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回忆录

 

衷仁保

（南昌大学退休教师）

 

一、报到、放假、保密教育、听钱三强所长作报告

1、报到、放假

1963年7月在北京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二机部401所。通知书上告知到西单麟阁路x号报到。我一看很高兴就去了。到目的地一看，像是一个王府的老式建筑。进去后一位同志热忱接待我。看了分配通知书后对我说：“同学，xx号有大轿车去北大接你们。”那天真有一辆大轿车来了，通知分配到二机部401所的学生上车。我们早早带着行李（一床被子、一个书箱和一个衣物箱）在等候，一听招呼，个个都高兴上了车。这辆大轿车很高级。从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大轿车。接我们的是位女同志。她对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告诉我们这车是日本送的，是前些天日本展览会上展品（它的司机座位在右边、门在左边）。

汽车拉着我们告别了校园经过人民大学白石桥向着动物园前进。我们高高兴兴以为会在城里工作。可是它没进城，而是过了动物园后往南开到了广安门，然后经过丰台、长辛店、良乡，最后进了一个厂门在一栋楼前停下。女同志招呼我们：“到啦，下车吧。各人将行李搬进楼。”进楼后打开一间房的门，说:“这是钱三强所长的宿舍。他现在没住这儿，好让你们存放行李。”然后交待：现在给你们放假。9月底以前来正式报到。还告诉我们：15号前报到的发全月工资，16号以后到的发半个月工资。有人问：“这是那儿？”回答：“别问那么多，报到时就知道啦。”我们几个刚见面的人到处遛踏。只见一个布告上落款是“六零一厂”。 这是个什么厂？怎么钱三强住在这里？直到正式报到后才知道这个二机部401研究所，实际上是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二部，就是在北京房山的有反应堆和加速器供外宾参观的那个研究所。钱三强院士（当时称为“学部委员”） 是二机部副部长兼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2、就职、保密教育

我于8月13日（或14日--记不清了）赶到单位报到，正式就职成为一名试用期工作人员。工资是每月46元，每月1号发（试用期1年）。那时家里穷，早点报到以便拿全月工资。

报到没几天就受保密教育。学习保密制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具体条文记不清了，但有几条仍铭刻在心。这就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工作地址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配隅；只能说在北京。”“通信地址：北京市2xx信箱。”“不要到处乱跑，有双骨骷髅标记的地方不得靠近。”“大院内果树上果实不准吃”等等。在保密单位工作几年后就养成习惯了。为什么“大院内果树上果实不准吃”？ 知道实情后，没人敢吃了。原来有放射污染。后来我们知道，单位职工孩子的畸形率比社会平均畸形率高不少。

3、钱三强作报告

钱三强所长给我们作了一次报告。有些话我至今仍记得。一句是：你们现在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不管你是那个学校来的，北大清华中国科大……, 我只看你们那个工作出成绩早。同时告诫我们:你们要又红又专。他提出了著名的“红专矢量论”， 一个人的贡献是个矢量在x座标轴上投影。你的能力（专）就是这个矢量的长度，红就是这个矢量的方向，贡献就是这个矢量在x座标轴上投影。你越红贡献就越大。你要是白专，你有再大本事，贡献是个零。很形象。但文革中，他的红专矢量论受到了批判。被批为机械唯物论，这是后话。

二、劳动锻炼一年

根据国务院的文件，今后大专毕业生都要劳动锻炼一年。今年开始试点。单位从几百名新来的大学生中安排50人进行劳动锻炼。我是其中之一。

1、在机械试验工厂当钳工学徒

单位上有个机械试验工厂。车钳刨铣工种齐全。这个工厂很特别，工人技术水平很高，尽是5级6级7级甚至8级工和技师。好像没有4级工。据说有的钳工师付凭双手和钳工工具就能造出手枪来。  

车工有车床，有的还是数控机床；可加工园形零件。刨工有刨床，把金属板刨平。铣工有铣床，在金属板上铣出一条曲线槽。而钳工的工具是台钳（台虎钳）、钢锯、板铲、锉刀，最多还有个小台钻，可在金属板上钻一个小孔。钳工是机械各工种中手工活最多的工种，也是技术最高的工种。一些采用机械方法不适宜或不能解决的加工，都可由钳工来完成。如:零件加工过程中的划线，精密加工(如，刮削挫削样板和制作模具等等)以及检验及修配等。装配: 把零件按机械设备的装配技术要求进行组件、部件装配和总装配，并经过调整，检验和试车等，使之成为合格的机械设备。

