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看两者之间的不同点。

　　就专制国家的伦理道德宣传来说，我们都已经知道，这种伦理道德规范是带强制性的，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被动地接受专制国家的相关部门灌输的这些信息。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去爱专制国家，更好地爱专制社会，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去爱专制统治者，更好地去维护专制统治者领导下的社会秩序，更好地服从专制统治者的统治。

　　就传销的灌输洗脑来说，则是为了谋取不当得利，为了让自己让他人接受某种信念，进而对自己对他人进行不断的重复的信息刺激，从而给自己给他人制造某种精神幻觉，让人形成某种偏执的，非理性的认识，以实现自己谋取不当得利的目的。

　　从原因来看，专制国家的伦理道德宣传是为了增加人们对国家社会的认同感，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去遵守专制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更好的去维护专制社会秩序。而传销洗脑的原因则是因为人们正常的观念无助于传销的开展，需要扭曲人们的正常观念。

　　就两者所使用的手段来说，专制国家的伦理道德宣传不许人们质疑这些伦理道德宣传，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统治者灌输的信息，只能相信这些信息是什么而不能问为什么，或者对于为什么的答案，必须要在统治者所许可的范围之内。传销洗脑的手段和专制国家给民众宣传灌输伦理道德规范的手段一样，都是通过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的信息刺激，让自己和他们相信，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是有用的，区别只是伦理道德宣传是统治者不许民众反思质疑，而传销洗脑里接受信息的人是为了不当得利，从而主动地不去反思质疑，选择盲目地相信认可。

　　就两者导致的结果来说，其实都差不多，人们都对这些灌输而来的信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是却又偏执地把这些信息奉为绝对的真理。

　　事实上，只要我们把专制国家给民众灌输伦理道德的现象和传销洗脑的联系起来，我们就会有一个让人无比震惊，让人无比沮丧的发现，这个发现，也足以解释专制国家的舆论生态为什么这么非理性，这么野蛮愚昧的原因。

　　我们回到前面说的专制国家之所以用管理和控制的手段来治理国家的原因上来，正如前面所说，专制国家之所以用管理和控制的手段来治理国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基于人类天性里具有作恶的倾向。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人类的天性里除了有作恶的天性，同时还有行善的倾向，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说，正是基于人类有行善的倾向，人们才会互相信任，才会守望相助，才会组成国家和社会。

　　事实上，正是因为人类固有的行善的倾向，且这种行善的倾向有益于人类族群的存续，所以，这种行善的倾向才会受到人类社会的提倡，并且得到我们的信奉，使的对善的追求成为了人类社会价值追求的主流，使的善成为了人类精神追求最为核心的追求之一，成为了人类价值体系里最为核心的原则之一，成为了我们之所以相信“邪不能胜正”的精神信仰。

　　不过，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善固然是人类精神追求的精神信仰，但是，基于我们人类本身根深蒂固的认知局限，善毕竟不可能化身成某一个人来到世间指引我们前行。所以，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要依赖于人类社会的认识能力来践行这种行善的信念和行善的精神。

　　也正是基于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根深蒂固的认知局限，我们才会认为，人类对于善的理解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善的标准善的内容必须要不断的受到我们的质疑，我们的批判，不能被某个人，某个组织，某个国家所垄断。之所以有这种考虑，正是出自于对人类固有的“趋利避害”本性的防范，显而易见，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国家，一旦垄断了善的标准，善的内容，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都有可能在善的标准，善的内容里夹带私货，我们只有对善的标准善的内容有充分的讨论，才有可能尽力地剥离人的主观因素对善的标准善的内容的影响，让善的标准善的内容尽可能的公平公正，尽可能地具有普遍性，从而也尽可能地具有客观性（言论自由的价值也正是在于此，当然，这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了），事实上，我们现在对于善的理解，也正是对历史上存在的那些对善的认识不断的质疑，不断的批判，从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达成的某种约定俗成的结果。

　　事实上，这正是因为我们的人类社会存在本身便必须以求善为已任，善又怎么能够拒绝人们的质疑，批判呢？正是因为只有通过不断的对善的质疑和批判，人们对善的理解才会更充分，更深刻。

　　事实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基于人类的认知局限，我们对善的认识，还和人类本身的认知水平息息相关，更准确地说，我们对善的认识，还和求知，更准确地说法，是和我们人类求真的认识能力有关。这里的逻辑，就是基于我们人类本身存在的各种局限，我们只有把善的认知基础尽可能夯实牢固，我们对善的认识才能尽可能的可靠，尽可能的坚实，我们的行善，才可能尽可能的不出现偏差。

　　也就是说，求真向善的精神，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人类求真的精神给我们提供了认知动力，人类向善的精神确立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回到了前面的问题上来。

　　现在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若想认识什么事物，必须要尽可能地搜集这种事物的信息，尽可能地对这种事物做全方位的了解，尽可能地去分析这种事物的性质构造，只有我们对这种事物了解的越多，我们对这种事物的认识才会越全面，越深刻，就人们认识某种观念来说，同样如此。

　　但是，正是因为善和恶造成的后果是如此的截然不同，甚至于可以说是泾渭分明，所以，在人类历史上，一直以来人们对待善和恶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一种方式是少数人垄断了善恶的解释权，裁决权，单方面的给民众灌输各种善恶观念，使民众对于这些善恶观念的理解，始终处于被动接收的水平。这种方式里的少数人为了让人们更好的接受善恶观念，不惜用各种夸张，夸大的方式来宣传宣扬各种善行，希望人们对善的理解能够更为深入人心，同时，为了让人们对恶产生深恶痛绝的印象，他们想方设法地动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打击恶，摒弃恶，不惜采用夸张夸大丑化抹黑恶的方式，以便于把恶隔离出人们的认识范围。

　　而另一种方式，则是任由人们尽可能地认识善恶，了解善恶，尽可能地让人们全面地客观地去评价善恶。

　　很显然，这两种对待善恶的方式，正是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对待善恶的方式，而这两种对待善恶的方式，所产生的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正如刚才所说，专制国家对待善恶的方式，因为统治者把持着整个社会的话语权，支配权，他们在善恶观念里掺杂了更多的私货，同时，专制国家的民众对于这些善恶观念因为不能广泛地质疑，批判，民众始终处于被动接收的状态，从而使的专制国家的善恶观念具有更多的强加于人的特点。所以，民众对于这些善恶的理解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他们虽然知道善恶的区分对于社会的运行是如此的重要，善恶的区别又是如此的明显，但是，善恶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呢？善恶的内容又有着哪些更为精微的区分呢？正如前面所说，专制国家的人们就不明所以了，其思维只能处于一团浆糊的状态，这些善恶观念，对于民众来说，更多的只是僵化的教条，只是神圣的，不可违背的“真理”，当然，专制国家的善恶观念的这种“真理”特点，也是由专制国家“不服从者不得食”的社会氛围所导致的，更多的只是利益导向的结果，这种“真理”的性质其实是相当可疑的，这一点，后面再来讨论。

　　而且，因为专制国家的善恶观念，更多的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所以，随着专制国家统治者的更替，其善恶观念也会具有更多的人为因素的影响，具有更多的时效性，更多的代际性，更多的表现为统治者用以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