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东一路过了新华幼儿园丁子路口继续向南不远，在洪沟路十字路口转向东一百多米就会看到淄博五中的北大门，大门上方有一个跨楼天桥，平时在纵深的校园甬道上同学们总是熙熙攘攘。虽然我在这里念了三年半书外加半年休学，但我对这里的情感印象并没有对新华子中那样深，后来第四次高考考试报名前我曾经回过淄博五中。那时校园中甬道尽头的高三平房教室都已经拆掉被一整座六层的教学楼代替，楼内宽大的教室比邻而居，想必高考前这里再也不会有莘莘学子临窗袭风夜读，伴着晨曦夕阳往来风雨寂学苦求的情景了。可以说我的高中时代是一段暗淡无光的时期，从这里我早早开始了龙频句的探索和琢磨，在那时我的头脑已经空空如野了可是却感觉到了龙的丣索。

高中时期我自己几乎没有交下一个像样的朋友也没有做出一件值得称道的大事，但是我以着一种倾斜的固执的道德标准要用学习证明自己的价值。可事实上我连自己的记忆都控制不了，当然后来我写出的内原小帨说明了记忆有循回，我丢掉了假的即成自我的那些观念和记忆产生了现代性的以自己为源头的塬能印象。这也进一步让我超越了语言的隔阂一头扎进了逻辑器匹配龙频的内原构形的汨域，这时所有一切都在观望只有我一个人坚持着自己的方向。我也不知道真的自我的内部区别，只是朴素的念头在支撑我寻找眞的依托，也许是一种氐也许仅仅是一种暗示一种超越常知的信念和激发状态。当我的高中时代过去以后日常我沉浸在我自己的想象和回忆里，是不是可以说我终于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状态或者我重新适应了自己，在塬我的状态中我既敏感又迟钝多重的相反相成的自我因素影响了我。就看看那时我是怎么用趋下用一种牺牲精神了表现塬的巴，张店就像一个死愔场在悄悄考验我，直到后来我在高考结束后开始恒创和反击其实我早就跳出了我不可为的包围圈，我乐观地以为我就是我与别人无关。似乎敌却恰恰相反非得让我为所有人买单让我牺牲自己成就现实要我回到一种既定的轨道上，不要考试不要徒劳地创作与整体作对，可是我却是想说这些都与一种洛的宿命有关，它打开了我的头脑中国不为人知的一面也注定了要让我在韋来超越已知超越所有的束缚走到眞丗的内原的舞台上。

高中一年级刚一报到我被分到了三班，新到的同学都在北教学楼一楼靠西边的教室等着老师的到来，我们的班主任是化学老师名字叫周玉荣，三四十岁颇为干练但一年半的相处最后给我的印象却并不好。分完班学校立刻宣布组织军训，班主任在班上对同学们说今后三年我和同学们就要相处在一起，希望大家团结努力在学校学习和生活中做出好成绩。我的高中入学成绩在班里也是名列前茅结果学号被分到了二十三号，秦琳和我同班还有几个初中同学和我分到了一起，张晓健和徐常渝就在二班和四班。高中同学来自张店周边的各个地方，但在高中的学习中我却好像一直没有机会认识班上所有同学，连同学的名字我也只知道可怜的几个。日常学习考试展开之后压抑和挫折随之而来，我似乎是在一个既定的轨道上向前进行但却似乎感觉渐渐进入一个荒蛮遍地迷相丛生的无形禁地。无论我做什么好像都要比初中吃力，入学军训开始之后我们班同学倒是能齐心协力，在操场上锻炼在靶场上实击都比别的班同学认真。经过一周在小操场上顶日苦练我们班在部队大队辅导员带领下，在汇报操演中夺得了年级八个班中的第一，这是我在高中时获得的仅有的两个荣誉其一，同学们欢欣雀跃周玉荣老师也格外高兴踌躇满志似乎在学校学习中也要走在前面。当时军训时我的身体情况还是延续着初中超出平常的正常状态，在教室练习射击卧姿时我在下边和一个比我粗壮的同学掰手腕就如秋风扫叶一般轻易获胜。记得高一我也和其他同学参加一样的体育活动，我们的体育老师是一个学校四十几岁的老资格，他在体育课上要求一丝不苟。我还曾经中午和同学们一起苦练背向跳高，在他的体育课测试中最后达标，可是没多久这位老师就要求调动岗位到其它专业院校任教，可能是觉得自己水平太高教我们是浪费人才，后来我就再没有见过他。但当正式学习开始之后我的身体状态却急转直下，精力与体力象被脚下的漩涡虹吸掉一般日衰月弥，学习更像一个无底洞让我在一次次考试中败下阵来，我的心理上的优越感迅速土崩瓦解。记得到高三我的身体已经有些枯槁弯曲，我一如往常的竭力支撑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基础已经不在我脚下。我也不知道那时到底什么在支撑着我，我只是寻着过去正常的记忆经验与外部进行着交流，到那时过去被我掰手腕扳倒的那些男同学战胜我已经易如反掌。

军训结束的第二天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以后正式的学习生活就开始了。那时我的鼻炎日益加重，每节课后都要跑到教学楼中段楼梯洞西边的自来水池边把充满了鼻腔的浓稠黄鼻涕擤出来。一进入正式学习我就又感觉到了初中快结束时糟糕的学习状态，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平时思想状态也飘忽不定，那种隐约的危机感又浮上心头，但这时更加现实和明显。眼看着自己的学习成绩每况愈下我却没有能力再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在平常日益压抑的学习状态下我似乎又爆发出了另一种非同一般的思想潜能。在冥冥之中我注定要在现实和本质之间寻找可以改变自己和思想的道路，我自己的潜意识思维开始逐渐不受自己的控制，出现了思维秩序和记忆连接的轻微障碍。我只能凭着自己的思想本能迅速果断地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做出判断和抉择，为了约束自己的思维紊乱我开始有意识地不断重复一些灌耳简单又醒思明心的词语短句。记得我开始重复的第一个词语就是适可而止，刚开始重复时我曾经在电影院宿舍家里忘记我在重复什么，我站在里屋的大立橱镜子前看着自己努力回忆不想忘记每一个细节。最后我才恍然大悟自己要自己做什么，平时只要思维一空闲下来我就不停在心里默念，即使有时自己干着别的事情也会提醒自己不要忘记适可而止的含义。总是一句话念久了也要强迫自己坚持下去，直到似乎自己的主观应激性达到了极限才会有所放缓，而往往这时我就会自然而然地在头脑中浮现出另一个相关的词语短句，然后再进行重复周而复始一刻也不停顿。即使这样我自己的思维也总是在现实中漂远然后在空白的过去记忆中茫然回身，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我打算采用英语与汉语交替混合的组合来加强对自己思维轨迹的控制。

