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贝益民从香港来到广州。

RACHEAL和刘一勺带着孩子刘嘉迎接。

RACHEAL安排贝益民住在自己番禺星河湾的家中。

回家的途中，刘一勺把车开到番禺的一个大型工业园，先围着它绕了一大圈，然后带贝益民参观了新新奶茶在广州新建的中心工厂和配送中心。

中心工厂的管理井然有序，配送中心里人来车往，一派热火朝天，欣欣向荣。

RACHEAL告诉贝益民，新新奶茶在全国的生意已经完全成长起来了，占据了中国奶茶业霸主的位置。

很显然，RAHCEAL也明白贝益民此行来广州的另一层深意，向他“交了底”。

星河湾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型城郊居住社区，RACHEAL的家是一幢很大的别墅。

这里环境优美，一条景观化的小河穿越而过，精心修饰过的长长的人工步道环绕两岸，一派“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

走到家门口，刘一勺指着挂在家门口的两只红花灿烂的花篮，开玩笑说：PETER，你看，RACHEAL都已经为你挂起“红灯笼”了。

晚上，RACHEAL给贝益民在家里办了一个丰盛的家宴，她的爸爸妈妈也被请来参加。

结果一见面，贝益民惊喜地发现原来他和RACHEAL爸爸认识，初遇竟是“久别重逢”。

RACHEAL的爸爸叫陈南山，是广东中医院教授，国内著名的呼吸道传染病学的专家，贝益民当年在《珠江日报》当记者编辑的时候，两人就打过多次交道，后来在2003年“非典”期间，陈南山教授成为全国新闻报道的“明星人物”，他力推“非典”神药“板蓝根冲剂”，贝益民也利用他经营的上百家报刊连锁店，协助各家连锁药店，在广东省内大量销售，为此还得到过陈教授的称赞。

陈南山去年开始退休在家，但是一直也没闲着，如今主要帮着儿子在经营一家中成药公司。

陈南山本不是个“迂夫子”，又因为一直再“创业”，所以很关心时事，吃完饭就拉着贝益民谈国际大事。听说贝益民刚刚在美国做美食节目转了一大圈，就饶有兴致地问起“美国之行”的观感。

贝益民讲了本德农场大小约翰的故事，以及波特兰小商贩CALSON的遭遇。一家人听完都大为感慨。

陈南山说：我最近一直都很关心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问题，网上的评论很多，不过看起来都像叫骂斗狠，只有你讲的这些亲身经历的故事，让我了解了真实的细节。

RACHEAL说：在国内，消息源被上面控制得死死的，舆论一边倒，感觉真不习惯。

刘一勺补充说：我们都是靠着VPN浏览外面的消息，但是不方便，速度也慢，而且大多数外海中文网站为了挣流量，把标题做得很夸张，其实内容不行，光凭“道听途说”的消息做所谓分析，让人很失望。

贝益民笑着回应道：是的，这个世界，最不缺的恰恰就是这帮只会耍嘴皮子的人了。

他又扭头看着陈南山说：陈教授，你肯定很明白，做科学研究，最难的就是获得第一手的资料，没有过硬的证明材料，就算论文的观点再新颖，也是没有价值的，那种“时局分析”，也就是在赌博猜谜语，你说是不是？

陈南山点头。

贝益民接着说：尤其那些海外的中文社交媒体，都是“随便说”和“随便听”的，反正言论自由嘛，讲出来的话有没有“真材实料”不重要，重要的是话题够“热”，能够“拉人气”。

陈南山问：为什么呢？明明在国外，是信息开放的社会，怎么也会有这种情况？

贝益民说：因为大多数在外海的中国人英语并不好，多数人只喜欢听中文节目，不爱听英语新闻，而那帮所谓做“中文媒体”的，他们实力有限，就连一点“英翻中”的翻译费用，也都是舍不得花的。

贝益民把自己在“海外最大的中文网站”工作的趣闻聊了一通，把大家逗得哈哈一阵大笑。

刘一勺说：诶，你说的还真是一点都不假，我在油管上看过很多中文有关中美贸易战的视频，全是“说书的”，开始的时候个个都信誓旦旦地说，中国通过限制美国大豆出口，可以精准打击川普的票仓，结果大豆战争打响后，美国的大豆出口不仅没有降，反而升了，川普的票仓也一点都不受影响，弄得那帮“说书的”，今天说东，明天又说西，两边自打嘴巴，脸都被打肿了。

大家又大笑起来。

刘一勺又问：PETER，你说说，美国大豆出口为什么会不降反升呢？

贝益民说：因为美国在一年多前就做好了布局，南美洲国家出产的大豆已经被“控制”起来，亚洲和欧洲的多个国家，也事先与美国达成了协议，按配额接受美国大豆，所以贸易战打起来之后，中国不要美国的大豆，原来安排好的那些国家就把大豆收过去，转手再卖给中国，而中国为了增加储备，不得不增加进口量，结果那边是中国增加了进口的成本，这边是美国出口的大豆累计起来一点也没有减少。

