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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狱中来函：铁肩担道义——纪念敬爱的习仲勋伯伯逝世17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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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4日，是我最敬爱的习仲勋伯伯逝世17周年的日子，我在冤狱中更加怀念他老人家对我的大恩大德，通过家属会见，口述给我弟弟，写下这篇饱融着血泪的纪念文章。
习仲勋
1979年，我考上大学不久，杨静仁伯伯和吕琳阿姨让我去广州看望习仲勋伯伯。那时我才16岁，印象中习伯伯很帅气而慈祥，他一双温暖的大手拉着我去吃饭，像慈父一般使我倍有安全感和依靠感，令我怀念至今。
习伯伯19岁在甘肃发动“两当兵变”，后又和刘志丹、高岗、谢子云等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才20岁出头，他任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武装斗争和边区经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当时，在王明极左的肃反扩大化运动中，他差点被活埋，幸有中央红军的到来，毛泽东及时救了他。所以，后来有人认为是陕北救了中央，而习仲勋坚定地认为是中央救了陕北，显示了他以大局为重，实事求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习仲勋斥责康生丧心病狂
1942年，康生在“抢救”运动中，使用极左手段，逼死了不少人命，习仲勋斥责康生的这种丧心病狂行为荒唐可笑，并进行了坚决的抑制。1947年，康生在土改运动中，无限上纲，残酷斗争，甚至喊出了极左的“油炸地主、火烧地主婆”的口号，习仲勋上书党中央，坚决反对这种不顾事实与界限、无限扩大化的残酷斗争，中央及时制止了这种疯狂行为。
康生
建国初期，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期间，为平定西北少数民族的武装叛乱，作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深受少数民族群众的热爱和衷心拥戴。五十年代初，习仲勋奉调进京，先后出任政务院秘书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并分管民族工作，协助周恩来总理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在分管民族工作期间，他尤其注重团结少数民族，深受少数民族宗教领袖和各界群众的拥护。
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初，他的那位老战友落难时，众叛亲离，落井下石的人不少，唯独习仲勋不计个人得失，登门安慰规劝他，这也许是他的这位老战友在天之灵的唯一安慰，充分体现了习仲勋绝不趋炎附势的高尚人品。我尤为敬佩习伯伯这种难能可贵的人品。
1962年，习仲勋伯伯因为给小说《刘志丹》写了序，被康生无限上纲并诬陷，怀恨在心的康生欲置其于死地，幸有周恩来总理的极力保护，他才幸免于难。但因此蒙冤被关押、批斗、监护长达16年之久，期间他和齐心阿姨及其子女家属因受牵连，吃尽了苦头，尝尽了人间的辛酸和世态炎凉。
七十年代末，他在胡耀邦伯伯的关心下获得平反。主政广东期间，他率先向中央提出建立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特区，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特区经济，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广东沿海，尤其是深圳边防地区，有一些因生活贫困偷渡去香港时被关押的一些人，中央和广东省一些领导主张将这些人判重罪，而习伯伯深入调查研究后，满怀深情地说：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使这些人因生活困难而不顾生命危险地铤而走险偷渡香港，他们也是为了一条活路啊！坚决主张将这些人进行了宽大处理，再一次体现了他老人家的伟大良心。要知道，一个人在一生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保持有一颗伟大的良心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而敬爱的习伯伯一生都坚定不移地做到了这一点。
八十年代初，习伯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紧密配合胡耀邦总书记，做了大量细致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深受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好评。他在书记处分管港澳台工作，指示香港方面的有关负责人要坚决克服以前香港工作“一左二窄”造成的严峻被动局面，要团结香港上、中、下、左、中、右各个方面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统战工作，深受香港各界人士的好评，为争取香港的资金、人才、技术投资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以及香港的顺利回归祖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习仲勋为胡耀邦讲公道话
令我记忆深刻的是，胡耀邦伯伯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有一次曾眼含泪花地深情回忆道：在我遭到一些不正常不公道的非议时，唯独你习伯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为我讲了公道话，难能可贵啊！我知道，不公道地非议他的人中，就有他坚决主张为其先平反的那位高官！对比之下，习仲勋伯伯的这种高贵品格，真是高山仰止，光照日月星辰！
