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益民的一番话让同学们一时间都沉默起来。

莫泽华叹了一口气，说：贝叔叔，像美国这样一个发达的先进国家，为什么它的社会治安问题跟中国相比，会显得那么严重呢？

贝益民听了想一想，说：这要看你怎么理解“社会治安”这个概念，你们知不知道，一个人如果因为怕得病，一天到晚把自己保护在一个“无菌”的状态中，一旦生病，就很容易死掉了，因为他身体的免疫力太差了，有或者一个人身体有毛病，但是却“讳疾忌医”，总是把问题掩藏起来，那么一旦爆发的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

莫泽华笑着说：贝叔叔说的这个道理我懂，你让我想起了中国医生和加拿大医生对待抗菌素的不同态度，在中国你即使只是得了一点小病，医生也会让你使用抗菌素，但是在加拿大，你自己感觉都快病死了，医生都要你自己扛着，不过，等明白这个道理了，就知道，加拿大的医生的做法是对的，是在真正保护你。

贝益民一边点头，一边笑着说：说得好，社会机制，就像是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不要害怕生病，更不要“讳疾忌医”，社会就是在不断战胜“疾病”的过程中进步，并且获得新的宝贵的“免疫力”的。

贝益民接着说：现实的人类社会离“完美”的状态还很远，“抱怨”是懦弱的表现，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尽力“趋利避害”，马克思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加拿大和美国是自由的国家，这个“自由”的含义就是你要自己认知世界，正确选择，并且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

莫泽华说：贝叔叔你讲得太好了，最近网上还在热烈讨论章莹颖事件，家长们都担心子女到海外留学后的安全问题，我就发现，其实这个担心的背后，更深层的其实是中国家长自身的问题，他们像是老母鸡盯住小鸡仔一样，把子女看管得紧紧的，这样的同学来到西方世界，反而会遭到各种无法想象的风险。

莫泽华接着说：不过，我真心希望这次法官能判杀害章莹颖的嫌疑犯终生监禁，让这个恶人终死在牢里，永远不要再出来害人，最好是法官们都能重判那些害人的犯罪分子，也只有这样的结果才能彰显出法律的“正义”。

同学们纷纷点头。

贝益民看着大家一个劲地点头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反问道：你们大家真的以为法律是拿来为受害者讨还“正义”的吗？

莫泽华惊讶地反问道：贝叔叔，难道你认为不是吗？

贝益民说：以法律审判来寻求达成“正义”，这种逻辑，就好比在说，应该通过考试的分数，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智慧。

同学们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贝益民接着说：当我们讲“正义”的时候，这个“义”是一个道德的概念，它指的是人们心中既有的“公正公平”，而这种“公正公平”，根源于我们的文化背景，也就是价值观，所以常言道“公道自在人心”，正因为“正义”是个道德的概念，如果我们以为法律可以解决道德上的“正义”问题就非常可笑了。

莫泽华问：贝叔叔，如果按你的这个说法，法律还有什么意义呢？

贝益民说：法律当然还是有意义的，它可以让我们在现实制度下达成 “补偿”，并且让参与的人，感觉到一种系统上的“公正”，但是，如果你一定要通过“法”，去寻找本属于“道德”境界的“正义”，你就是疯了。

听了贝益民的这番话，同学们全都安静下来。

过了一阵子，莫泽华带着疑惑的神情反驳说：贝叔叔，说实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按照你的逻辑，代表着社会正义和公正的法律体系，不就变成一个买卖市场的“价格体系”了吗？难道执法的过程是在“价格体系”中的“交易”不成？

贝益民说：你的这个说法倒是比我讲的大道理更生动，按照我在加拿大的亲身体验，一个律师和一个检察官的角色，的确就是“价格体系”中的买卖双方的“经纪人”，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受害人，人已经死了，即使是杀了罪犯，其实也顶替不了被害人的命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调让法律为被害人“伸冤”呢？

莫泽华反驳说：贝叔叔，你的意思难道是，“执法”只是一个做给活着的人“看”的过程吗？你这样说，也太贬低“执法”的意义了吧。

贝益民瞟了一眼莫泽华，有看了看大家，说：说直白一点，“执法”就是做给活人“看”的一个“表演”，它的真正的意义其实是显示、教育和维护现有的社会次序，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会强调“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同学们又是一片沉静。

过了一阵子，还是莫泽华开口问道：贝叔叔，最近在中国也有一个很轰动的大案件，也就是张扣扣为母亲报仇的杀人案，他被判了死刑，你觉得他是不是“罪有应得”？

贝益民说：这个案子的报道我也认真看了，如果仅仅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法庭为双方提供了一个依据现有制度的“公平”的“契约补偿”，但是如果是从道德角度来看，张扣扣完全没有得到“正义”，“公平与正义”被法律给“镇压”了。

