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后，姐妹三人一起乘车来到江晚舟家。

四个孩子在BILL的陪伴下，正热火朝天地玩着游戏。

雪梨的两个孩子看见妈妈回来了，竟露出失望的表情来。

江晚舟的女儿SUSAN跑过来求妈妈说：妈妈，妈妈，让这个弟弟和妹妹再在咱们家多带一会儿吧，我们正玩得高兴，游戏还没有做完呢。

江晚舟扭头看了一眼雪梨和邓安安，说：难得孩子们能这么开心，要不就给他们多一点时间，我们姐妹三个趁机再好好聊聊？

雪梨和邓安安点头答应，跟着江晚舟来到厨房。

江晚舟家的厨房很大，中央有个漂亮的“岛”，三个人就在那里坐下来，顺便也看着孩子们。

BILL很快也跟过来，给三人泡好一壶茶，笑呵呵地打过招呼，又回去孩子们那边了。

三姐妹聊了一会，话题很自然地又回到了当天的活动上。

江晚舟笑着说：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印度人一起集体露面，他们黑黝黝的肤色，再加上他们哇拉哇拉的吵闹英文，跟他们在一起总给我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可以办大事办好事”，印度人那种“人多势众”的场面，还真让人刮目相看，不过，印度人讲英语虽然声音大，但是真难懂，而且让我奇怪的是印度人的英语怎么不是伦敦腔呢？

邓安安说：我在食品厂工作的时候，那里有很多的工友是印度人，他们说印度英语不是英国英语，而是新德里英语，是原创。

江晚舟和雪梨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雪梨说：有时候，我在公司跟只那些会讲新德里口音英文的印度保安聊天，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北京人在跟一个广东人交流一样，虽然我们说的都是汉语，但发出来的声音却截然不同，非得手脚并用，连猜带比划不可，即使是这样，其实我有时候还是听不懂，为了不让对方感到尴尬，只好不懂装懂地傻笑。

江晚舟和雪梨又哈哈笑起来。

邓安安等雪梨讲完了接着说：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不太明白，后来我跟工厂的印度工友们接触多了也就懂了，原来，英语在印度是非常普及的，那种普及的程度根本就不是我们中国人可以理解的，在印度，官方语言很多，但是只有英语是唯一一种为各个民族所接受的“官方语言”，所以印度的大多数报纸广播电台，甚至电影都使用英语，不仅如此，印度最伟大的文学家泰戈尔，他的作品使用的就是英语，这就好比是中国的鲁迅，他的文章都是用英文来写作的，而大家也都用英语来欣赏他的作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的英语有非常坚实的群众基础，而且也非常本地化，这种情况与中国人只是把英语作为一种精英化的“外语”很不相同。

听了邓安安的一番话，江晚舟和雪梨的笑容凝固了起来。

邓安安又说：我从辛格的身上也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辛格是在加拿大受的教育，但是他在跟印度人扎堆儿的时候，说的全是 “新德里英语”。

江晚舟也说：今天在洒红节的活动中，我跟一位印度女士聊天，她说她是一位商场的收银员，刚见面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她讲话又快又含糊，我基本上听不懂她在讲什么，后来她可能意识到了，就把讲话的速度降下来，而且发音尽量清晰，我才发现原来她的英语非常好，无论是讲什么话题，她都可以张口就来，而且非常有见识，相比之下，我每说一句话都得“搜肠刮肚”，只能结结巴巴地把一个字一个字生硬地串起来。

江晚舟的这番话讲完，轮到邓安安哈哈笑起来。

江晚舟接着说：我们谈家庭，谈事业，谈房地产，谈美国大选，最后我们谈到了电影，尤其是印度宝莱坞的电影，她很兴奋，看得出来她对印度电影很骄傲，可是让我感到很遗憾的是，当我向她提及八十年代的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时候，我同这位印度女士居然变成了“鸡同鸭讲”，什么拉兹，什么丽达，她竟然一概不知。

邓安安故意调侃到：对呀，肯定是印度人不学无术、孤陋寡闻，连自己国家最伟大的电影作品都不知道，《流浪者》可是当年让中国万人空巷的电影啊。

江晚舟看了一眼邓安安，说：姐姐，我知道你是在说反话了，八十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引进的外国影片都是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的，我们同意引进的东西，不见得是别人真正好的东西，毕竟我们有自己的“政治需要”嘛。

雪梨说：我那个时候还太小，对这部电影没有什么印象，想不到就这么一部符合“政治需要” 的印度电影，竟然也能成为让中国人“万人空巷”，可见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在精神上是有多“饥渴”了。

江晚舟和邓安安两人相视一笑，点点头。

邓安安说：其实，不光是印度电影，当年日本电影刚刚引进到中国的时候，还不知道让多少青春少女“怦然心动”“魂不守舍”呢。

邓安安故意瞟了一眼江晚舟，两人又哈哈笑起来。

雪梨说：现在日本的电影早就已经衰落了，但是印度宝莱坞的电影，却超过了美国好莱坞，你们不信的话到油管上去看看，那些点击量最高的电影“TRAILOR”，大多数都是印度宝莱坞的电影，安安姐，你还记得吧，那次我们大家做完活动以后，辛格邀请我们一起看了一个印度人的脱口秀节目，我最近看到一部电影，发现他现在已经跑到美国的好莱坞去发展了。

