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专制国家为什么以管理和控制的方式来治理国家上来。

　　我们已经知道，这里潜藏着的逻辑就是：“统治者总是对的”。然而，统治者对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呢？很显然，这种“对”的基础就在于统治者掌握着国家暴力机器，不服从者皆会受到国家机器的镇压和惩戒，正是这种植根于恐惧和胁迫的国家暴力，让民众在对统治者的行为作价值判断的时候，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必须要做出统治者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结论，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这种判断其实是强加于人的结果。当然，另外一方面，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正是基于人类群居的天性，需要组成国家和社会，更重要的是，在以前人类生存能力羸弱，国家和国家之间存在你死我活的根本冲突的情况下，强化统治者的权威，把国家存在的意义绝对化，神圣化才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内忧外患的威胁。事实上，在这样的背景下，维护专制国家统治阶层对被统治阶层的统治几乎就等同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质疑统治阶层统治合法性的举动，都有威胁到国家稳定的嫌疑，都是为当时国家所处的历史背景所不允许的。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维护国家的稳定就具有压倒一切的紧迫性，人类其它的所有追求，包括公平公正，礼仪廉耻等都只能处于退而求其次地的地位，甚至于可以说，在维护国家稳定的“大义”之下，人类追求的公平公正，礼仪廉耻都可以变的无足轻重，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这也才具有了某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来，在专制国家的这种环境里，“敌人”的存在，在专制国家的理论体系里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地位。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敌人”的存在，就会使的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无论以多么丧心病狂地方式来统治国家，都具有了前面所说的“合理性”，这也是在专制国家的这种社会环境里，统治者为什么总是会热衷于制造敌人，以转移民众视线的原因。当然，关于“敌人”的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正是这种基于“敌人”存在从而产生的安全需要，构成了专制国家所有专制理论的理论基石。

　　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来，专制国家，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安全。

　　因为安全，人们必须要群居在一起，组成国家和社会，因为安全，国家必须要维持团结和稳定，因为安全，国家的存在必须以发展壮大为目标，为了安全，必须要强化统治者的领导，统治者自身也必须要抓紧了权力防止他人的抢班夺权反攻倒算被其它国家趁虚而入进而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在专制国家的权力系统里，专制国家的官僚们为了能够支配更多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能够更好的摆脱受人支配的命运，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除了本身对权力窥探和占有的欲望之外，更为深层次的考虑，还是基于人类骨子里的安全考虑。就专制国家的民众来说，同样如此，在专制国家这种什么都缺少法律根本保障的环境里，为了能够更好的生活下去，摆脱自己始终被人代表，被人愚弄，被人奴役的地位，人与人之间必须要相互倾轧，相互防范，这同样是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来，专制国家的这种社会环境里，“安全”的问题和所有人都息息相关，甚至于可以说是生死攸关，也正是这种安全考虑，才把专制国家的所有人都纠合在了一起。

　　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专制国家的这种安全问题，还仅仅停留在动物本能需求的状态，其实质，就表现为各种现实的利益，表现为对生活空间，对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占有上，表现为由此延申出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或者说，专制国家人们的这种安全需求，通过各种物质需要的满足来实现。我们也可以说，专制国家这种由安全需求而派生出来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利益来解决。

　　由此，我们也可以把专制国家最为核心的问题，安全问题，表述为专制国家最为核心的问题，其实就是利益问题，安全和利益相互转化的问题这里不再讨论。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由人类与生俱来的安全需求从而派生出来的各种利益需求就构成了专制国家所有社会关系的核心，由此，我们也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专制国家所存在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这些社会现象的本义。

　　就专制国家社会生活里的人来说，安全的需求是至关重要，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在专制国家的权力系统里，因为专制国家的权力系统呈现出森严的等级特征，具有严重的人身依附性，掌握了权力，就不仅仅是拥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那么简单，掌握了权力，就可以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支配更多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受到别人的支配，所以，在专制国家的这种权力系统里，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为了能够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源，为了能够支配更多人的命运，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受到别人的支配，专制国家权力系统里的人都必须要削尖了脑袋往上爬，但是又因为这种权力的稀缺性，导致专制国家的权力系统的官僚之间，存在着严酷的权力斗争。