我被安排学钳工。我的师付姓冯，是7级工。我称他冯师付。

2、踏踏实实学钳工

说实在的，没有安排到研究室而到工厂劳动，心里不是很快活，认为会荒废业务。但那年代提倡做“砖”， 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又提倡做“螺丝钉”， 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放。要服从组织安排，既来之则安之。学点手艺也不错。后来我能拆卸组装自行车就得益于此，这是后话。

在冯师付的安排指导下我干这些活。将铁板用台钳夹住，用钢锯锯成要求的形状，用板铲将毛刺铲除，将铁板用锉刀锉平，用小台钻在铁板上钻孔。将铁板用锉刀锉平，要达到规定的平整度，这是最难的。将铁板锉光滑并不难，难就难在平整度。经常是中间鼓起来。原因是两手一前一后握住锉刀，锉的时候很难保持锉刀在水平状态。这是钳工考级的最重要技术。

上述是主要的基本工。在练基本工一段时间后就学习拆卸组装机械设备。先学看图纸，识别零部件，弄清拆卸（组装）顺序。这里有相当丰富的知识。例如，拆卸下的零部件要依次有序存放，即使是同样的螺丝帽（螺母）A、B、C要记住各个螺丝帽（螺母）是从那个螺丝钉（螺公）上卸下来的。装回时要装在原螺丝钉（螺公）上，否则可能性能变差，甚至装不上去。原因是零件在制造时允许有一定的误差，有的偏大有的偏小。这些有关专业的知识，恕不详述。

    3、我的冯师付

冯师付是位忠厚勤劳的工人。对我友善。熟悉之后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他的妻子为人厚道。她做的北方水饺别有一番风味。家里的暖气很足，小孩都光着身子玩耍。

有一次他妻子谈到家庭私事。告诉我：冯师付有几个亲戚当了大官。抗战时老家是解放区，有八路军，好多亲戚参加了八路军。他丈夫也想去参加八路军，但她不同意。我说，要是去了就好了，现在也会是个官了。她说：有什么好的。那些当了官的亲戚都离婚了，把老婆都甩啦。老冯没去当官，我的家还在。我这个刚走进社会的人，听了之后不知道说什么好。

4、误会

因为学习认真工作努力跟师付的关系又好，可能给领导留下了好印象。有一天，50人的劳动锻炼团队的头头（女同志、上海人）找到我，要我当党员小组长。我吓了一跳，连忙说“不行不行，我不是党员。”闹了一场误会。

一年期满时评为2级工。实习期也满了。1964年11月党委书记和全体劳动实习大学生及其师付留下了合影（图0）。坐在前排中间穿深色衣服的是党委书记。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好像叫李（？）毅。那个向你问好“你好！” 的就是本人。

三、研究室工作

    实习期满后成为正式职工，职称为研究实习员（常有人误为“实习研究员”）。 安排到第四研究室工作。工资也涨到每月56元。

1、第四研究室

第四研究室分为三个大组：物理组、计算组和计算机机房，还有一个保密室。我被分配在计算组。室主任是留法的金星南先生，计算组组长是裴鹿成。计算组又分为几个小组：蒙特卡罗组、微分方程组……，还有一个打孔组。蒙特卡罗组的组长由裴鹿成兼任。微分方程组组长是陈克娜。我被安排在微分方程组。

一进到研究室就告知保密纪律、发给保密包，如何使用保密包，出入大楼要示工作证，等等。

2、刚进研究室

我本以为研究室一定很安静，但并非如此。一进到办公室只听到滴滴嗒嗒的电动计算机的声音（图1），还有读数字的声音，8342 6543 7890……。那时还没有电子数字计算器，有的人还在用手摇计算机。上电子计算机用的程序和数据都要用打孔机打在纸带上（图2）。打完后要校对，这就有了读数字的声音。

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校对纸带。这是基本功。图2上的纸带是宽纸带,上面是“ASCII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 当时我读的是二进制码：

        0000000000 ……..

