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群和自由派----关于中国的未来

余东海

 

乱世，是巨大的不幸，也是历史性的机会。千方百计反抗极权、追求自由，千方百计抵抗强权、维护弱势，千方百计批判邪恶、弘扬正义，是正人君子正派力量应尽的责任和成长的机会。----东海曰

一

东海常常受到儒家和自由派双方的批评。有自由派说我是打着自由旗号的儒家专制主义者，有儒友说我是披着儒皮的自由主义者，让我哭笑不得，只能说双方眼睛都不行。两个头衔我都不接受。

 

我已非自由主义者，以坚持儒家立场观点方法为荣，希望自己成为醇之又醇的醇儒，至于东海思想正确度如何，是否精纯醇粹，任凭公论，欢迎批评。对自由主义和佛道两家一定程度的认同，正是醇儒题中应有之义。

 

我更不承认儒家专制主义这个概念。儒家在家天下时代曾经认同开明专制，承认儒式家天下和开明专制的历史合理性。但世易时移，它们不再具有现实合理性。儒家早已与专制主义绝缘。

 

有自由派厅友批评东海：

 

“东海先生既曾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者，但归儒之后的思想往往扺触自由，并不认同自由民主主义，也不认同普世价值，而是将他信奉的儒学高居于所有主义、学说、价值观之上，以儒家之理作为最高真理，这怎么能够使人信服呢？又怎么能够不出现重大的认知、思想偏差呢？东海先生竟认为儒家思想是最高真理，是中华民族精神了，那么，其他思想学说尤其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学说就被他有意无意地压抑了消解了排挤了，这导致东海思想的负面性。”

 

东海答以两点。

 

其一、“自由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就有问题。自由可以主义，民主不能主义，自由民主主义概念本身不能成立。民主只能作为一种制度服务于自由。民主一旦主义化，就与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背道而驰。

 

民意决定主权，理所当然；民意决定治权教权司法权，大乱之道也。民主主义恰恰意味着民意高于一切，决定一切。自由派若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将永远成不了真正的自由派。

 

民主主义泛滥于社会，政府权威、人权保障、法律秩序将被民意的洪流荡涤冲决，社会势必丛林化，民国就是前车之鉴；落实到政治，政治势必暴民化，所谓多数人的暴政是也，文革毛鉴不远。所谓大民主，就是民主主义。

 

一个民主主义社会，欲不滑向极权主义，不可能也。暴民暴政暴君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犹鼙鼓之相应也。而极权主义一旦利用民主主义取得政权，必然玩弄控制引导民意并剥夺民意对主权的决定权。四九之后铁一般的事实何其彰明昭著！

 

其二、儒家核心是仁义，自由主义核心是自由。仁者追求自由，仁政维护自由，仁义统摄自由。东海对此苦口婆心宣讲已久，兹将仁义与自由的关系总结如下：

 

仁义对自由的融摄，是一种内蕴性、开导性、多重性的融摄。仁义之性落实到政治，必然导出仁义之政，即仁政德治，王道政治；仁义之政落实到制度，必然导出仁义之制，即礼乐制度，礼法兼备。

 

仁义之制为自由提供礼法双重边界，官员的自由以礼制为边界，民众的自由以法律为边界。民众享有的法律自由，就相当于自由主义的法治自由。可见，仁义可以通过政治上的层层落实，导出双重自由，实现秩序和自由双优。同时，仁义之性的内明，还意味着个体内在性的道德自由。

 

仁义内蕴自由，可以开导自由，故仁义可以将自由摄入，圆摄；自由也可以向仁义融入，圆融。

 

又有自由派故人，因为孟子有“民贵君轻”、“诛一夫”思想和支持汤武革命而尊重之，却又否定孔子和儒家。殊不知，孟子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基本一致，孟子最为尊崇的人就是孔子，没有之一，儒家思想即孔孟之道。不仅此也，历代大儒思想上或于内圣外王各有侧重，或于孔孟之道有所偏离，基本原则皆无违。违反孔孟之道，就自外于儒家了。

 

二

自由派与儒家群各有优长，又各有短缺。

 

自由派眼界较广阔，能够睁眼看世界，是其优势，然只知习性之多恶，不知本性之至善；只知西学之正义，不知儒学最中正；只知人权之必须，不知人格更关键；只知自由之可贵，不知仁义更根本。前者之知，其优点也；后之不知，其缺陷也。