江晚舟突然插嘴说：雪梨，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叫什么“PETERS”？。

雪梨惊喜地说：是的，是的，他叫RUSSELL PETERS，你也看过他的演出？

江晚舟打趣的说：我可没有你们那么好的福气，有人愿意出钱请我看现场表演，我知道RUSSELL PETERS，是因为贝老师教我学英语的时候，告诉我要多听自己感兴趣的英语节目，他向我推荐了一些美食博主的节目，也有这位印度人讲脱口秀的节目，我看过之后印象很深，这个人非常有才华，他把印度人和中国人的一些差别模仿得非常生动，特别有趣，他还很会模仿印度人和中国人讲英语的口音，把人的下巴都笑掉了。

雪梨笑着说：对，RUSSELL PETERS模仿的印度人和中国人总是一对冤家，印度人是爱钱，而中国人小气，印度人在国外拍领导马屁，而中国人在国内拍领导马屁。

三个人被雪梨的这句话逗得哈哈笑起来。

邓安安说：RUSSELL PETERS倒是没有看错，印度人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里混出来的，比我们都知道怎样在资本主义国家玩游戏，印度人在哪儿都是“关系”是第一位的，“工作”是第二位的。

江晚舟问：为什么呢？中国人不也都很懂得拍领导马屁吗？怎么到了国外就不中用了呢？

邓安安笑着说：很简单啊，我们中国人，会拍马屁的都不出国，出了国的，都不会拍马屁嘛。

大家又哈哈笑起来。

邓安安接着说：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印度人在国外，比中国人是要团结得多，这种现象还不能仅仅用“会拍马屁”来总结。

雪梨说：前些时候，印度总理莫迪到美国访问，印度移民团体联合起来，在美国休斯敦为他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有超过七万的印度移民参加了这场活动，把巨大的体育场全部都挤爆了。

江晚舟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邓安安看了她一眼，说：我们党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件事情，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东西，你知道吗，一次集会组织起七万印度移民，这相当于印度在美国全部人口的1%啊，这不仅仅显示了莫迪在印度人中的受欢迎程度，也看得出印度社团在美国的巨大组织能力，这可是一件非常成功地向美国政坛显示印度族裔政治力量的大事件呢，相比之下，每次中国领导人来美国访问，最多也就是中领馆花钱到中国城组织一帮闲散人员，再加上一些大爷大妈，搞个稀稀拉拉的“夹道欢迎”而已。

江晚舟似乎深感触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焉”了下来。

邓安安说：我跟辛格聊过这个问题，他好像对这方面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说虽然大家都知道亚裔美国移民是少数族裔中最成功的，但是如果你再细分一下，就会发现，在美国的印度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是8万美元，而华裔家庭却只有6万多，这说明，印度人在美国的政、商、学、医都比华裔更成功。

雪梨接过邓安安的话说：原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经常听到的“宣传”是，美国的硅谷全靠咱们中国人在那里撑着，其实事实远不是这样，现在是印度人占据了硅谷的半壁江山，刘清曾经跟我讲，有人把华人输给印度人的原因总结为印度人的英语比中国人好，其实在技术领域，如果不是最高层级管理职位，英语并不是成功与否的绝对阻碍，美国技术岗位对英语没有那么严苛的要求，刘清讲，印度人喜欢抱团，这也许并不见得很好，但是，中国人总是一盘散沙，这就很坏。

三个人都沉默下来。

过了好一阵子，江晚舟抬起头来，对着邓安安说：姐姐你还记得吗，当初林馨被害，我要起来“造反”，贝老师不同意，他的理由就是“海外华人是一盘散沙”，造不了反，可是我就有些想不明白了，印度这个国家不是应该比中国还要“一盘散沙”的吗？他们种性遗毒严重，语言混乱不堪，政党纷争复杂，经济发展也非常不平衡，而且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思想，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出来的人，就没有“散了”呢。

邓安安低着头，轻轻叹了一口气，说：辛格回答过你这个问题，但是他讲出来的话很不好听，辛格说，中国人似乎有“恋母癖”，对母体永远有依赖，而且中国人还特别喜欢强调“爱母亲”，但却不讲“爱同胞”，所以中国人到了海外，只有在“爱祖国母亲”的前提下，才有认同感，否则就是陌生人，甚至是敌人，而印度人，虽然各自都有自己的“父亲母亲”，但是他们都认同自己是“印度人”，所以到了国外，反而很容易就以“兄弟姐妹”的关系团结起来了。

邓安安接着说：有一次，辛格还对我说，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的确比印度做得好，很多中国人特别喜欢拿这件事情来说事，另外，不少中国人专业知识学得很好，也很以此为荣，但是我内心里却鄙视这个中国人群。

江晚舟和雪梨都一齐惊讶地问道：为什么？

邓安安说：辛格说，印度几乎百分百的人口，无论贵贱贫富，都有一种宗教信仰，但他所认识的中国人，除了讲政治讲专业，几乎没有一个人和他讲宗教，他说，虽然宗教和种族冲突是印度社会的一个大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印度文明就荡然无存，印度人相信，人与动物最基本的差别就是有道德良知和宗教信仰。

邓安安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补充了一句，说：他，这等于是在骂我们中国人“衣冠禽兽”。（请点击进入“作者”个人空间，查阅我的个人资料，看看我还能为你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