胡耀邦
最令我敬重他老人家的是，八十年代后期，习仲勋伯伯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任上，坚决主张建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制度，尤其是要有一个比较好、可操作的法，把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坚决纳入法律的严格管辖之下，充分体现了他老人家忧国忧民的战略眼光！
九十年代，习仲勋伯伯已退休在深圳，仍然关心特区和国家的建设。期间，我因反抗山西一特大盗墓团伙对我深圳家中的入室抢劫，向有关部门报了案，没想到我却因此蒙冤，而被一审判了比该团伙重要成员还重的二十年重刑！在叫天天不应的情况下，是我最敬爱的习仲勋伯伯和原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叔叔以及原甘肃省政协副秘书长李天昌叔叔，勇于担当，敢于作为，通过原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叔叔为我主持了公道。因为我已被关押了三年，发回重审时，重审法院就以“走私文物罪”判了我三年有期徒刑，而我被抢的李可染、石鲁、李坦克等人的十几幅现价值达几亿人民币的名画和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宝贵文史资料至今下落不明。
事实上，我只是将我从青海省文物商店合法购买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景德镇仿制的中国明永乐时期的一个现代工艺瓷瓶（底上“大明永乐年制”简化字款识，此铁的事实充分说明了此瓶绝非禁止出境的国家文物。）在甘肃兰州卖给了香港朋友叶荣庄，附有青海省文物商店的发票和有关不是文物，可以出境的证明。而叶荣庄后来称把此物带到香港又卖给了他的友人，叶带此物出境我完全不知情，而我却被判了三年莫名其妙的“走私文物罪”！出狱后，我不服此判决拟申诉时，习伯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至察则无徒，水至清则无鱼。人谁不犯错误呢?得饶人处且饶人，娃娃算了，我才作罢。没想到，多年后，康生的孙子康猛（网上可见）在这次诬告陷害我时，让执法人员把此事写进判决书中，以“证明”我有前科而这次应有罪！
习仲勋给了新生命
如果没有习伯伯为我主持公道，我也许早已冤死狱中，也就不可能有我可爱的女儿曹君宸了。完全可以这样讲，是我敬爱的习仲勋伯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也给了我唯一的女儿生命，这种大恩大德，谁也不可能忘记啊！
我从小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喜欢研究世界文明史。以我的笔名曹臣钢及现名曹成钢，在《读者欣赏》及中外有关刊物、报纸上发表多篇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文章，并喜欢中国绘画和书法艺术，酷爱收藏艺术品，因此我被收入《甘肃历代名人录》一书中。
2015年10月24日凌晨，我被康生后人陷害，非法送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看守所时，因心脏刚做了3个支架手术的我病情严重，看守所医生出具了我病情严重，身体状况极差，不宜羁押的医疗证明后，康猛指使该分局副局长彭涛作出违法批示：将曹成钢转往北京市第二看守所继续羁押，奄奄一息的我被戴上了几十斤重的脚镣手铐，被押往北京市第二看守所。康生后人伙同执法人员意图变相杀我灭口的主观故意明显，客观事实清楚！
2015年11月20日，我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非法逮捕时，我坚决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并以性命抗争，鲜血灌满了我的上衣和裤褪，我呼唤着我最敬爱的习仲勋伯伯的名字，并说：司法腐败，正义蒙羞，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啊！我死后，我唯一的女儿才8岁，孤悬上海，令我心碎，习伯伯，我恳求您的在天之灵再护佑我可怜的女儿一次吧！！！可中南海近在咫尺，实却远在天涯！我无助的呼唤，只是招来了该看守所少数无良民警的冷嘲热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记得胡耀邦伯伯曾亲口告诉我，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陷藏很深！“文革”中经康生亲自点名被陷害的人就达603人之多！西方有关学者认为，康生是一个极其阴险狡诈，毫无道德良知的机会主义者！令人费解的是，康生这个恶魔的余孽，其孙康猛现在还能如此疯狂地陷害我！我被陷害入狱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世态炎凉，我方正义的声音噤若寒蝉，我的生命危在旦夕！他们公然对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指示精神，是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践踏国法！
敬爱的习伯伯，我身陷冤狱，没有什么可以纪念您，写上一幅给您的挽联：一生革命、善良正直、克勤克俭为人民、勇于担当，浩气长存满乾坤，功勋卓著；两度蒙冤，初心不改，任劳任怨促改革，敢于作为，精神不死昭日月，高山仰止。
此为我不滞于手，不凝于心，对您的真精神之自然流露也！（本文有删节）
晚侄：曹成钢（笔名：曹臣纲）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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