        0  00  000

是窄纸带。上面一排孔是定位孔, 下面一排孔是数据孔，下排有孔为1、无孔为零。两排孔在一起表示二进制数  1001100111。根据它是程序还是数会有不同的解释，读时会读出不同的数字。此处不祥述。

     这就是老式电报机发出的信号，又要根据它是程序还是数读出不同的数字，真是很难。开始我读不了，由打孔员读，我看着工作本纸上写的内容听，看看对不对，以检查打孔员打的孔是否正确。在我熟悉程序和数的二进制数表示后，我也读。后来改用宽纸带后，校对纸带就方便些。

3、从思想不通到安心工作--程序零次通过

计算组的工作人员任务是根据物理组提交的数学问题用计算数学方法计算出结果。为此要依次完成下列工作：将数学问题化为算术四则运算的公式，编计算机程序（程序设计），将程序（和数据）交打孔室打纸带并校对纸带, 上机通程序, 正式上机计算。

校对纸带是基本功，人人都得会。可这是初中生都可干的活，干吗要我们大学生做？思想不通，向领导汇报活思想。领导告诉我，每个人都要校对自已的纸带，还要学会自已修补纸带，因为到上机时纸带可能断裂必需自已修补。

练了一段时间的校对纸带基本功后交给我一个题目。做了一段时间后心里很烦。我们学数学的是发现数学定理公式、证明定理，怎么现在要我们搞算术四则运算？教我编程序的还是一位高中生（现在我很感谢这位启蒙老师，可惜我不记得他的姓名了，但还记他瘦瘦的样子）。

这次是研究室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他没有批评我。只是告诉我那位教我编程序的高中生是经验丰富的老程序员，靠自学成才，不比大学生差。又对我说：“那好吧，我把你的学兄张孝泽叫来。他是北大数学专业毕业的，比你高两届。”我只得安心从事数值计算工作。其实受益匪浅，为我后来研究开发软件、展开算法研究打下了结实基础。

这位总支书记工作方法值得当官的学习。他既不讲空洞大道理更不训斥人，而是将榜样放在你面前，让你心服口服（可惜文革中被批斗）。

好，开始工作了，谈谈工作概况。

领到任务（一个课题）后将数学问题变换成一组计算机可计算的数学式，然后编制程序、打孔校验纸带，写好操作说明书。作好了上机准备。一天，组长通知我去中科院计算所上机。我带好保密包在指定地点等候。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按时到达。组长和我上了车。组长交待我注意事项：随身带好保密包、上机时按写好的操作说明书操作、下机后收拾好带来的所有纸张、不得拿任何一张不是自已的纸张、给我5分钟用机时间、按时上机下机。到计算所按约定时间进到机房。当时还未轮到我单位用机（一般机房都会安排用机单位提前几分钟进入）。在等候的时间里，组长给我介绍如何操作纸带输入机、收拾打印机打印出的结果、以及控制台上各按纽的功能及用法。

我们要用的计算机是104型计算机。在当时是大型电子计算机。确实“很大”：有22个机柜，主机、电机组各占地200平方米。全机共用4200个电子管，4000个晶体二极管。字长39位，容量4K，每秒运算1万次，内存2048个全字长磁芯体，2台2096全字长卧式磁鼓（图3）。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用104型计算机算的。这台计算机使用了七八年后，在文革中被淘汰拆毁。图3中，中间是操作控制台，右侧是纸带输入机（将纸带上用孔表示的程序和数据输入计算机），左侧是打印机（将计算结果打印在纸上），周围是机柜。图3照片是新华社记者李基禄摄（1959年9月12日），当时是在制造厂。我们上机时已搬到计算所。上机人员只能接近操作控制台和I/O（输入输出）设备（图4）。

