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离开后，江晚舟把林馨的生前好友们都留下来。

她说：刚才温哥华警官的讲话大家都听到了，现在这个恶劣的社区治安局面，跟我们华人自身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这么沉默和顺从下去了，我们一定要站起来抗争，否则我们华人永无出头之日。

大家一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

贝益民坐在陈锋的身边，两个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讲话。

过了一阵子，江晚舟终于忍不住把贝益民叫到一旁，生气地对他说：贝老师，你怎么在这个关键时候一句话都不说，不表态呢？你难道是要做缩头乌龟吗？

贝益民听了江晚舟的话，愣住了，一时间答不上话来。

江晚舟继续不依不饶地说：林馨被害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一定要组织起来反抗，你是我们这群人里面的大哥，你现在不出头，还想等到什么时候去？

贝益民想了想，说：晚舟，林馨被害这件事得分成两件事情来看，一方面，对追查凶手，为林馨报仇这件事，我们大家当然一定要团结起来，积极配合和督促警方全力破案，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铲除中国城里面的黑社会势力这个问题，最终还是得靠政府，不可能是我们几个人站出来“闹一闹”就能解决的。

江晚舟说：你是想说，林馨只能很不幸地成为中国城黑社会势力的“牺牲品”吗？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这件事情，要求市政府彻底打掉黑社会势力？

贝益民说：加拿大政府的运作方式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靠的是党和政府的意志，在加拿大靠的是利益的驱动，中国城之所以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藏污纳垢” 的地方，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温哥华政府一直都把它当做了一个收容流浪汉、酒鬼、妓女和瘾君子们的垃圾堆，中国城是温哥华政府在“政治正确”的舆论下，用最低的成本解决城市中“人口垃圾”的唯一方案。

江晚舟仍然很生气地问：你这么说什么意思？是想说我们中国人就该死在这个垃圾堆里？

贝益民说：我觉得这次警察部门之所以这么重视，还专门派人来这里向我们介绍他们掌握的内幕资料，只是因为这次案件出了人命，而且林馨还是上过报纸的，受到市政表彰的积极协助警察治安的优秀市民，这件事他们一定要给市民一个交代，但是，他们在本质上，还是在推卸责任。

江晚舟说：我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在推卸责任，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行动起来，就算退一万步，警察是想推卸责任，我们也要用实际行动逼迫他们行动起来，解决问题。

贝益民问：我们能不能采用一个更简单有效的办法呢？

江晚舟没好气地说：什么办法？

贝益民说：我们一方面保持跟进林馨这个案子，同时主动离开这个地方，到更安全的社区里去。城市的治安本来就应该是政府的事情，不是商家的事情，政府管理得好，我们就去投资，管理得不好，我们就离开，如果大家都离开，让这个地方完全荒废，那些寄生在这里的黑社会势力，最终自然都会死掉。

江晚舟一听，情绪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她愤怒地说道：贝老师，你这套说辞，简直就是没有人性，听起来好像挺冠冕堂皇的，其实就是胆怯，就是懦弱，你这个人，怎么能一遇到障碍，就只知道逃跑呢？你不是已经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来了吗？既然这里已经是一个法制的社会，人民群众和政府双方都有积极参与和治理社区的职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去合法地动员大家起来抗争呢？过去中国城这个地方的老华侨，他们可能有文化水平低，英语水平差的问题，但是现在新一代的中国人已经完全不是这样的人群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本来就是由中国人建设起来的中国城重新建设好呢？

江晚舟一口气说出一连串责骂贝益民的话。

贝益民无言以对，只好默不作声。

江晚舟见贝益民不回应，感觉很不解气，继续责问他说：你就知道往白人多的地方跑，你怎么就不能有个决心，让白人往我们中国人建设好的地方跑？我这次偏偏就不走，我不仅要为林馨报仇，我还要坚持在这里，直到把那些黑社会势力统统赶走。

贝益民完全理解江晚舟此刻的心情，她也知道江晚舟讲的这些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他无心和江晚舟继续争论下去，他知道，一旦继续争吵下去，一定是一场“情感”与“现实”的战争，双方都会遭受无情的伤害。

在与江晚舟“争执”的过程中，贝益民多次扭头观察陈锋，发现他在整场会议中，自始至终沉默不语，没有讲一句话。

陈锋的异常表现，让贝益民的心里骤然间升起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他本想暂停与江晚舟的争论，去找陈锋聊聊，就在这时候，邓安安一身疲惫地走了过来。

