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质上就是封建的等级关系，就是人身依附。

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即使已经到了现代化的今天，等级关系和人身依附，还是很明显地在中国人的称谓上体现出来。比如中国的电视上有一个挺有名的所谓相亲节目，主持人一直以来都莫名其妙地被人口口声声地成为“某爷爷”，几乎没有一个嘉宾认认真真地叫一次他的名字，我听了都想作呕。

我在中国的时候，因为工作经历多的原因，也有过太多的称谓。通常你做了一点“小官”之后，你的名字马上就不见了，只剩下你的姓和你的“职位”，比如某某长，某某总，这些称谓都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按你的社会特征来定位和称呼你。这种社会习俗的本质，和在封建王朝的时候，对官僚的称谓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在家庭关系中，父母和子女之间有一个从依附关系到独立关系的成长过程。这不仅是一个自然过程，也是一个“法定”的过程。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以及子女成熟以后，称谓的改变反映出的是成熟的阶段和改变的程度。

我儿子在加拿大经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我称谓的转变过程，非常有意思，也很生动有趣。

我儿子在中国的时候，也是一个乖乖仔，就是最常见的那种，称呼我都是叫爸爸，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叫什么名字。

来到加拿大之后，我有了一个英文名字叫PETER。那时我儿子正值上初中。过了一年以后，我就开始发现，他有时候不再叫我爸爸，而是叫我的英文名字。后来，三年高中下来，他更是时常对我直呼其名。对这种称谓的改变，我从来不制止他，更没有批评过他，相反，我很鼓励他。我曾经对我儿子说：你现在长大了，不用太在意叫我爸爸，因为我不希望你永远只把自己放在一个低于“父亲”的“儿子”的位置上，你要首先在意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你叫我“爸爸”，最好只是一种习惯，最多只是一种尊重。

现在我儿子早已大学毕业，工作多年，他在家里的时候通常叫我老爸，在外面的时候，则会根据场合，常常会对我直呼其名，叫我“PETER”，两种称谓我都非常受用，因为那里面没有任何刻意的“等级”的宣示或者暗示，听起来感觉轻松自然。

中国的孩子来到北美，在称谓上的转变是很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

在北美，平等、独立和自由，不是仅仅挂在嘴巴上的空洞的东西，它非常实在。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这种观念和意识，不断积累，而且天天实践。

比如在加拿大的高中，我儿子在校外见到老师，通常叫老师的名字，前面加一个前缀，比如先生或女士。如果是很熟悉的，比较年轻的老师，也可以互相直呼其名。老师听到了，不仅不会不高兴，还会很喜欢。

我儿子在中学和大学的暑期都参加义工活动，更多的是打工。当时我们住在新西敏这个地方，他做义工的机构在我们家附近，是一个以老年人为主的活动中心。七老八十的老爹爹老太太，很喜欢和青少年一起玩耍，高兴起来，都是直呼其名，仿佛也是游戏的一个内容，做义工的孩子，从来没有，也不需要一口一个爷爷奶奶的叫。

在打工的地方，比如麦当劳或者TIM HORTOMS，更是如此，称呼的时候，一定不会在姓氏后面带某某“长”之类的。

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的称谓方式，因为终于有这样一种形式，可以很好的将我与孩子之间，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朋友般的关系定义出来。

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层面上，让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成年的人，都时刻明了，我们自己是“独立”的人，以及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责任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