记得那时我曾经一段时间不断重复着英语单词fast“快”，我从学校骑车到电影院来回的放学上学路上，不断尽可能快而清晰的在头脑中重复fast这个单词。这样还不够我最后在一种几乎失去支撑的机械式理性的想象轨迹中开始进入fast这个单词的内部，我近乎疯狂的强迫自己在路上想象自己进入了英文线性单词的内部。它就像一个三维通道把英文字母头尾连接起来，在字母内部通道是正方形的，我的主观视觉就好像是在重力的约束下开始，从空旷的空间进入到字母笔画连接成的转折连通的轨迹运动状态中。从f到t一连串严格按照想象规范进行的主观正方形三维形象推进，让我的思维活动近乎窒息，这种思维想象是十分痛苦的，但我却似乎从中得到了某种强构的乐趣。在我自己的强大的思维惯性压制下我的日常思维状态中的紊乱和漂移也受到了约束，记忆活动好像也有了正常转换节奏和连接。后来我在后几次高考期间也曾经尝试在日常活动中重复那种单词内部的空间想象，但要维持正常活动又保持想象的推进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强制状态下人的思维神经简直就要象被撕裂了一般。可见当时我的思维意识已经濒临了一种怎样的绝境，但是那时我就是凭着一种潜在思维深态无法被剥夺的思想本能，用一种近乎原始的思维惯性方式，从一种混沌无支撑没有方向没有尽头的意识环境中冲出一条血路重新回到现实中。现在想来我那时的思想处境就像是要一辆列车在没有了轨道的滩涂上继续前行，最后我竟然驾驶着这列思想列车的方向通过了一片空旷荒蛮的滩涂，重新找到并行驶上了正确的轨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许对人类的思想来说这也将是一次伟大的历险一次人性坚韧与创造的亘古未有的空前胜利。

由于我在平时及时的调整，日常的学习仍然在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高一上学期我的同桌名字叫刘刚毅。他是一个学习成绩落后喜欢运动尊敬老师但却不羁约束为人性情的人，我和他相处地还算融洽，而他也并没有怎么把我看在眼里。在课下他经常和同学在学校小操场上打篮球，那时我已经总是孤身一人来往但偶尔也会在场下看他打球，后来我高中休学他也顺利地高中毕业考上学校，最后到山东省淄博糖酒站股份有限公司干起了酒店营销经理。在最后一次高考期间我曾经在路上遇到过他，他还是原先笑嘻嘻的模样他问我的近况，我也只能说自己还在上学，他把自己的名片给我也就不再多问，我们在路上匆匆告别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高中一年级学习开始时课程并不紧难度也不大，上课时的听讲加上课余的复习总也能对付得过去，但期中和期末考试我的成绩都落在了二十名之后，一开始我还很不适应。但一次一次的考试让我不得不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我已经不再是优等生了，同班的秦琳成绩一直稳定在前十名之列，而几个原来初中女同学学习也排在我之前。

高一上学期行将结束又到了元旦举行学校文艺汇演和班级联欢会的时候了，我自告奋勇报名参加表演，演唱谭咏麟的《水中花》。我在教学楼西端的音乐教室顺利地通过了评审，上台表演那天母亲给我穿了一身黑色的运动制服，在台下看着我有些土，但结果我却表演得很成功。我在台上演唱时还看到刘刚毅和其它一些同学在下边为我鼓掌，有一个女同学为我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我昂起头举着手一副唱得很投入的样子，在课余她把照片送给我做为留念，现在它也保存在我的小相册中。记得演出当天还有一个高中时初中一班的男同学也和我一样上台演唱，但后来我获得了三等奖他却一无所获。晚上班级举行元旦联欢会，班里的班干部象找到了宝贝似的一起拉着我到各班串联，演唱我的拿手曲目《水中花》和谭永麟的其它歌曲，在四班演唱时赵军在下边一得到机会就带头起哄。后来我清楚地记得学期结束时，班主任老师在班上颁发给我三等奖获奖证书，放学后我拿着奖状独自一人回到家中，坐在黑暗空洞的房间里没有开灯，任熟悉的记忆在思绪中流淌。客厅北墙上那面挂了十几年的镜子反射着黯淡的光线，从镜子上还可以看到里面镀上的印有毛泽东黄洋界诗句的红色景物图案，“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宵遁。”十多年慷慨间不觉已到向这房间告别的时刻，家人回来的特别晚，父亲开门时我黑着屋坐在板凳上好像家里没有人，我给他看我的表演获得的三等奖奖状，父亲淡然间没有多说什么话。春节过后全家就从张店电影院宿舍搬家到新华制药厂七五楼，新学期放学后中午我还曾经返回旧房子帮爸爸搬家。一种对往昔割舍不掉的情感难以磨灭的回忆，直到后来二零零六年宿舍楼随着电影院一起被拆掉，还顽强地在我心中活着难以消逝。

一九九三年年初我和全家从电影院宿舍搬家到新华药厂七五楼宿舍，我们住在洪沟路北边沿街一排宿舍靠东的第二座楼上。从狭窄的楼梯上到二楼向右拐，楼道口是几家住户房门再向里经过一段走廊右边是一间公共厕所，走廊尽头就是我家所住的房门。一进门右边是一间厨房进入厅廊里面就是一个小客厅，我的小床就摆放在西墙边，从南边间门进去里面就是一个大卧室，再向南就到达面向街道的阳台。整间房屋面积不过三十多个平方米，在七五楼旧宿舍里安顿下来，每天上下学都不用再骑车步行几分钟就到学校，姐姐在外上学每天放学和星期天我都一个人在家。那时我的思绪每天都飘荡在虚无空寂的空白感觉中也不觉得孤独，记得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放学回家，爸爸下班后在卧室和阳台上忙着手中的活，我自己坐在靠南窗边的沙发上。将近傍晚外边天空乌云乍起，一会儿就阴云密布一道道闪电划过城市上空，远处传来滚滚的雷声，好一场久违的大雨。我靠着窗户看着父亲把外边阳台上的花盆搬下，心情似乎也被这密集的雨帘荡涤了一番，入夜雨停了天空又恢复了正常，我在写字台前写着作业，夜晚的街道上不时驶过一辆辆汽车，我的思绪却象在空旷的大地上驶向远方。