 

儒家群正好相反，能够深入中华文化和历史，理解人格之重要和道德更根本，缺点是眼界狭隘，论及西方文化、文明和世界大势，茫如坠烟雾。

 

自由派排斥儒家，是不理解仁义的根本性；某些儒生排斥自由主义，则是不知道自由的重要性，不知道自由是人类之公欲，人道之大义，中西之共法。

 

现代西方有自由，中华也有自由。中华的自由是王道自由，亦称德智自由、礼制自由。此自由植根于儒家。儒家自由即中道自由，仁本主义自由，分为内外双重，内为道德自由，外为王道自由。东海特作《王道自由论》首发《议报》。

 

孔子对弟子冉有说，庶之富之教之（《论语·子路》)这句话成了儒家治民三要素，其中就暗含自由二字。庶之，并非要为政者代民众生儿育女，而是保障他们的生育自由；富之，并非要为政者为民众发家致富，而是保障他们追求财富的权利。注意，强调富民利民维护人民利益，是王道大义，与个人求富求利完全两回事。

 

古今注家纷纭，能够发现此中暗寓自由者，非东海莫属。当然，这是王道政治的自由。为政之道，不仅要为民众划定法律边界，提供礼乐标准，还要教以义方，使知礼节，不断提升其德，开发其智。

 

儒家常有“不夺农时”、不得扰民、与民休养生息的教导，就有不要侵犯民众自由权利之意。《孟子·离娄下》：“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左传·哀公元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人民已安居乐业，而视之犹若有伤，形容圣王爱民之深。赵岐注：“视民如伤者，雍容不动扰也。” 孙奭疏：“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视下民常若有所伤，而不敢以横役扰动之。”对人民仿佛对待伤病员，小心翼翼，不敢以横役扰动，何其尊重关怀乃尔。这就是对人民自由和权利的尊重。

 

三

现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人本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学。有学者认为西方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歧出，这个论断或许过度，但说西方自由文明受到过儒家文化的滋养，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牟宗三先生1990年5月23日在社会大学的演讲时指出：

 

“明末三大儒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的观念与要求，正好恰像是西方十七、八世纪的观念与要求，但在西方能够开出现代化来，而在我们中国，这些观念与要求却被堵死了，冲不出去。其实西方十七、八世纪的现代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素是中国文化，因这两世纪是西方最崇拜中国文化的时代。十七世纪德国的莱布尼兹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的伏尔秦都最崇拜中国文化，他们就是从儒家内容来了解中国文化的，而不是从满清所代表的中国来了解。现代有人考证，认为美国独立宣言或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理念，都来自孟子。那么孟子可以在西方开现代化，但在中国却变成了孔家店，这真是不可思议。西方当时是利用中国文化中儒教的人文主义的理性主义，来反对中世纪，反对教皇和梵帝冈，可见中国文化中的儒教是很开明也很理性，哪里像有些人认为的顽固和反动呢？西方当时德法，甚至英国的思想家，处于他们的桎梏中，是其能切感于儒教的理性与开明而正视之，并非完全是茫昧的利用也。十七、八世纪西方崇拜中国文化，时过境迁，十九、廿世纪倒过来，中国崇拜西方。崇拜也不要紧，反而自毁自贱，且认为要开现代化，必须打倒儒教传统。何故西方利用儒家开现代化，而中国反如此呢？这可谓不肖之甚！”（原为1990年5月23日在社会大学的演讲，由赵卫民记录，题为《九十年来中国人的思想活动》，刊发在《联合报》 1990年7月9、10日。现收录于《时代与感受续编》。）

 

牟先生这段话，值得自由派和儒家群三复。如果认同“西方利用儒家开现代化”这个观点，自由派反儒，就是不知本，大错特错；儒生反西方同样错误，那意味着反对儒家开出来的自由文明。

 

不少自由派反儒，不少儒生反自由，双方格格不入，但都不约而同地喜欢将民本和民主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民本是王道政治原则，民主是自由主义之制度，当然大异，然异中有同。

 

王道政治强调三重合法性，以民意合法性为基础，在主权问题上将民意等同于天意，而民主政治亦建立在民意基础上，拥有民意合法性。在这一点上，双方又具有不约而同的相通性。

 