她不安地问道：你们两在争论什么呢？有什么问题不能让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江晚舟没有做声。

贝益民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晚舟想动员大家起来跟政府“闹”，要逼着政府解决问题，为林馨报仇。

邓安安点点头，说：晚舟讲得有道理啊，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闹一闹”呢？

贝益民摇摇头，说：不是不能“闹”，而是根本“闹”不起来，华人都很“精”的，对“别人的事情”，个个都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就靠我们这几个朋友，肯定“闹”不出名堂来，反倒是可能被别人抓到把柄，往林馨的脸上抹黑。

邓安安和江晚舟都没有做声。

贝益民接着说：加拿大是个法制的国家，我们应该相信法制，通过法律审判，来为林馨讨回公道。

江晚舟说：杀害林馨的那个畜生，他就是个人渣，现在人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算是警察抓到了他，法官判了他刑罚，让他坐几年牢，受的那点罪，能跟林馨的命相抵消吗？就算是退一万步，法官判了那个人渣死刑，他的一个畜生的命，能给林馨的命做抵偿吗？那个杀人犯背后的势力不还是照样在那里吗？

贝益民没有做声。

江晚舟接着说：法律也就是个“通用标准”而已，它与“情感”怎么可能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最重要的标准不是法律，而应该是正义，你告诉我们用法律来“讨公道”，这不是开玩笑吗？

贝益民叹了一口气，接过江晚舟的话说：你这就讲到了问题的本质了，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我坚信，加拿大的法律在这个案件的审理上，一定是可以做到法律上的公正的，我们现在真正遭遇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现实”的问题，是在悲剧发生的起源上“不公正”的问题。

贝益民接着说：你们好好想一想，同样在加拿大，同样在温哥华，但是，为什么华人生存的社区，治安就如此恶劣，而又长期无人问津呢？同样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同样在为这个国家纳税，为社会做贡献，为什么像林馨这样的好人，就会惨遭这样的悲剧？这才是这个社会，以及这件事情上，真正不公平不正义的地方。

江晚舟无言以对。

邓安安问：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贝益民摇摇头说：我看不到什么希望，那个杀人的凶手肯定是被雇来的，可能已经“消失”了，而且就像晚舟刚才说的那样，一个人渣的命，就算是把它给“夺”了，怎么能抵偿得了林馨的命呢？又怎么能从根本上解决得了华人社区的长期积累的社会治安问题呢？

邓安安听了贝益民的话，也沉默下来。

贝益民接着说：海外华人生存环境恶劣，以及社区治安混乱的问题，由来已久，而它之所以长期被人“忽略”，既有政府的原因，也有华人自己的原因。在西方国家，人权也好，治安也好，都是要靠每一个人，每一个社区，去努力争取的，但是，我们大多数的华人，即使移民到了海外，满脑子里还是“君君臣臣”的观念，既不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活动，也基本上没有“公民政治”的观念，一心盼着“政府”， 盼着“明君”，来安排他们的生活，结果就导致了华人社区被政府“忽略”的现实。

邓安安很无可奈何地点点头，问道：中国人怎么会都这样？

贝益民叹了一口气，说：中国人移民到海外，“公民意识”并不会因此自动深入到他们的观念里。民众的教化，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在现代化，民众的观念也要现代化，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只能依靠民众积极参与国家的“舆论建设”和“社会运动”，就像是通过学习获得知识一样。

贝益民接着说：可惜中国不是一个“公民社会”，所以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一百多年来一直都是不“配套”的。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觉得中国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很了不起，后来慢慢地觉得很成问题，它仅仅只是一个现代版的“洋务运动”，只管手段，不管内容，没有“人的现代化”。

江晚舟听到这里脸色渐渐缓和下来，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贝益民看着她们两，语重心长地说：当年鲁迅先生感慨中国人的无知和冷漠，描述了一个“悲凉”的“现实”，在革命烈士被砍头的地方，一群人默默地站着围观，等人被杀了，又有人用馒头去沾烈士的鲜血。中国人是一群被长期“奴化”和“愚化”的人群，虽然被吹捧为“最优秀的移民群体”，其实是一坨没有骨头的任人摆弄的“散沙”。（请点击进入“作者”个人空间，查阅我的个人资料，看看我还能为你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