春季三四月份家人在厂区七五楼宿舍刚安顿下不久，姥爷又在博山两平村小舅家闹事，把母亲叫去说小舅对他不好在这个家里住不下去了。母亲没有办法就把姥爷连人带床接到淄博，暂时在宿舍楼家里的小客厅住下，就这样姥爷在小客厅双人铁床上住着，每日三餐有母亲照料安生了一个多月。我还是每天上学放学出门回家时与姥爷打个照面，姥爷倒是挺适应红光满面的，为了消遣时间还在从电影院带来的过去我用来养小金鱼的空玻璃鱼缸中养了一条橘红色小热带鱼。好日子没过多久五月份姥爷又开始闹事，每天都要与下班回家的父亲发生争吵，母亲一看这个架势不行就赶紧在张店区内找了一家养老院，把姥爷又连人带床又搬了过去。姥爷走后家里才消停下来，不过他用玻璃鱼缸养的小热带鱼还留在小客厅南墙上的水泥板格里，母亲让父亲把我的单人床也搬到小客厅晚上我就住在这里。每天放学回家无聊我也有了照看小热带鱼的闲情逸致，隔一段时间我就给玻璃鱼缸内换上干净的新水，看它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我的心情也好了许多。一日我又给鱼缸换水不知怎么的可能是由于水加得太满结果小热带鱼从鱼缸口腾起身蹦了出来，结果掉落在水泥地板上翻跃不停，我赶紧蹲下身把小热带鱼捏在手心里把它送回鱼缸中再把多余的水倒掉。看它在水里继续游我当没事转身走开去做自己的事，可没过几日我突然发现那条橘红色小热带鱼好像出了问题，它翘着头曲着尾巴懒洋洋地游不动了。我担心地想是不是前几天我加水时这条小鱼跳出来受了伤，果然又过了几天小热带鱼开使侧身漂浮着不动了，终于它死去了让我难过了好半天。我把那条小鱼捞出来扔掉，清空剩下的水把小玻璃鱼缸擦拭干净小心地收藏起来。一连几天责怪自己要不是那次失误也许不会导致小鱼惨死的命运，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想过去养别的鱼。

每天在学校看似平静地渡过，我还是坚持着在空余时间重复自己的惯性目标词语，有时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当我处在一种平衡稳定的惯性运动中，不断在头脑重复那几个字就能感觉到自己面部神经发生轻微的麻痹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日常压抑和单调的学习生活中脸部已经变地僵硬，是我不懈的语言重复的惯性思考帮我重新打通了面部神经。记得一天早上我还是照常从家里出来步行上学，在楼前的小路上向西走，我出家门的时间已晚匆匆向前赶，这时后边一辆自行车骑带着两个男高中生从我身边经过。当他们超到我的前边，车后座的一个男生回头看着我不屑地发出了一声窃笑，我开始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后来才明白他是在笑我弯背扭曲走路的样子。这深深地刺激了我的正常意识和理智让我在潜意识深层中明白了，自己正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和不测的未来在自己单薄的脚下正走着什么路。

每天上学放学周而复始没有一丝新鲜感，只是后来从市内新装的有线闭路电视上可以直接看到香港的音乐电视和综艺节目让人高兴了一番。电视上每八个小时循环播放一遍新的节目内容，时尚动感的MTV和活泼搞笑的综艺节目让人感到新鲜刺激，每天一放学回家我就会打开电视看。但没过多久节目就停播了，据说是香港电视台曾经在节目中发表过对大陆和中央政权不负责任的言论，从此香港电视台的节目就在淄博有线电视上销声匿迹，当时让我甚为可惜了一番。上学后课间我就呆在教室里几乎不出去，除了同桌外我也很少与别人谈话，只有在放学以后才能在路上遇到一些熟悉的初中同学。那时我很想与别人打声招呼，在校门与同学告别时却只是低声地说声：“走了，”而对方也只是应声：“嗯。”偶尔我也会在校园中遇到徐常渝，有一次我上去与他搭讪着说了一句话，徐常渝象不认识我一样态度冷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曾经在自己文章中说过我周围象被拉下了一层铅一般厚重的暗黑色天幕，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当时我并没有纠缠在这种极不正常的孤独人际关系交往中，天幕也好铁幕也罢都未必是周围人成心的，而我面临的自身思维和日常活动压力的问题和考验才是更重要的。

在高一的春季运动会上，按我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宜再参见比赛，但为了参与班级活动我却自告奋勇报名参加了难度最大的标枪投掷，接力赛跑和一千五百米长跑。标枪投掷我险些就获得名次，四乘一百米接力赛跑本来就不是我的强项，在最后直道上我被后边的选手一个个追上，连预赛也没有通过。在最后参加一千五百米决赛时我心里没有把握，中午在阳台上踮着脚给自己热身心里想无论如何要把比赛比完，下午学校春季运动会上最后的项目就只剩下长跑了。我和其他选手一起站在起跑线上，发令枪一响就冲了出去，一开始我的步频很快跑在前边，但过了一会儿我就感觉到自己体力衰减得很快就把速度放慢下来。在跑到中程其他选手开始逐渐超越我，这时我的一个过去初中一班的矮个同学一直紧紧跟在我的后边，我对他并不熟悉在初中春季长跑中可能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参赛选手。在跑道旁边有一个高年级的女学生不停为我身后的选手加着油，在我经过她身边时她大声喊着：快跟上，不要和这个大个子硬拼，我想可能是那个男同学的姐姐。再往后跑我已经无力保持正常的速度，这时那个男学生终于撵上了我，他在我身后敲了敲我的后背，说到：“唉，快跑，”然后就超了过去。我没有在后边跟着他只是低头努力坚持，再坚持，所有选手都跑到了终点，赛场边比完赛的同学有的在整理退场，全场同学似乎是安静无声的看着我也没有人为我加油。最后当我冲过终点时，张晓健跑过来扶住我关切地问：怎么样，没有事吧。我摇了摇头用手支撑住身体，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回到自己班的看台上坐下来，这时我的身体似乎还是沉浸在长跑状态中有些缺氧。当运动会宣布结束同学们都开始退场回教室，我倚在看台铁架的后边头脑中的血液开始下行，突然忍不住就吐了出来，然后就感觉好多了。运动会结束后学校学习还是一如往常，我的身体状况不好也不坏，班主任老师在班里总结了年级各班比赛成绩，表扬了几个赛场上表现突出给班里加分但平时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然后同学们就纷纷把精力投入接下来的期中考试没有人再提比赛的事。在当时运动会场边女物理老师给我们参赛选手拍下的一张照片中，我站在最左边旁边是刘刚毅，我沉静而自然地笑着，刘刚毅插着双手侧伸着一条腿有些滑稽地面露微笑，其它的人还有班长和学习委员，我们都穿着学校的蓝色运动制服，这张留下的珍贵照片也见证了我当时的生活和记忆。