RACHEAL问：中国方面难道就没有“未雨绸缪”，事先现做好计划安排吗？你在国外看到的消息是怎么说的？

贝益民说：中国当然也做准备，但是贸易战这件事情，其实跟真实的战争一样，最终是“实力的较量”，谁输谁赢，根本上还是十几年来的供需市场格局的问题，比如说大豆，中国其实比美国早一年，就已经与俄国和乌克兰等国家签订了协议，想将大豆改从这些国家进口，甚至都直接租用了俄国和乌克兰的土地，由中国农民在那里种植大豆，但是跟美国十几年来的市场布局相比，还是晚了，是“临时抱佛脚”，因为中国这边原本并没有打贸易战的准备。

RACHEAL又问：PETER，你是专业人士，我也想问问你，为什么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了解真实的信息有时候也会显得特别难呢？比如在加拿大，我即使是经常看英语新闻，好像很多信息也都要慢慢地才会流传出来，你说这又是为什么？

贝益民说：国家层面的问题，老百姓都是“被无知”的，他们没有办法掌握全面而准确的资料。

陈南山插嘴说：对，国家层面的问题嘛，就是机密，有些重大事件，就算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为了政治稳定的需要，我们也都是是需要做好保密工作的，这个世界上，那些敌对的势力无时不刻不再盯着你，我们有时候即使使劲地藏着掖着都保不准泄露出去，更何况是正在进行时的国家大事呢，西方国家不也都是这样在做吗。

贝益民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要好很多的，这就是“民主政治”给与人民群众的“政治福利”，“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制衡”，比如美国的两党，他们在联邦层面抢夺总统席位的时候，或者州层面争夺席位的时候，会用尽一切手段互相找对方的问题，很多“丑闻”就会被“曝光”出来，只是“揭露”和“捂盖子”会有一个斗争的过程，需要些时间，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一般会说“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而我们中国人喜欢挂在嘴边的话是“清官大老爷为民做主”。

RACHEAL点头说：这个解释听起来有道理。

贝益民接着又说：不过，在英文的媒体世界有一个主流和非主流的问题，有些真实的信息本来已经被揭露出来了，但是如果得不到主流媒体的支持，就得不到广泛的传播，而现在的主流媒体，基本上都是一边倒的，所以很容易就出现“片面性”的信息传播，或者是真相被淹没的情况。

沉默了一阵子的陈南山，这时候轻轻咳了两声，然后发话说：我就不喜欢西方政治的这一套，都是“自私自利”“勾心斗角”，不讲团结，不讲协作，把一个好好的社会舆论空气弄得一塌糊涂。

大家一时间都不再吭声。

贝益民则抬头瞟了陈南山一眼，笑着说：陈教授，你看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还有曾经是落后的国家，比如日本和南韩，也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你觉得他们跟中国相比是“一塌糊涂”吗？

刘一勺插嘴说：对呀，中国跟日本韩国比，也就是个“驴粪表面光”。

这句话再次把大家逗得笑起来，空气缓和了。

贝益民又瞟了陈南山一眼，接着说：这也许就是西方人和中国人对“政治”理解的不同吧，就跟对“人性”的理解一样，西方人强调“政治”在本质上是“恶”的，所以他们对待政治和政府最根本的态度是“监督”，而不是“信任”。

陈南山说：可是这正是我不能接受西方民主的地方，你想想，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而且真理也并不是总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上，况且国家制订政策，也不应该只凭着谁的声音大吧？这个世界有钱有势的人，总归是声音更大一些的。

贝益民说：你说的对，人皆自私自利，真理时常会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有钱有势的人会有更大的发声的机会，这些都没错，但是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讲得很明确，私有制是产生一切现代文明的原动力嘛，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是指它相较于专制制度，而不是说它是“完美政治”，它就是一个让人民群众有机会参与政治运动的机制，列宁不也是说过“群众的革命意识是在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吗？社会的进步要一步一步地走，只有鼓励老百姓都参与到民主的运动中来，每一个个体，以及集合起来的“社会”才能进步嘛。

陈南山微微点头，说：看来你属于支持西方民主机制的那一批人。

贝益民坚定地回答道：是的。

陈南山问：为什么？

贝益民说：因为现代国家的治理不能基于“道德”，而要基于“机制”，这就像医生治病，不能仅凭主管意识上的“一腔热诚”，而是要基于医生的“病理知识”，陈教授，你说对吧？

陈教授听到这里长长地“嗯”了一声。

贝益民接着说：中国共产党其实一直也都强调“领导是人民公仆”“领导就是服务”，承认党和政府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但是事实上完全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搞的是所谓“自我批评”“自我革命”，也就是“自我道德批判”，而西方社会强调的是尊重“利益差别”，他们懂得用“法律”和“民主” 这两种机制，来实现对“绝对权力”的制衡。

陈南山似乎对贝益民和RACHEAL讲的话有所触动，他一边点头，一边轻轻拍拍贝益民的肩头，说：年轻人，有见识，你做美食节目很自由，可以了解全世界，以后要常来我这里走动走动啊，给我们带来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我们随时都欢迎你。

RACHEAL说：爸爸，你就不要以后随时欢迎了，要不你来做PETER在广州的向导，这样你们两个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好好交流交流。

陈南山欣然接受。（请点击进入“作者”个人空间，查阅我的个人资料，看看我还能为你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