轮到我上机前，组长让我将打孔纸带装上纸带输入机。前面外单位人员下机并收拾东西离开后，要我立刻上机。按照她教的，我操作控制台。我按下启动按纽后立刻听到输入机转动时发出的哗哗的响声，按下运行按纽几秒钟后就听到打印机拍拍打印声音，只见打印纸像急流一样很快堆成一大堆，我立刻过去找到打印纸的头卷成一卷。还在打印时，5分钟已到，组长令我立刻下机离开控制台。她上机了。时间到，组长也下机了。收拾东西走出计算所，去到单位指定的饭馆吃饭。饭后我想去一下商店。组长告诫我不允许带着保密包逛商店。我们走到指定地点，单位的华沙轿车在等着我们。在回所的路上，我说就给我5分钟，时间太短了。她回答，这次是通程序。一般通程序只给3分钟，你是新手多给了2分种。后来我才知道计算机时间是极为宝贵的。有一次给我们安排10小时用机时间，前面上机的是总参三部的人，他向我的组长提出给他3分钟，我的组长断然拒绝，让我惊呀不已。我们是“核老大” 呀。

组长还告诉我，到计算所上机都是乘华沙轿车往返，不得在外逗留。吃饭只能在指定饭馆，不可在别处用餐。单位上有十来辆华沙，都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车。那时干部没有专车。而著名科学家有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每位代表配备一辆。但他们很少用，基本上都让出差人用了，光我们计算组几乎每天都有人去计算所，有时还会有两三批。

第一次上机的任务是“通程序”。 所谓通程序就是通过上机打印出资料，检查程序是否正确。在程序正确的前提下上机进行运算，再检查运算的结果是否正确可靠，据此，判断计算方法是否正确是否要修改。只有在程序和计算方法都正确的情况下才能开始正式用计算机运算，那时就要用大量的上机时间（在后来我曾用过10小时计算一个方案）。组长对我第一次通程序的结果很满意，因为我编的程序正确无误，是“零次通过”。 这是计算组从未有过的。程序员数数都是从“0” 开始的，不像一般人从“1” 开始。得到领导的肯定当然很高兴。

说一下“保密包”。 就是一般带拉练的帆布包。但是拉练拉上后要用橡皮泥盖上，然后盖上自已的封章，下班时交给保密室。保密员检查认可后收走。次日上班时第一件事就是去保密室取保密包，保密员交出保密包后当面检查橡皮泥上自已的封章是否完好，然后才去办公室。

办公室所有办公桌都是靠墙的，人是面向墙壁的；因为每人都把104机的指令系统贴在墙上，那些二进制的指令实在难记。还有每个程序都有程序员自已安排的单元分配表，程序放在那些单元里，那个数据放在那个单元里。抬头一看就能看见，方便工作。那时用计算机真是原始得很，那有现在这么方便。

4、完成的课题

室主任金星南先生是留法回国的科学家。他是我国理论物理学家和计算数学家，领导和组建中国核能科学领域第一支计算数学队伍，开展输运方程、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数值方法和蒙特卡罗方法的研究，为中国核反应堆工程、氢弹、核潜艇研制和核试验承担了大量理论计算工作。在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04问世后，他们已能在计算机上进行工作。

给我的第一个正式课题是金星南先生给的，将一本物理系数书上数学公式全部存入计算机。该书有三四百页，里面公式全是分式和根式。在有了计算机后可将任何数字表格，例如正弦函数表 y=sin(x), 存入计算机。但不是以前的表了。以前的表是二维表，根据x的值可在表上查找y的值。现在是编一个计算机程序，可根据x值算出y值。所以给我的任务是编一个计算机程序，可根据m、n和p的值计算出“计算物理系数值的公式y=f（m, n, p）”。

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因为计算机是“电子数字计算机”， 它只能对十进制数进行算术四则运算，它将分数1/3看成1除以3，将分数2/3看成2除以3，因此，通常3分之1加3分之2不会是1，而是一个接近1的多位数。

1/3+2/3=0.33333333+0.66666666=0.99999999

遇到根式就更麻烦了。

2的开平方根再4次方 (2^（1/2）) ^4结果不会是4，而是一个接近4的多位数。

这实际上不是数值计算而是符号计算。当时还没有“符号计算”概念 。“符号计算”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由美国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首先提出。它是我后来研究了20多年的领域。也是钱学森先生关心的领域（为解决空气动力学摄动方程）。