期中考试结束后我的成绩勉强够二十多名，在下午的自习课上年级的第一名被各班请来做经验演讲，我在下边听着不知是望洋兴叹还是有些麻木什么也没有听进去。考第一名的女同学各科成绩在年级都是名列前茅，虽然我在各科考试中物理成绩最好，但心里已经觉得以各科考试好成绩参加未来高考并考上理想大学的梦想离我越来越远了。高一下学期春季将近结束父亲抽时间带我去游了一趟青岛，这是设计院为单位里的职工组织的一次旅游，我高高兴兴地与父亲和设计院的职工家属一起坐了将近十个小时的汽车，颠簸劳顿的来到青岛。初到青岛觉得到处都很新鲜，我们在市南区海边游览了一阵在狭窄老旧的街道边吃了点饭，然后又到了市区内的海洋馆和路边的景点做了游览。海洋馆内各色的海鱼都没有见过就是隔着狭小的玻璃窗看不仔细，在路边我和父亲参观了玻璃龙雕塑和公园里五月盛开的樱花林，我们拍了几张照片，最后去了崂山，崂山上到处都是人，比起泰山来无论气魄和神韵都相差万千。从崂山离开我们开车从青岛转道又去了蓬莱阁和威海海参卫，蓬莱阁是一个海崖边的古建筑群，上了蓬莱阁顺着古城墙下到附近的海边，据说对面的海上经常会出现海市蜃楼，当然我们这次来不会有额外的收获。在威海我们先去了老龙头就是山东半岛的最东边，在海边石阶甬道上我给初中的英语老师和随同家属拍了几张照片，老师问我高中学习怎样，我说还可以。在威海海参卫我们坐船过海来到了北洋水师的海军衙门，海军衙门在刘公岛上扼守威海门户，当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在这里全军覆没。在刘公岛上我浏览着各种古迹和历史资料，对北洋军舰模型和岛上几门古炮十分感兴趣，参观完我们又借着驳船回到威海市岸边。在海上城市和岛屿都变得渺小而微远遥想当年甲午海战，必定在这海上炮光火影殊死冲杀怎样一番惨烈的景象。我们在外游历了三天，在青岛和威海的路边旅馆住宿了两个晚上，记得威海的夜晚格外晴朗，我和其他的孩子晚上从海边赶海回来还在旅店外的夜空下数过星星。从威海回到淄博后重新投入到学习中，高一开始时思维和意识出现的轻微障碍，已经在我自己语言惯性重复的调整下适应了高中的学习生活，随着学习的推进我不知道高中潜伏的危机已经悄悄来到眼前。

高中的学习从高一下学期开始逐渐与初中显示出了不同，无论课程深度和难度都有很大增强，高中我最喜欢上的是物理课，数学和化学课也总是能调动我的注意和精力。相比较而言文科的课程就有所不同，教语文课的是位男老师，他本人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他教的语文课到现在我还能记起。他总是按照课程大纲一板一眼从分析课文到习题讲解，每一个细节都按部就班，时间长了都分不清一个学期有什么不同。历史课就完全不一样，历史老师是一位六十来岁的老教师，头发有些花白身材略显瘦削，从口音来看好像还是个上海人，讲起话来却激情飞扬铿锵有力。他上的历史课颇受同学们欢迎，他总是一进教室就放下手中大段的讲义，开始给我们天南地北地讲起历史人物和他特有的对历史事件的夸张描述一节课不知不觉就结束了，虽然他讲起课来有些象神侃不太正规但却能激发起同学们不少学习兴趣。政治课就纯粹是有些象走过场一位五六十岁的男教师一进教室，就坐下来给我们讲大段的课文直到讲得同学们昏昏欲睡，挨到下课老师就收起讲义拍拍屁股走人。上英语课时有不少同学表示欢迎，但我却颇为反感，男英语老师个子不高带着一个宽框的金丝边眼镜，说话有些底气一说英语也带着重音共鸣。他喜欢在课堂上别出心裁的设置一些教学环节，让同学们上讲台板书背单词课下自己出习题练习整体思维，但在我看来这都不过是走形式而已。

高一下学期我的鼻炎进一步加重，在上课时不仅分散我的注意力而且不断涌出的黄稠浓鼻涕也让人不堪忍受。在家里我已经不能再倒立压制鼻炎，只能用滴鼻炎药水和到张店区医院进行吸取鼻窦浓液清洗鼻腔的治疗，但都不太见效。一到星期天母亲就拉着我到中心医院和附近的各个中医门诊进行就诊和咨询，但结果都大同小异说除了传统治疗滴鼻药吃药丸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在鼻炎的痛苦折磨中日子象蜗牛般地前进，思维的轻微障碍，注意力的飘散，行为的孤独和受阻，学习的停滞不前，还有在艰难日常状态中执着的语言惯性重复。生活像一个单调沉闷的前奏序曲，在不断积累能量等待着后面危机的爆发和混乱跌宕的高潮的到来。