莫泽华惊讶地说：贝叔叔，你这样讲不对吧，张扣扣他虽然是替母亲报仇，但是他杀人犯了法，无论如何也该算是个坏人吧，难道他还是个英雄不成？

贝益民微微一笑，又看看周围的同学们，斩钉截铁地说：张扣扣当然是个英雄，而且本应该是个大英雄。

同学们齐声惊问道：为什么呢？

贝益民说：“英雄”这个词从来就是一种道义上的“评判”，不代表一个人在法律上的无辜或者有罪，这一点你们应该都明白吧？

大家点点头。

贝益民接着说：按照现有的法律，张扣扣无论是在中国或者在美国、加拿大，他杀了人，都是大大的重罪，最终的结果可能有是死是活的差别，但是这个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人，在你我心中的评判。

莫泽华说：贝叔叔，照你这么说，难道还有一个重罪犯能变成一个大英雄的不成？

贝益民有微微一笑，说：当然，《水浒》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武松为自己的哥哥报仇，杀了西门庆，也杀了潘金莲，他是一个“重罪犯”，但是他是不是一直都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一直是个英雄？为什么呢？因为英雄本来就是有“阶级”和“种族”概念的，在一个阶级或者种族的概念中是“恶魔”的人物，在另外一个阶级或者种族中就是完全可以是一个“大英雄”，这首先决定于人的阶级和种族的立场。

莫泽华默默地摇摇头，没有做声。

贝益民接着说：读者知不知道他的行为是违法的行为？当然知道，但是我们为什么同情他，支持他？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最重要的标准不是法律，而应该是正义，以及在自我正义基础上的公正，所以只要是武松自愿为他的“复仇”行为负责，那么所有有“正义感”的人，就应该站在道德的意义上，向他高呼“英雄万岁”，否则的话，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就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英雄了。

莫泽华说：可是，贝叔叔，社会是在进步的，我们不能一直用武松那个时代的道德价值观来看待现代社会的法制，中国社会长期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法制的社会，不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都还在把武松这样的“罪人”当成“英雄”吗？

贝益民说：中国社会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法制的社会，关键不在中国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而是在与这个社会有没有像西方民主国家这样的“权力制衡”的社会基制，立法和执法的公正程度是由“民主”的程度决定的。

贝益民接着说：大家还记得我在前两天讲过的陈锋的故事吧，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拒绝做一个顺从“法”的奴才，为自己的妻子报仇，杀死黑社会的凶手，并且自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最后的结果也符合了“正义”的期待。

莫泽华问：贝叔叔，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张扣扣就没有成为中国版的陈锋，或者现代版的武松呢？

贝益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因为武松所代表的这种正义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了，一个没有了“道德正义”，而只有所谓“法律”的社会，必定会出现的残酷而可悲的境界。

莫泽华想了想，反驳说：贝叔叔，我不太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在道德层面上，中国人比西方人保留了更多的传统价值观，他们的“正义感”比自私自利的西方人要高尚得多。

贝益民看了一眼莫泽华，想了想，说：一个案件的判决，是否符合了“正义”，从当事者个人来讲，要看他心中认定的那个“正义”是什么，而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上讲，则要看这些人群具备了什么样的一种道德品质。

莫泽华点头说：这一点，我同意。

贝益民接着说：在北宋时代，武松杀了奸夫淫妇，替哥哥报仇，“虽死不辞”，他心中的“正义”得到平衡，当时社会的道德认知能够充分理解他的行为，官僚衙门也能够很好地平衡“法”与“义”的关系，所以武松杀人案得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而张扣扣他杀人，虽然也是“虽死不辞”，但是这个社会对他的评判却充满了矛盾，尤其是法律体系无法有效地平衡“法”与“义”的关系，所以张扣扣杀人案，达不成“皆大欢喜”的结果。

莫泽华默默地点点头。

贝益民最后说：如果，今天的中国，民众的“义”还是北宋的“义”，国家的“法”还是基于这个“义”之上的“法”，张扣扣就是武松，不会死；如果今天的中国，民众的“义”是现代的“义”，是建立在民主和自由之上的“义”，国家的“法”是基于现代“义”之上的“法”，张扣扣就会成为中国版的陈锋，也不会死，现在张扣扣死了，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死了”，中国法制也已经“死了”。（请点击进入“作者”个人空间，查阅我的个人资料，看看我还能为你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