　　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就专制国家权力统治里的官员来说，对于权力的追求实际上出自于自身安全感缺失的需要，按照人类的本能需求，在人类的潜意识里，只有把所有的一切，都控制在自己手里，人的内心才会觉的安全。然而，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专制国家的这种权力体制，永远不可能给人以真正的安全感，这种体制注定了专制国家权力系统里所有的人始终都会生活在害怕失去权力的各种恐惧中，也就是生活在永远的安全感缺失中。

　　就专制国家的民众来说，他们虽然远离了权力中枢，但是，权力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正如前面所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专制国家这种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会受到权力支配的环境里，就更是如此。

　　正是因为专制国家的权力向来缺少相应的制衡和监督，它所必然导致的后果就是权力的腐化和溃败，导致民众必然会担负越来越高的税赋，导致专制国家的人们为了生活必须想方设法地和别人勾心斗争，相互倾轧，从而必然导致各种群体性事件的濒发。但是，专制国家的权力部门解决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办法，向来不是追根溯源地从限制权力，还民众以自主权，自治权的方向入手，它们采用的方法是提高维稳投入，钳制舆论，封锁信息，暴力镇压这些群体性事件，所有这一切的投入，都必然由民众来承担，从而导致民众的负担进一步的水涨船高。就专制国家的民众来说，我们已经知道，在专制国家这种体制里，民众向来担负着沉重的税赋，特别是进入全球化的今天，在专制国家这种由权力主导的权贵经济必然导致劣巾驱良币现象的市场环境里，导致民众始终生活在一种朝不保夕，疲于奔命的焦虑中，专制国家民众追求的，其实就是物欲的满足，这种满足因为统治者有意的控制和专制体制本身造成的各种问题，使的专制国家的民众，同样会始终生活在朝不保夕的焦虑之中。

　　另外一方面，因为专制国家民众的精神生活始终由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所控制导向，民众缺少自主的权利，这种权力主导一切的体制，不可能真正的产生保护私有产权的概念，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要符合大局的需要，实际上就是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从而使的专制国家的民众始终会顾虑重重，精神世界始终处于疲于奔命，朝不保夕的状态里，所有这一切，都迫使专制国家的民众必须要想方设法地以各种物质需要的满足来弥补精神世界的空虚。从需求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知道，就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只有满足了人类基本的物质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后，其它的需求才会成为可能，就专制国家的人来说同样如此。

　　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专制国家的这种权力体系，把社会上所有人生活的目的，都导向了仅仅停留在满足人类基本物质需求和安全需求的层次，这些需要又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对权力的依附，对强权的屈服，对金钱的占有。事实上，正是因为专制国家这种权力支配一切的环境里，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要服从于权力需要，其它所有的一切都不可能有独立性，所有的一切都不确定。也就是说，在专制国家这种由权力来主导的环境里，不管是专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还是专制国家的官员，还是专制国家的民众，他们都生活在一种安全需求根本不可能得到焦虑的状态中，这种状态，迫使着他们必须要想方设法地通过对外物的占有来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必须要尽可能地以自己为中心，为自己的安全考虑。现代文明里为他人考虑，顾忌他人感受，尊重他人的概念，对于专制国家的人来说，都过于奢侈。

　　也就是说，基于人类求真向善价值追求方向，本来我们对社会行为的判定必须以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为导向，但是，在专制国家的这种社会环境里，因为安全是所有问题的核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利益关系和所有人都息息相关，由此所衍生出来的等级问题，迫使人们所有的社会行为都必须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必须要遵循“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丛林法则，从而使的专制国家所有人的社会行为，都充满了唯利是图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