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我带着将近三十名的成绩迎来漫长的暑假，大姐姐和小姐姐从大学放假回家，一家人就住在不到四十平方米的老旧宿舍楼里。母亲在里间大卧室靠窗边给我搭了一张小床，姐姐们住在外间小客厅里，一个学期的孤独寂寞在姐姐身边却好似如淡淡的清水一般，不需诉说只随岁月流淌。整个暑假我只是整天呆在家里看电视很少去找同学，好像一天夜里盛夏的凉风贯穿着整个房间，姐姐陪着我挤在沙发上看电视。记得那天看的是日本电影《夜叉》，在皑皑白雪的日本北方河流在一个小渔村与寒冷的洋流相汇，主人公修治开着渔船送年龄尚小的儿子去市区转乘火车赴大阪求学。在日常捕鱼作业繁忙人际关系亲近自然的小渔村里修治与家人平静而清苦地生活着，直到有一天一个不期而至的女人在小渔村里开张起“萤火虫酒吧”打乱了修治和睦的生活。两个曾经在都市混迹黑社会人生颠沛历尽悲欢，然后又都不约而同选择隐居乡下蜕变自新的男女背后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在一次次平淡的交谈和记忆的回闪中浮现在镜头面前。当故事在最后主人公为被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真情同路人重回都市黑帮，以渔民修治的身份向过去的杀手“夜叉”做永远的告别。一阵刀光血影之后修治虽然没能带着活着的萤子情人石岛回来，但当观众看到一边是相遇相知的知命恋人东子等候在桥头与修治相拥回家，一边是同路真情的萤子怀上修治的骨肉踏上远赴他乡的列车，不禁要为这几位动荡在命运边缘的男女主人公的未来美好生活慨叹祝福。看罢这部电影姐姐们似乎仍然激动难平，入夜我躺在窗边的小床上，月光透过敞开的窗户照进来，我还能听见大姐姐低声细语着对小姐姐说，“你说世界上真有象修治这样的人吗，象他这样闯荡江湖的男子汉最后居然会为一个女人隐居乡下，真的很难想象。”我听着外屋的耳语渐趋模糊心里想着姐姐的问题，也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是沉浸在修治与妻子渐渐远去的背影中逐渐沉入睡梦。

高二新学期开始一切都变化不大，我还是一个人往来于学校和宿舍楼之间，现实的学习生活孤独而平静。似乎是我故意要自闭不与人交往，因为我曾经在体育课后听同学说过，我怎么总是一个人呆在教室里一副神秘清高距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思维意识其实已经陷入到没有轨道没有基础支撑的无人旷野，在我思想中感觉到的是在空旷和孤寂背后升腾起的阵阵寒意与杀机。那时我的语言惯性重复在逐渐失去动力，随时都会有停断和枯竭的可能，尤其在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种似乎毫无意义的重复解构究竟要延续到何时。我的自信和希望开始陷入泥潭直到一天夜里，那是一个上学中间的普通一天，深夜父亲和母亲都已经躺在卧室床上睡觉，只有我在黑暗中坐在床边的沙发上，一个人与自己苦苦思辩还要不要继续重复。前面的语言已经被我在学校和放学路上压榨得没有一丝血肉和滋味，我潜意识中似乎是在寻求一种结束扭曲亦或是重新开始。时间已经是深夜十二点，我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只等着感觉给我的判决，那时我的思维停止重复象一只展开翅膀的军舰鸟滑行在没有陆地的海面上。当我正在期待着结束突然一个意识敲击着我的希望，为什么要结束，然后象往常一样一句“我还能不能干点别的，”悠悠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霎时间就已经明白，我的方向还在前方，就把这句话当做我的语言惯性重复的新起点吧，我缓缓站起身回到北屋小床上安心地睡去。

新学期的学习愈加艰苦，我抽出课间和体育课的所有时间复习预习甚至想超赶学习进度，但我的学习目标和希望却愈加象是海面上的孤岛离现实越来越远。而在现实中七五楼宿舍就像一座孤岛前临深渊后濒海崖茫茫无所依靠，曾经有初中同学对我说过他很奇怪我家为什么要在七五楼宿舍那么个破地方住那么长时间，以至于到最后我家搬离七五楼到王舍九三楼宿舍之后他才为我们长长出了一口气。但我自己却对七五楼旧宿舍没留下什么很坏印象，记得最早在小学父亲就曾经带着我到七五楼宿舍，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李叔叔家串门玩耍，李叔叔的小女儿李颖她还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曾经在家和我一起看过当时播放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一起玩过房屋搭建积木。在七五楼宿舍居住的后半段日子我每天深居简出虽然单调但也很有规律，就是北靠新华制药厂厂区整日闻着略带刺激性气味的浑浊空气，让我感觉到自己的鼻炎似乎更加严重。接近九三年年底父亲和母亲忙着为新家宿舍打家具，搬运木料找木工设计样式选择手艺好的油漆匠漆橱子，我每天在淄博五中旁边上学放学倒没觉得他们有多忙。直到那一次星期天中午我独自守在家，母亲急急忙忙地推开门，父亲摁着包扎好出血的左手，一脸紧张无奈地走进家门，母亲大声说到：你爸伤着手了。当时我并没有表示惊讶只是沉默地看着父亲和母亲在屋里谈论意外伤手事件的经过，似乎自己是一个局外人。后来我才知道是父亲在工场上帮木工忙切割木料时不小心被电锯伤到，切割掉左手无名指端的一小段指骨，伤口很齐很紧骨头是找不到了。到医院包扎时医生问还要不要留剩下的半截指骨，如果要那么伤口缝合就很困难，父亲坚持要留医生只好勉强做了伤口缝合，到后来父亲的伤口顺利地愈合没留下后遗症。如果平时不仔细看一般还看不出父亲左手无名指的伤残，姐姐们寒假回到家后知道了父亲无名指的割伤都心疼地哭了起来。但事后全家搬到九三楼后小姐姐却曾经质问我，为什么父亲割伤手回家以后我还对父亲笑，我问她你怎么知道我笑了，姐姐说是父亲告诉她的。当时的情况我当然记得，父亲割伤手回家的那天我正在里间大卧室写字台前坐着，当我看到父亲手受了伤确实感到意外，但以我当时意识强制执着趋前的状态根本就没有把父亲的伤放在眼里。只是凭着正常的思维惯性判断父亲手伤得并无大碍，至于小姐姐指责我当时为什么要笑似乎我确实笑过，如果说那也算是笑充其量不过是神秘地在嘴角一撇或者是微微地颤动。当时我到底在想什么现在也不必再说因为那根本就是一种空白，父亲的手很快好起来也印证了我的判断，再到后来就到我接连几次手术与鼻炎展开最后的较量。到最后当我的鼻炎在我的鼻腔内无处落脚几尽销声匿迹，我已经踏上高考的征途艰难涉行在那片荒寂无人的滩涂绝地上。