我仔细认真研究了104机的二进制指令系统的每一条指令，终于找到方法完成了任务。我设计的程序根据（m, n, p）值算得的结果与书本相同。这说明程序正确，已计算过多组（m, n, p），确认书本上公式是正确的。因为104机早已淘汰，它的二进制指令系统又很特殊；所以我的方法没有普遍意义、无法推广，在此就不细述。有兴趣的朋友可看我写的三本书（图5），那里有普遍适用的算法和软件系统。我们的符号计算软件CASC可以完成任意长（可长至32767位）十进制四则运算、可以完成根式运算、可以求一个函数的原函数、可以证明三角形的三条中线交于一点……。总之，完成符号计算。

给我的第二个课题是编制计算“逃脱共振俘获概率”的程序。

逃脱共振俘获概率（resonance escape probability）是核反应堆物理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核反应堆中燃料（核裂变材料）吸收热中子（受到热中子碰撞）会引起裂变。裂变产生的快中子的平均能量为2MeV，在其慢化过程中，要经过共振能区（1eV~10000eV），而U-238核在该能区有许多共振峰。因而在慢化中，裂变产生的快中子中必然有一部分被U-238核共振吸收损失掉。只有一部分快中子慢化为热中子。这些新产生的热中子又会被核反应堆中燃料吸收引起新的裂变。发生裂变时会放出能量，这个过程一直反复进行下去（核连锁反应），这样核反应堆不断提供能量。核反应堆中有控制棒控制，使之成为可控。在慢化过程中逃脱共振吸收的中子份额就称为逃脱共振俘获概率p。这是核连锁反应无限增殖因数计算公式中一个重要参数。只有有了这p，才能计算核连锁反应无限增殖因数，进而计算核反应堆的功率。

按常规步骤完成了程序设计，通程序结果显示程序正确，但计算所得结果不正确。理论上逃脱共振俘获概率应是正态分布，可算得结果是锯齿状分布。问题在那里？

最后找出了原因。因为计算机内数据长度只有二进制39位。有两个数据相加后结果不正确。为便于理解用十进制数来说明。

10的负10次方+1应是1.000 000 0001。可是计算机只有八位长，这样结果是整数1。进而

（（10的负10次方+1）-1）乘10的100次方=0

而实际上应是

     （（10的负10次方+1）-1）乘10的100次方应等于10的90次方。

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这是“有效位消失” 引起的严重问题，使结果完全失真。这是数值计算的致命缺陷。彻底解决这个问起题只能使用符号计算。符号计算中数是可以任意长的。

当时不知道有符号计算，我解决的方法是“双倍字长运算”。 将两个存储单元存放一个长数（双倍字长）。利用104机指令的特点实现长数（双倍字长）四则运算。我设计的程序算出了正态分布，结果令人满意。

后来听说总参三部有人设计了一个长数（双倍字长）四则运算的解释程序。解释程序每执行一条加减乘除要兜一圈，肯是不如不兜圈的快。BASIC程序是解释程序，就不如FORTRAN程序快。

四、单身生活 

    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五年，过了五年单身生活。住集体宿舍，上下铺。吃食堂，我觉得那食堂不错，比北大学生食堂强，起码不要自已带碗筷。

那时每周工作六天，只星期日休息。其实我们很少休息。星期日和平日晚上我们这些单身汉不是工作就是学习。当然星期日有时也会玩玩，坐在山坡上看看火车喘气或汽车扇起的灰尘。那时有蒸汽机火车拉煤从磁家坞经过我们住的南坊去城里。也有公共汽车经南坊去广安门或天桥。坐在山坡上看着远方，有时还唱唱歌:

“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一直通到迷雾的远方……”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可惜没有姑娘来传情……”