注意，我说不少儒生反自由反民主，特指马邦部分儒生。民国儒家对于自由民主可亲热得很，亲热过度，亲热到将自由民主等同于新王道的地步，曲王道就西制，夷王道为民主，让我为之遗憾。

 

我多次指出，未来新王道固然应该吸收自由民主的制度精华，但指导思想、政治性质、制度架构都与西方大不同，非民主陈规所能范围也。

 

儒家从三个方面对人道大义进行了最为深入正确的阐发：一是人性大义，性善论是也；人伦大义，五伦论是也；三是政治大义，春秋大义是也。这三大义，是儒家文化根本性的特征。

 

佛道知人性而不彻人伦又不通政治，西学知政治而不明人伦亦不彻人性，唯儒家于人性人伦政治皆通达无碍，立足人道中正无偏，把握人道全面无遗。何以故？圆证性与天道故。能证其全体，故得其大用也。

 

有必要提醒的是儒友们的是，佛道两家和自由主义虽非中道，都是中道，可以道并行而不悖。对于佛道中人和自由人士，我们可以求同辩异，应该彬彬有礼，不宜轻蔑敌视。孔子对待隐士的态度值得学习。

东海在此对佛道中人、自由派和正派人物表个态：只要不刻意危害我，我都愿意以颜回的方式对待之：“善我，我善之；不善我，我亦善之。”包括，敬我，我敬之；不敬我，我亦敬之。这一点，希望儒友们向我学习。

四

关于中国的未来，我说过这样一段话：马列一变，至于自由；自由一变,至于中道。也可以说，物一变，至于人；人一变，至于仁。更明白一点说，就是从社会主义转向自由主义，再转向仁本主义王道。

 

我认为，这最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需要儒家群、自由派和体制内外海内外所有正人君子共同努力。

 

当然，若能不经过自由主义阶段，从马列主义直接跨越式地转向仁本主义，那是最好的道路选择，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之大幸，也是儒家和马家之大福。马帮若能彻底去马，全面归儒，将中国推上仁本主义大道。那般功勋，其大如天，任何滔天盖地的大罪业，无不可赎，无不能消！固所愿也，不敢望耳。

 

儒家代表中国的未来，这是一定的，是历史的必然。然中国何时儒家化，则事在人为。吾儒初归，在野勿用，正是认识豪杰志士的大好机会。

 

古人云，富贵场中莫交友，交友须于贫贱时，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能够尊重、学习、襄助、信仰、维护、弘扬儒家者，必有其真诚性可靠性，堪称复兴儒家、重建中华的天选人才。等到二阳之时，大势已成，凑热闹和投机者纷至沓来，那就鱼龙难辨矣。即使圣贤君子，也增添了分辨的麻烦。

 

多年来一直有儒友希望像佛道那样成立儒家组织。我认为此非急务，也难以获得朝廷允准。不仅政治、社会条件远不成熟，儒门自身建设也不行。缺乏基本共识，纵有组织，有形无神，徒然自造魔障。

 

倒不如大家各自为战，各自为政，以夯实社会基础，推动条件成熟。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不必过早抱团结伙也。

 

儒家复兴，千头万绪，最重要的是要逐渐占据思想高地和道义高地，形成文化道义的优势力量。而文化道义优势的形成，又有赖于义理的明白清楚。我深深知道，义理不明，个体则道德无根，群体则共识难成。没有一定的共识，儒家事业无根。难以形成合力并获得各界支持。

 

义理者，道理也，儒理也，真理也，包括道德真理和政治真理。东海此生的责任就是明理，把道理讲清楚。辟邪说、判诸教的目的也是为了明理。在此过程中难免得罪一些人，受到各种诽谤攻击，这都是意料中必须支付的代价。这些代价总是要有人付的。与其等别人付，不如我主动来付。这是我归儒不久就下定的决心。

 

有一个问题值得儒群重视。儒家与中国一起遭受百年浩劫，儒家也有自身的问题，值得深入反思。注意，我说的儒家自身问题，并非说儒家圣贤和经典有问题，而是指从康有为以来儒家学者的问题，包括个体和群体的问题，思想和德行的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反思是为了总结经验、吸收教训、凝聚共识、团结同道，更好地应对现在和把握未来。

2021-7-4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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