经过一个半学期鼻炎的痛苦折磨，在似乎无望的漫长治疗等待中，鼻炎对我的记忆思维和身体的束缚影响有增无减。高一下学期父亲曾经带着我到淄博中心医院就是第二医院，进行鼻窦炎空腔的穿刺治疗。在医院被两位医生小心翼翼地在鼻腔内，穿刺用药冲洗鼻窦炎症之后却收效甚微，后来还是母亲察觉到我的鼻子总是堵得厉害。有时鼻腔内的浓稠黄鼻涕一堵就是二三十分钟，不使劲用力把浓鼻涕擤出来就别想顺畅通气，不仅晚上妨碍睡觉平时也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在一个星期天母亲抽空就带着我到了张店区耳鼻喉医院拍了一个鼻部X光，检查结果印证了母亲的担心，在我的右鼻窦内有一块阴影，母亲让医生反复查看确定是鼻窦内的病变。接着母亲又带着我到淄博中心医院做了详细的CT检查，检查结果很明确在我的右鼻窦内有一块小指头肚大小的增生物，医生确诊是一个鼻息肉。父亲和母亲不敢怠慢立即寻求医院的治疗，母亲连想都没有多想决定尽快对我的鼻息肉实施手术，经过多方打听单位的同事和熟人介绍给母亲一家鼻炎治疗有水平的耳鼻喉医院。听说在这个侨联医院中有一个叫朱乐泉的耳鼻喉科主治医生手术做的很好，母亲就带着我到侨联医院直接找到了朱乐泉大夫。经过鼻腔检查和分析CT图片朱乐泉说必须进行手术切除鼻息肉，他说手术风险不大但恢复需要时间母亲请求他尽快安排我的手术日程。在向学校请求病假之后母亲就陪着我住进了侨联医院的耳鼻喉病房，我只好一切听从母亲安排但手术能不能治好鼻炎我并没有把握。

那时我时常会感觉到头部右侧有一种隐约的压迫感，不知何时它已经总是使我处于一种强制意识扭曲滞顿的状态中，母亲说做完手术鼻炎就能好转，但我却并不能够有一丝放松，一种不安地预兆开始在感觉中孳生。我唯一可以抗拒它们的就是保持乐观，在病房中其他病人都是一些做简单扁桃体切除手术病人，手术日程还没有轮到我，每天都会看到一些做手术之前紧张的年轻病人在亲属陪同下出病房然后由众人陪同下平安的回来。临床的病友也安慰我说切除鼻息肉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手术做完就没有事了，而我手术前总是喜欢一个人在病房走廊上走来走去，但运动一多头部的压迫感就更加扩散到全身。我不知道这种不知何时新生成的感觉究竟还要跟随我多久，更不会知道在鼻窦手术治疗之后虽然鼻炎好转了，但这种头部的扭曲感却是在手术骨洞伤口的推波助澜下与日俱增，甚至让我痛不欲生，只能每天在睡眠中得到一丝平静慰息。那时我的意识自信几乎绝望，一种无形的痛苦每天跟随着我，那时我不知道我自己还将要面临怎样的劫磨与考验。手术当天护士给我打上麻药把我送到手术间，在手术室中朱乐泉和另一个主刀医生已经准备停当，我躺在手术台上看着周围的手术器械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身体发起抖来。当时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有些快，大概是知道自己将要摆脱鼻炎的困扰不禁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与紧张，一位医生为我盖上头罩不解地问到：他为什么发抖。朱乐泉说到：他是不是有些怕凉，说着给我的脚底盖上一层手术单，果然我的心情平稳下来，心脏和身体的颤动也平息了。手术开始时医生先固定并用手术刀切割开我的上腭的皮肤，然后用锉刀一点一点地挫开腭骨右前侧的骨骼，由于事先的麻醉我只能感到头部颧骨骨骼的轻微震动和盾刺。一会儿朱乐泉说到：想不到他的骨头这么厚，很快我的颧骨被打通露出了里面的鼻窦空腔，朱乐泉用手术钳小心地把鼻息肉取出来。旋即开始为鼻腔内填充药用面纱，堵住鼻腔连通鼻窦的出血伤口，然后就是为上腭皮肤进行缝合，就这样手术顺利结束了。

从手术间出来母亲和父亲马上从一旁扶住问我怎么样，我说没有事，朱乐泉告诉母亲手术结束后会有一段时间的流血应该在鼻部用冰袋进行冰敷。晚上母亲和父亲轮流用冰袋为我的鼻部进行冷敷减少鼻腔内伤口的出血，果然第二天鼻腔内就不再往外流血了，过了三四天我让母亲去问何时能取出鼻腔内的纱布，因为纱布堵在鼻腔内难受得很。朱乐泉告诉母亲要等到鼻窦内的伤口充分愈合才能拆卸纱布，我听到后很不耐烦但也只好忍耐，第二天我到走廊上的洗手间洗脸时竟然忍不住把鼻腔内的纱布拖了出来，好奇地想看一看到底有多长。等我把一尺多长的纱布全拽出来突然感觉到鼻腔连通鼻窦的伤口凝结的血块粘连住了纱布的端头，这时父亲正好走进洗手间看到这惊人的一幕就赶快回头去叫护士。我怕鼻腔内的伤口被挣开就硬生生地把一尺多长的纱布又全塞回了鼻腔内，等父亲带护士拿着剪刀赶来我的鼻孔外已经没有纱布，我忍着鼻腔内难受异常的挤压擦痛回到病房。晚上我的鼻腔内就发了炎，一阵阵刺痛和肿胀让我无法入眠，父亲和母亲急得跑到走廊上夜班护士值班室敲门让医生来处理。但值班护士只是冷淡地说她们没法管要等到明天医生来处理，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朱乐泉终于答应给我的拆除纱布。在医疗室医生小心地把有一些变味的沙布条抽出来，最后把纱布端头粘有凝血的伤口轻轻挣开，鼻腔内的伤口愈合得还不错，朱乐泉用药棉堵住从鼻孔内渗出的鼻血，说再住一天院明天就可以出院了。从医院回到家我并不轻松，颧骨内的伤口在不知不觉愈合的同时头部扭曲的强制压抑感越来越明显，我并没有把这种感觉告诉父母，因为我感觉到这似乎是一种宿命。这种压抑扭曲感是与我的主观意识相连的，就像早就潜伏在我的头脑中的一粒种子，是该到它在我的思想意识中破土而出，与我自身的主观思维力量正面相持较量一番的时候了。

