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红军、BILL和贝益民三个人闲聊间，很快就把半瓶酒都灌进肚子里去了。

酒酣耳热之际，BILL这时候突然问道：PETER，刘清是真的嫖妓了吗？

贝益民愣了一下，扭头瞟了BILL一眼，反问道：可能吧，你怎么想到问这个问题？

BILL停顿了一下，想一想，说：我看昨天的新闻上说，西雅图的警察最近搞了一次“扫黄行动”，捣毁了一个卖淫的窝点，地点就在刘清居住的那个地方，警察抓了一百来个嫖客，他们大多数都是码农，而且主要是亚裔。

听BILL这么讲，江红军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她看着BILL问：真的吗？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大多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不至于这么多人都喜欢干那种事情吧？

BILL的脸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红了，他端起酒杯，假装继续喝酒。

贝益民又瞟了BILL一眼，然后扭头看着江红军，哈哈笑起来，说：阿姨，请原谅我讲点你可能不爱听的话。

江红军眉毛一挑，笑着说：好，请讲。

贝益民说：关于“嫖妓”这件事情，包括我们华人在内，大家都习惯于简单地从道德上去看问题讲问题，就事论事的少，从法的角度看问题就更少，很多人还自以为有高度，可是我就一直很纳闷，“道德”怎么就那么容易地变成了一种“舆论”的高度了呢？

江红军的眉毛又轻轻高挑了一下，盯住贝益民眨了眨眼睛，但是没有做声。

贝益民接着说：我这一代人，从小被灌输的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但是也因此学习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皮毛，马克思恩格斯可是从来没有仅仅从道德的层面讲问题看问题的，马克思在多篇文章和著作中讲到道德，最著名的包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道德这个东西，在马克思看来，本质上是反动的，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阶级性和时代性，从根本上讲，道德只是统治阶级奴役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也就是说，被统治阶级必须讲道德，而统治阶级却可以不把道德放在眼里。

听到这里，江红军突然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然后默默地点点头，开口补充说道：这当然是从哲学意义上讲的。

BILL插嘴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识过一帮活生生的道德典范，从曲啸到李燕杰到张海迪，现在回头来看，那都是些什么东西啊，比如那个曲啸，硬是把邓丽君的歌曲污蔑为什么靡靡之音，还说什么《何日君再来》是唱给日本皇军的反动歌曲呢，害得我们连听邓丽君的歌都成了一种“罪行”。

大家一齐哈哈笑起来。

贝益民说：对呀，就是因为这帮“道德楷模”胡说八道，导致我们大陆人民在文革结束之后都感觉听邓丽君的歌就是“嫖妓”了。

BILL和江红军又被逗得哈哈笑起来。

贝益民接着说：我自己在《珠江日报》的时候，也曾经“采访”和“塑造”过广东当地的一些“道德楷模”，有些被吹嘘出来的道德青年，其实连自己的心智都还没有长成熟，结果是害人害己害社会，所以我很觉得，我们做人，的确是要讲道德，但是千万不要做道德的奴隶，相反，敢于做一个活在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人，那才是真正最难的。

BILL点头说：我完全同意，看看我们的周围，凡是张口闭口道德的人，一定是没有什么底线的人，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与“法律”相比，“道德”从来就是连一个明确的标准都不存在的东西嘛。

听到这里，江红军突然脸红起来，她有些激动地说：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男人的确会比女人，在性生理需求上，面临更大的压力，但是，一个做男人的，总得有点做人的底线吧，无论如何也不该去做那种丑不要脸的事情嘛。

贝益民见状，微微一笑，端起酒杯，看着江红军说：阿姨，来来来，咱们喝酒，有话慢慢说，我之前不是讲好了嘛，今天我是趁着你老人家高兴，才斗胆在你面前讲两句跟你“抬杠”的话嘛。

江红军一听，点点头，也端起酒杯，说：对，年轻人嘛，总会有跟我们不一样的想法，正常，正常，我们要容得下不同意见，来来来，喝酒，你继续讲，我好好听着。

贝益民跟江红军碰碰杯，抿了一口酒，接着说：其实，不光是西雅图，包括旧金山地区在内，凡是码农集中的地方，这些年，所谓“卖淫嫖娼”的问题一直都很严重，因为这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人的最基本的需求问题。

江红军又睁大了眼睛，严肃地问道：真的吗？为什么？

贝益民笑一笑，举起酒杯说：阿姨，你也喝呀，放松放松，你不必把这种事情看得太严重，我们姑且把它当个学术问题来讨论一下，好不好？

江红军点点头。

贝益民接着说：阿姨，你可能不知道，我曾经在加拿大这边读过两年书，学了一个“职业咨询师”执业牌照，老师在课堂上专门给我们讲个这个课题，有一个数据我到现在都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有个权威机构做过一个调查，了解各类人群观看成人影像频率的情况，结果发现，平均每天观看成年录像最多的人群是IT类从业人员。