有时骑自行车去磁家坞。那儿有煤矿，有很多山梨树。给农民2毛钱，他会给你一堆山梨，太多了，有一次吃得拉肚子。

我们几个单身汉甚至骑自行车远游。有一次总支书记告诉我们房山有个云水洞比桂林的芦笛岩七星岩还好玩。我们六七个人准备好长绳和长手电筒及食物水壶就去了。一早出发，骑了2个多小时又在干枯的河床上走了1小时，然后推着自行车到了一个破庙。只见一位和尚端着小脸盆一样大的碗在喝粥哩。不过他待我们热忱，指点我们去路。我们终于到达云水洞。有块岩石档在洞口，但人能过去。洞口只有一个人高。小个走在前，我们跟着。走没多远，洞变小了，只能爬行。众人扯着长绳、打开手电筒，往里爬。洞逐渐变大了，然后又变小又变大，连着四五个洞，最后在塌陷的洞口停止了足步。洞内真是暗无天日，我们将手电筒的光集中到一点。呀，真是漂亮。除了几处被火把曛黑外，其它地方反射着五颜六色的光（三棱镜原理），石笋的结晶透明剔亮，真是绝无仅有。那个云水洞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洞。后来我去过芦笛岩七星岩、美国肯塔基州长毛象岩公园内两个岩洞（Frezone Niagara Cave和Hitoric Cave）。美国这个公园于1981年10月27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1990年9月26日又被列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名单。

当时去云水洞的游人很少，才保存得好。据说现在已开辟为旅游区，交通肯定方便了，但不一定能看到我们当时看到的美景。

先有潭柘寺，一百年后才有北京城。曹师儒和我俩又骑车经磁家坞去潭柘寺，再经市郊返回。有一条非常好的盘山公路，但车辆很少更不见行人，据说是国防公路。那时潭柘寺内还挂着一块蒋中正写的“潭柘寺”扁。想必早被毁了。2015年10月25日我重游潭柘寺时没有看到那块扁。

五、文革

关于文革很多人不准不想不愿意谈论，从高官到黎民百姓。但对我们国家和个人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无法消除脑海中的记忆。

抗战期间，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书桌。文革时期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书桌。

文革一开始就乱哄哄的。社会上到处抄家砸文物烧书籍，甚至有红卫兵去农村杀人（幸被及时制止未扩大）。好在我们是保密单位，没有发生打砸抢事件。但社会上那阵狂风还是吹进大院，弄得不安宁无法工作。心想，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书桌。开始做个消遥派。时间长了也被卷入两派的辩论。但我不善言词加上出身不是红五类，在辩论中没说几句就败下阵来。有时还没开口，对方逼问：“你什么出身？”，立刻不战而败。有几次是同事曾某某解围。他抢先回答：“我家三代贫农”。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多幼稚，那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特别是我们单位的人都来自名校，不是北大清华就是中国科大北京理工或者复旦交大。

算了，不说了。但关于 “候某某反革命标语事件”我忍不住，还是要说几句。候某某是同一研究室的同事。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是练过书法之人。一天他在一张废报纸上写了三个字“毛主席”， 又在另一张废报纸上写了两个字“万岁”。 将两张废报纸翻过来。在一张废报纸上写了两个字“打倒”，又在另一张废报纸上写了两个字“彭真”。 不知怎么搞的，这两张四面的字弄乱了，一看是条反动标语“XX….X”。 这还得了。立刻追查。不用查，一看就知道是候某某写的；因为他喜欢写字、字又写得好，不少人熟悉他的笔迹。这样，候某某戴上高帽子胸前挂了牌子，在大院内游街，罚扫地。到底是国家重点保密单位，干部的政策水平比较高、职工的素质比较好；没有把他弄成现行反革命交公安局法办。但拳打脚踢是少不了的。几次看到他在烈日下汗流满面拿着大扫把扫街，心里真是难过。告诫自已千万别乱涂乱画随便写字。十多年后回去看老同事，得知文革结束不久，组织给候某某平了反，而且吸收他入了党。我真为他高兴。党又多了一位受过考验的成员。

六、趣闻轶事

我们计算组的人都很友爱，没有什么勾心斗角的事。可能跟我们受的教育和保密工作性质有关。由于保密谁也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研究成果不能公开发表。我的组长陈克娜像大姐一样关心我们这些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我第一次上机就是她带我去的。她有个两三岁的小女儿特别喜欢我抱她。陈大姐说我和她的女儿有缘份。现在不知她们母女在何处。小女儿应有50多岁了。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张孝译。他是北大学兄是党总支书记用来教育我的榜样。都是单身时我们住在一个房间，他在上铺我在下铺，直到他结婚搬走。他工作认真，思想进步，主动劝母亲放弃工商业改造时国家给的股息。我调离后回单位看过老同事。有一次看望他们时得知张孝译去世了，真感惋惜。