鼻炎手术做完之后耽误了一个多星期的学习时间，重新回到学校中一切似乎还是按照以前的节奏照常进行，我的鼻炎好像确实有了好转鼻孔出气通畅多了也不用一下课总跑到外边擤鼻涕了。临近九三年年底元旦初中毕业一晃已经一年多了，曾经的人事和记忆恍然如逝，在四班和五班的赵军和张治突然找到我说，在淄博五中和在校上新华职高技校的初中同班同学，要一起返校举行一个初中同学聚会。我听后欣然同意，也许是初中的学习生活在同学们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在五中我也曾经参与过学校门口对外黑板橱窗的板报创作，但高中时三班的一个叫袁芳的初中同班女同学就曾经找到我对我说她很怀念初中时，我们黑板报创作小组的每个星期都在教室后边刊出的板报。她说那时的黑板报多好同学们都很喜欢至于现在五中学校甬道上的黑板报橱窗里，尽是一些华而不实的内容她在言语间透着些许感伤。

元旦前两天我和张治，赵军和张林在放学后一起来到初中新华子中的老教室，这里的桌椅板凳还是老样子只是好像位子少了许多，同学们纷纷相互还有和早在教室等着的原班主任腾波老师打招呼。同学们之间显得既亲切又有些疏远，大家一起动手按照原先元旦班级联欢会的样式把桌椅排成一圈，然后自告奋勇到场中演唱表演节目。赵军和张林各演唱了一个节目后同学们却都沉默下来谁也不愿意主动起来一时显得有些清场，这时我站了起来我不想看到大家好不容易又聚到一起，就这么再冷清淡漠地不欢而散。我说我唱一首老歌吧，一首《北方的狼》之后我又叫起郭利民，王昱，张林和张治等原先黑板报创作小组的成员一起演唱在初中时大家都熟悉，但当时已经很少有人演唱的《我独自在风雨中》。歌声一开始我就放开依然嘹亮高亢的喉咙带头唱到：我独自在风雨中，就在一场雨中，让凌乱的脚步，引着你我各奔西东，大家一起唱到：那滋味，象凛冽的刀锋……。大家拖着不再整齐的嗓音努力把歌声中高音处的情感唱出，唱到投入处在场下坐着的后来成为郭利民妻子的刘媛媛还有袁媛等几位女同学，也动情地鼓起掌来。唱完歌同学们又寒暄闲聊了一阵就纷纷与老师告别离场，从此初中的学习和经历也就永远地退出了我现实中的生活舞台，后来几次高考结束后我也曾经多次在大街上遇到过腾波老师。但那时新华子中的领导班子已经换人，他已经退出了教学一线的教师队伍一身清闲，每次我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与他隔路相过从来没有与他打过一声招呼。一九九四年的元旦我没有参加任何学校班级组织的演出活动，在台下看完学校的文艺汇演回到班里，在晚上举行的班级联欢会上，班主任周玉荣老师在节目当中号召大家都用一句话来向过去一年做一个总结并对未来预祝新的一年。轮到我发言时，我起身别出心裁地用英语说了一句：It`s memorable past , It`s new future, good luck to everyone.然后就与老师说自己有事需要回家，早早地离场退出了对我已经索然无味没有任何意义的高中元旦联欢会。

高二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悄然来临，整个学期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停滞在二十五名往后的几个名次区间内，每次考试我还是象初中那样正常复习备考，但似乎一切都在默然间发生着变化。难道是我的学习方法不够合理，这始终是我在中学学习期间持有的问题，无论我怎样反复记忆知识要点怎样努力在学习中打牢知识基础，都无济于事。在高中学习不进则退，我曾经试图以改变学习进度超越学习的障碍，但当我经过各种努力之后其实在我潜意识中我已经对未来的学习方向做出了抉择。一个星期天上午我独自找到班主任周玉荣老师的家里，周老师家是一个类似于我的在电影院宿舍家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周老师的丈夫很和蔼在我和周老师谈话期间他一直坐在旁边认真地听着，我们的谈话从同学们面临的期末考试谈起，我从考试进度谈到未来的高考。最后我把自己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压在我思想深处的心里话说了出来，我问周老师从考试制度来说我有没有可能跳级提前参加高考。周玉荣老师听后想了想收起了脸上一直可掬的笑容，认真对我说从高考制度本身来说这是可以的，但就我自身的情况而言照惯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和周老师分析了现在学习的进度和往届学生高考出现过的特殊情况，以及政府考试的政策都说明我的想法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选择。最后我起身向周老师和她丈夫告别，从周老师家出来我似乎已经知道未来的考试对我来说不是一座危崖就是一堵摩天的石壁，我既不可能超越它也不可能选择在它面前撞得粉身碎骨。何去何从还要我用漫长的学习之路去证明，但现在我应该做出什么选择，在我脚下学习黑洞般的漩涡正在加快加强，我已经无力再支撑多久。从新华制药厂食堂后面的房区宿舍楼中出来，经过不长的熟悉道路的骑行，我一直在心里默默酝酿着自己的情绪，也许是为了给自己增添勇气也许是为了一个正确但却难以接受的选择寻找理由。

