，软磨硬泡、苦口婆心劝阻我。 

一直以来我不管做什么事儿，观点风格难免争议，但遵纪守法是一定的。不光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主、自由、公平、法治”，在生活、道德方面，更是格外注意，不授人以柄。

所以不管是因爆明星吃空饷，被其六千万粉丝人肉，还是写“看脸看胸”文，被媒体大批判，我顶多是个观点的敌人，而不是生活中的坏人。这么多年先是左派批观点，后是右派说人品，但常绿乔木，什么抄袭、酒驾、吸毒、嫖娼、潜规则，都没有。

最后一个尽管有的是机会。 对我的劝阻，主要是由Y执行的。碰到棘手的、涉及言论的，也由院长出面，或二人联合谈话。这个院长，最初调入的时候是讲师，一路擢升为博导、副校长，研究美国思想文化。 院长的经历和言论，见证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怎么转变为原来思想的反面。以我十多年和他的交往，他的故事更精彩，会单独写在我的一本未完书稿《围墙》里，网络时代的《围城》。 

我是政治学博士、新闻传播学副教授，知道政治的规则和言论的尺度，不是什么话都能说、敢说。

为人师、为人父，从不污言秽语、宣扬暴力、色情。言论除了有痛苦的自我审查，不管是发表在报刊，还是网络，编辑网管又有苛刻的审查。退稿、删帖经常的，能存在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可经常被他们看到了，还要和我谈话。 

劝阻案例 

有一次一民间机构主办农民工问题研讨会，在翠宫饭店，请我和几个高校的学者讲讲。Y劝阻，说这个机构背景很复杂，话题也敏感，我最好别去。 

复杂敏感我哪知道，又关我什么事？我讲的是简单、不敏感的学术问题：“媒体中的农民工形象”，又是在星期六，管得着吗？他说体制内的老师，要注意身份和影响。 还有一次三味书屋搞个互联网问题的讨论会，请了我和几个中外学者发言。Y闻讯后又劝阻，说互联网问题很敏感。我说答应了人家，不去不合适。他说你可以找个理由，病了，或者学校突然有事。 我说，也不知道谁病了？本来没事，是学校周末也找事。后来三味书屋被消防检查，会议取消。我不用生病。

我也办过一些小会，有一次是“互联网和公民社会建设”研讨会。议题和名单事先看了又看，审了又审。前一天是周五晚上，Y约谈我，说这个会还是别开了。我说明天一早就要开了，怎么通知校外那么多人？他说反正不能开，也开不了。

第二天人都来了，会议室门紧锁。找人、打电话无解，最后只好挪到校外酒店的地下一层咖啡厅座谈。 

我是政治传播学者，研究媒体、网络在政治、选举中的作用。2012年春，埃及总统大选，邀请我观察选举。Y又劝阻我说这事很复杂啊，阿拉伯那个春是美国的阴谋，我不能去。

我确实感兴趣，最后还是去了。回来给他送了礼物，他说这次我收了，下次要听劝。

上图是2012年5月，埃及基纳省，左乔木，中监票的法官，右娜蒂拉，同组的突尼斯观察员。前面是密封的票箱。

最终选举以后的事，让我很失望。

来美以后学历史，才知美国是发达以后才逐渐搞民主，而不是民主了才发达。埃及一半的人是文盲，我去的基纳，是内陆沙漠，非旅游区，当地人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怎么搞民主？

2012年11月美国大选，我和体制内的几个学者应邀观察，包括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教授。

出去一趟，机会难得，美国的两所大学顺便邀请我做个讲座，并在官网发了通知。

同行其他人的大学、研究所都没事，Y又三番五次劝阻我。最后我说考察行程、讲座都安排好了，如果不去，怎么给人家解释？ 

他说十八大期间禁止外出。我哭笑不得，你说禁止进京还可以理解。再说同时期外出的同事很多，故事不能这么编吧？

 

最有意思的是2011年11月8日，海淀区人大代表投票日。当天我一上午有课，中午吃饭时，突然通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老师，两点开个业务会，不得请假。书记、院长、副院长，院长助理，轮番讲话，车轱辘话来回说。其他老师再挨个表态。 

一起上厕所的时候，一位老师笑着说，其实就是为了拖住你。 

会开到五点，院长、Y书记陪着我，一起走进“投 好庄严一票”的彩门，去投票。我投票的一瞬间，校宣传部干事、校报记者的闪光灯一片照耀。我想过几天，学校的宣传栏，会是校领导、我们这些等，积极投票、行使权利的照片。 之后院长、书记一左一右，后边还有几位副院长簇拥着，盛情邀请我到北外宾馆一早已订好的包间晚餐。 

餐间不断有师生打手机、发短信过来（那时微信还不普及），通报投票情况，让我去现场监票。我有充分的自由，摆弄手机，被陪同上厕所，剩下就是听他们讲国情论、时机论、素质论，大学教授和社会人的不同。

晚上快十点，Y开我的车送我回家，又开走我的车，说明天打车来校取车，他给我报销。我问他不回家？他说投票截止夜里12点，之后开始连夜记票，今晚全校的政工停休，密切关注学生动态。

都不容易。

凌晨4点，有一直在记票室外守候的学生发来短信，校长刚过半数，险胜，我以另选他人获得第二，败选。

另有学生短信：现在4点25，我们回去睡觉了，熬了一晚，Y书记整个人游离了，据说一早八点还要给学生干部开会。 

领导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就是这样干，没几年，Y还是被平调到后勤处当处长。刚好学校在怀柔开个会，本学院的很多老师来给他敬酒，祝贺谈不上，算是欢送吧。他是来者不拒，经常自己满上，先干了再说。那晚他喝了好多酒，说了很多话。 

大概意思是他在英语学院（之前叫系）20多年，既有感情，工作也熟，不用操心、费力就能干好。后勤人多事杂，水、电、暖气、食堂，干好了正常，没人会表扬；一有问题都要投诉抱怨，吃力不讨好。没想到50岁了，是这结局。 

他走后接替他的是新书记Z，下篇介绍。 

后来我被去了图书馆，校园偶尔碰到Y书记，不，Y处长，在指挥抢修。就像他说的领导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像他这样执行能力超强的同志，后勤处长干得也挺好。  

一次午餐时又碰到，Y说看我在图书馆也不消停，也不想想以后。我说随时准备去你那里的后勤烧锅炉。他说你还是饶了我吧，在图书馆老实呆着吧。 

三年后我辞职离开，走时黯然，竟忘了和他告个别，遗憾没有机会再在他手下干活。

三

来美国后，我后悔了。后悔没有到后勤处，好好学学水暖电的修理，美国这可是很抢手的职业。人工贵，服务不便利，只好自己修。逐渐从中国的教授，变成全能的二把刀修理工。离得远了，偶尔想起Y，觉得他其实是不错的人。平时和大家吃吃喝喝，没有那么意识形态。和我的一些事，更多是职位所为吧。

就像他常说的，你们这些公知啊，就是不接地气。

我来美国一看，哪有什么公知，或者遍地是公知，但首先要挣工资。资本社会，没有钱寸步难行。是个人都会讲英语，是个华人都会开出租、端盘子、送外卖；或者收房租、国内挣钱美国消费。这些我不愿，也没有。

疫情来了，只有居家写文章，把文章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