江红军好奇地问：为什么？

贝益民说：原因是IT人员每日超负荷使用大脑，他们的头脑长期都处于紧张而且透支的状态。

江红军接着问：大脑紧张和嫖妓有什么关系？

贝益民笑一笑，说：阿姨，我给你先打个比方吧，一个做体力劳动的人，如果长时间重复做一个动作，是不是一定会有明显的腰酸背痛？

江红军点点头。

贝益民看着她说：在加拿大，福利好的大公司，会为员工提供免费的理疗费用，包括按摩针灸等等，帮助身体的恢复，都可以报销，可是，我们人类是不是无知到，以为人的劳动只靠四肢，不用大脑？当然不是，而且很显然，对于多数人来说，每天使用大脑的时间和强度，远远超过四肢，因为现在已经是后工业时代了。对于专业码农来说，很多人每天工作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7点，中午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他们每天用脑的强度，就是非业内人士无法想象的，如此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有谁想过，如何解决这个劳动者的再生产问题吗？

江红军和BILL都茫然地摇摇头。

贝益民又笑一笑，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到目前为止，就是“性爱”，“性爱”是最好的放松头脑压力的办法，关于这个问题，哈佛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以及世界著名科学杂志《psychology today》和《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也都做过类似的研究，而且得出了相同或者类似的结论，可惜的是，人类的“性爱”在今天这个历史发展阶段被完全“私有化”了，“性”被视作一种“私有财产”，但是在道德上又严禁“买卖”，这才让现实的社会出现了“道德”与“科学”的世纪战争。

江红军和BILL两人都再次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贝益民接着说：所以码农嫖妓，其实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个社会中的一些人，喜欢站在所谓的道德的高度，有意忽视这个问题，更不会去传播和推广这些科学知识，想办法提供合法渠道，帮助有需求的人解决问题，反而在舆论上把他们逼到死角，讲到底，不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根本就没有把社会中的各种被奴役的人们放在眼里吗？

贝益民的一番“宏论”仿佛是在客厅里扔下了一颗炸弹，把提出问题的BILL和批判问题的江红军都给瞬间“炸晕”了。

两人陷入了沉默。

贝益民见状赶紧又劝道：来来来，两位，你们不要这么严肃嘛，“嫖妓”也好，“偷情”也罢，不过是我们今天喝酒聊天的“荤菜”而已，我们继续喝酒，好不好？

江红军和BILL红着脸，一声不响地端起酒杯，闷头喝了两口，但是依然讲不出话来。

贝益民于是又打圆场，说道：其实，大多数码农们都是非常可怜的，他们虽然趁着年轻，挣了一点小钱，但是他们少有机会遇到女人，也不懂谈恋爱，几乎娶不起像样的媳妇，而他们的老板们正在思考的，只是如何以最高效的办法，把一代代的码农们的头脑榨干，当然，我不支持卖淫嫖娼，我只是提示大家，换一个心态和角度去看这个社会现象。

江红军听贝益民这么讲，情绪缓和了一些，说：无论如何，做人还是要讲点基本的道德的，生理需求这个问题，总归有办法自己解决嘛。

贝益民笑着应和：阿姨说得对，现在都什么社会了？还搞封建的“嫖娼”这套东西？毛主席曾经讲过嘛，办法总比困难多，共产党人最善于解决困难，对不对？

江母高兴地点头说：对，这话我爱听，高科技要发展，社会道德也要不断提高，我看在中国，这种事情就比西方国家少，中国政府在道德文明建设方面还是很有成效的，你看中国几个主要的高科技城市北京、深圳和杭州，都是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模范城市。。。。。。

BILL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贝益民扭头一看，发现他已是满脸通红，似乎是有些醉了。

BILL有些混沌不清地说：你们注意到没有？中国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两个主角，宝玉和黛玉，他们之间的爱情，除了意淫和纠缠不清，简直就没有一出像样的基于健康生理的性爱，还记得文革样板戏吗？里面的那帮子所谓的“英雄”人物，个个都是有爹没娘，有母没父，“无性繁殖”出来的东西，什么狗屁“精神文明建设”？中国人今天在性文化上的禁锢，就是整个国家都在用封建思想对人民进行思想钳制。

BILL接着说：去年网上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讲一对上海夫妻，为了供养女儿到美国留学，爸爸在日本打黑工，近20年没有回国，妻子也没有去过日本，爸爸只在女儿从日本转机前往美国的时候，才在机场亲眼见了自己已经长大成年的女儿一面，这个故事结尾说，女儿最后在美国学业有成，还嫁给了当地人，一家人最后在美国相聚，很幸福，但是就我来看，这个故事宣扬的不是什么中国人的坚韧顽强，而是中国人对人性的极端残忍。（请点击进入“作者”个人空间，查阅我的个人资料，看看我还能为你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