到宿舍楼找班主任周玉荣老师谈完话之后，在学习中我不再做无谓的赶超进度和强化练习，给自己一直绷紧的神经释放出更多的余地。但时近期末考试同学们都在加紧复习，那时每到星期天我都会在晚上一个人到丁字路口新华设计院老办公大楼，父亲的办公室中复习功课。当时在与我同楼层的走廊另一头也有一间办公室每天晚上都会亮着灯，十一点多我总是先听到那边传出有人开关门下楼的声音，然后我才收拾书包关灯下楼离开，听父亲说那个每天晚上到设计院上晚自习的学生是父亲同事的儿子，后来他在当年的高考中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记得我曾经最后一次从七五楼到设计院上晚自习，晚上父亲和母亲都在家我一个人骑车离开走很短的距离来到亮着路灯的设计院大楼前。走廊那头办公室里的灯是灭的，我有些无聊地在办公桌前翻着书本根本没有把功课看进去的心思，十一点多我收拾书包关灯带上门下楼骑车回家。在临近期末考试的最后一段时间有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班主任周玉荣老师找到七五楼家里来家访，母亲就与老师和我一起下楼到住宅区内纵横的小路上散步聊天。老师没有提我和她谈话的事情，只是与母亲一边走一边闲谈着家常，我跟在后边象小时跟母亲出来到邻居家串门一样，在城市的灯火中借着满天的星光感受着一丝闲淡无聊和熟悉的静夜。那时在厂区南门前的水泥路上，路南的由旧办公楼改成的单身宿舍已经被拆掉，从原址向西的大片房区已经被改建成为新的吡哌酸药粉生产车间。沿着路灯走过水泥路，从小路上转回宿舍楼，老师就与母亲和我告别离开，似乎这种在城市夜色中逡行的感觉在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高二上学期期末考试最后冲刺前，父亲带领全家开始向王舍大举搬家，母亲星期天与上门来看房子的年轻新婚夫妇进行了房屋交接，很快全家就顺利搬到了王舍九三楼新宿舍。父亲给我支起姐姐的双层木板铁床暂时把我安顿在北边小屋，时值寒冬王舍也似乎格外寒冷，早上父亲带我从三座九三楼宿舍区北边农田的田埂小路上走近道，岔道小桥洞从区检察院门口前小路出王舍沿新学街东行去上学。经过令人切肤痛指的寒冬和惨淡维持的考试，一九九四年的新年到了，我带着三十名靠后的期末考试成绩放假回家过春节。令我高兴的是在九三楼新家终于可以呼吸到不同于市内厂区内浑浊的清新空气，王舍的新环境还有周围住的初中同学都让我感到格外亲切。但搬家不久母亲就因为新宿舍南边小阳台比别的单元房的面积小而与父亲发生矛盾，母亲一个劲地想找人改造阳台终不得允许实现愿望。新宿舍房内有两室一厅，客厅东北墙边排放着一趟组合矮橱，东边整面墙上挂着母亲从文化馆搬来的大面茶色玻璃，让房间内空间显得开阔许多。但父亲为了贪图便宜就找大姨家的二表姐夫来一起用有浅褐色图案的塑料方格小地板砖铺了地面，看着有些杂乱再加上暗沉的光线也让房间显得更加阴郁。春节前姐姐们从学校放假回到家，带着新生活中的感觉家里又有了往日的欢笑，大年夜父亲和母亲还是照例做满满一桌年夜饭，大家各道新年祝辞吃完年夜饭看过春节联欢晚会，子夜在一片热烈的鞭炮声中，又迎来新的一年。

春节我除了到同学家去拜年，寒假更多的时间是在家和姐姐们在一起，有时小姐姐就会拿出小时在第一百货商店买的吉普赛算命扑克，给我和大姐姐还有她自己翻几次牌算算命。我的语言惯性重复还在继续就像一条暗线连接着未来，寒假结束之后姐姐们都离家返校去上学，而我也回到五中开始自己选择的如卡桑德拉断桥前的学习之旅。学期开始之后一切还都算正常，春天复苏的生机染绿了王舍的田野，中午放学回到家吃完饭到上学前，一得空我可以小睡也可以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无非是翻翻课本看看杂志，有一天中午上学前我在卧室床前翻开语文课本，随意掀到学习进度之后的一篇自选课文看了起来。记得内容是讲日本的一个丧夫的年轻母亲带着三个还在上学未成年的儿子，在新年除夕之夜来到一家快要打烊的生意冷清的阳春面馆。母亲给三个儿子买了一碗阳春面四人围坐在一起吃了起来，第二年母子四人又来到这家面馆，又要了两碗阳春面饭店老板特别留意地在柜台里倾听他们的谈话。一个小一点的孩子说母亲工作辛苦应该多吃点阳春面，一个老二样子的孩子说自己在学校很难堪，因为是哥哥代替母亲去学校参加了家长会。老大说他在学校才知道弟弟在语文课上，写了一篇母亲和自己与兄弟新年在面馆买一碗阳春面吃的故事，受到了老师的表扬。饭店老板夫妇很受感动，第三年母子四人又在新年来面馆吃面，这回他们要了三碗阳春面，老板在柜台后特别做了三碗加足量的面。送到母子四人坐的和前两次一样的位子，这回哥哥顺利升学母亲也在工作中赚到了更多的钱，弟弟们学习也很用功。后来每年新年除夕夜前老板夫妇俩都会留下这个桌位等着那母子四人来吃面，但有一年母子四人来吃面之后就没有再来，原来是哥哥即将毕业考大学，母亲也谋到了更好的工作。从此之后他们象归入人海的沧粟杳无音讯，但这家阳春面馆却逐渐顾客盈门生意日渐兴隆，每年新年老板夫妇都会特地留下母子四人坐的那个桌位，等着他们回来吃面。这母子四人勤奋生活吃一碗阳春面的故事也不胫而走，一年的新年除夕夜在宽敞的面店大厅里满堂的顾客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只有那个靠在厅边的饭桌和四把椅子还空着等待客人的来临。突然店门被一个中年妇女和三个青年人推开，女老板娘多年来等着的就是这一天，她满含热泪高喊着：“老板顾客来了，上四碗阳春面。”这回来人正是那母子四人，三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客人们都停下来侧耳倾听，原来老大毕业后考上了大阪的大学，其它儿子也学习进步生活渐趋富裕然后他们举家搬到了大城市。儿子们都已经有工作和大学学业这回他们是特别回来应与老板的无言之约吃阳春面的，到这里故事以一个温馨感人的喜剧结果宣告结束。我一口气把课文看完，几次眼睛里流出感动的泪水，这篇一碗阳春面的故事后来给我的记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是谁我到现在已经是记不清了，好像是一位日本很有名的作家，但是文章中字里行间渗透出的，乐观向上朴素自然的情感和文风却每每在我以后创作自己的语言和作品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