蒙特卡罗组组长裘鹿成是位丰有生活乐趣的人，爱开玩笑逗人，他甚至要王某某叫他岳父，说要把尚是几岁的小女儿嫁给王，乐得众人笑得腰直不起来。有一次回单位看望老同事时就住在他家。发现他竞能自已组装洗澡的热水器。那时既无电热水器也无燃气热水器。

工间操时间是各人自行安排。有几位喜欢打篮球。有一次打的时间比较长打了一个多小时，总支书记进行了批评。有个球友笑喜喜地说，你不是说过可以“一刻多一点” 吗 ？大家都笑了：一刻钟再加一点钟不就是75分钟。不过从此再没发生超时的事。

科学家们真是全心扑在工作上，生活总是马马虎虎。在上班的路上，经常看见两位年纪不小的妇女穿着补得不平整的裙子（那时女性很少穿裙子），其中一位是何泽慧先生，钱三强的夫人。在高中时我就知道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发现铀三分裂。两位穿着补得不平整裙子的妇女都是留学归国的科学家。

科学家也是有个性的人。传说，有一次国宴邀请函上写着“钱三强夫妇……”

何泽慧一看就说“不去。”她不能以夫人的身份出席。周总理知道后立刻下令写两张邀请函，其中一张写“何泽慧先生……”才把问题解决。

要在大院内建新的研究场地301，我们去拔草。突然跑出一只野兔。这下可热闹了。都跑去追野兔。到底文弱书生不行，野兔还是跑得无影无迹。我奇怪，大院里那来的野兔？

应该说说钱三强所长了。见的次数很少。第一次是报到时听他作报告，记住了他的“同时起跑说”和“红专矢量论”。第二次是刚参加工作不久，钱三强所长带来一位同志进入计算机房。只听到老同志轻声议论：于老师来了。那时保密制度很严，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氢弹爆炸成功后，才透露当时是计算“于参数”---根据于敏提出的数学模型设计氢弹。在国家宣布两弹一星功臣大会上于敏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钱三强是二机部副部长兼所长，著名科学家。他远见卓识，在研制原子弹时就安排了于敏等人设计氢弹，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三年就成功爆炸氢弹，速度之快让世界震惊。第三次是1964年10月16日的前一天，他笑着对人说“有好消息”。 但没说是什么好消息。到了第二天知道原子弹爆炸成功。有时我们会议论钱三强的那顶帽子，据说是用300多元买的，那可是我们半年的工资。给我的印象，钱三强还是个和善待人友好的人。可是有件事我至今想不明白，为什么在文革时要把他下放哩？让他在原来的岗位上不是更好吗？

七、尾声

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后就要解决运载工具，研制核潜艇提到议程上。研究设计核潜艇的任务落到了国防科工委七院。该院原有一支不大的队伍，再从二机部调入人员组成了第十五所（715所）。因为要去大三线，采取自愿报名组织批准的方法。我那时年轻，又认为三线比北京容易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就报名了（那时不少知识分子夫妇分居两地，由外地调入北京难如上青天）。就这样，在1968年调往国防科工委七院第十五所（715所）。告别原子能研究所，告别友好相处五年的老同事。

    后来又调到中南大学、南昌大学。自从调离原子能研究所，一有机会上北京，我总要去那里看看。老同事都热情招待，在裘鹿成家陈克娜家都住过。最近一次去是2014年。旧地重游感概万千。老同事四散了，有的随子女外迁了随子女出国了，有几位（包括张孝泽）去世了，有的不知去向。但书店食堂还在那里，只是装修过了，食堂成了饭馆（图6）。四层的家属宿舍还在。“厂大门” 还在老地方。南坊宿舍区的厂大门布告的落款已不是601厂，而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那个等交通车的车站还是在老地方。北坊工作区的厂大门那是气派多了；看过去那个101的热气照旧冒着（图7）。年轻的警卫人员警惕注视着我这生客。我心想，我在这儿工作时你的父母可能还没出生哩。最后我来到了17号楼即专家楼，那个我报到时存放行李的有钱三强卧室的楼。楼的用途已变、外表变化不大，但多了一块纪念碑（图8）。是的，应该有个纪念碑，让后人知道前代人作出的贡献。列宁告诫我们：“忘记过去，就是背叛。”

                                            

                                            衷仁保

                                      2019年4月1日写于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