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民之口即民贼，防儒之口即国贼----东海客厅论自由

余东海

一

儒家有很多禁忌，包括道德禁忌和政治禁忌。政治禁忌如讪君卖直，逢君之恶，以民为敌，逢民之恶，防民之口，惟民是从，公事私办，国事家办，好唱高调，口惠而实不至，能言而不能行，宽于官而严于民，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等等。

其中防民之口、以权谋私、违道干誉为三大禁忌，又以防民之口为最。

《国语·周语上》《召公谏厉王弭谤》记载，周厉王暴虐，使卫巫监谤者，国人道路以目。召穆公对厉王说了一段话：“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段话后来成了历史名言，防民之口也成了传统政治之大忌。

自尧舜至元朝的所有儒家王朝，言论自由度都比较高。就拿汉朝来说，学界普遍以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就没有言论自由和反孔反儒的自由了。殊不知，独尊儒术是以儒治国，以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无碍于思想市场之自由也。

君不见，汉武帝孙子汉昭帝继位后不久，召集各地贤良文学至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官员们，围绕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和文化政治问题展开讨论，史称“盐铁会议”。有趣的是，会上贤良文学一方坚持儒家立场，桑弘羊一方则嘲孔贬儒，双方言无不尽，毫无隐讳，可见当时言论自由度之高。

元明清三朝都是中华偏统，偏离儒家越来越严重，然元朝的社会自由度包括言论自由度仍然颇高，只有明清两朝，自由度才急遽降低。然民众和精英自由度仍然有所不同，言论罪和文字狱主要针对精英群体。

三界精英和普通民众的自由度不同是儒家政治常态。精英必须视听言动守礼，权位越高，责任越重，礼制约束越多，自由度越低；民众没有权位，只要守法就可以，自由度就大多了。

也就是说，权力与责任成正比，权力越大则责任越大，与自由成反比，权力越大自由度越小。这是仁本主义之权责观。当然，精英的权力和民众的权利各有边界，最大也有限度。权力的边界是礼，非礼则越界，依礼处分；权利的边界是法，非法则越界，依法惩罚。

防民之口也是西方政治之大忌。“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世界流行的一句名言，传出自法国伏尔泰，又有人说原创者是英国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

这句话中的“誓死捍卫”或许下得太重了，但观点正确。我若是文化人，我会这样表达：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尊重”足够了。我若是政治家，则会将“尊重”改为“维护”，我会依据礼法维护所有公民、包括反孔反儒崇马崇毛者的言论自由。

二

体制内也有反对防民之口、倡导言论自由者。日前地方网媒纷纷转发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的文章《让人民共同享有自由放言的机会》。文章说“为自由放言是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人民大众的自由而成立，为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而奋斗。无疑共产党人的自由，既包括宪法所赋予人民大众的言论自由，也包括党章所赋予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由”云。

这是典型的马家右派的观点。马右派又称修正派和体制内改良派，主要特征是立足于马主义社会主义而呼吁民主自由。呼吁民主自由没错，可惜立足点错误。马主义社会主义之下，不可能有呼吁民主的立足之地，原则冲突故。

我说过，“社会主义法治”不可能存在，因为两者格格不入，不可能同在，就像“黑色的白天鹅”不可能并存一样。法治离不开人本主义的自由政治民主制度，德治离不开仁本主义的王道政治礼乐制度。而社会主义属于集体主义政治范畴，马家社会主义导出来的只能是极权政治、党主制度。所谓的法制，本质上是人治。

同样，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也不可能存在。民主自由法治与社会主义，正邪相对，水火不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民主自由法治，就不能要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追求民主自由，不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都会对社会主义造成思想伤害和政治危害，无异于挖极权主义事业和特权阶级利益的墙脚。对于马家来说，他们若非居心叵测，高级黑，也是好心办坏事，嘿嘿。

一个人最基本的自尊，是不说假话，不做坏事，不唯物唯权，不苟同邪恶更不邪恶化；一个政府对人最基本的尊重，是不遮其目，不防其口，不侵犯其自由权特别是言论权。此非马主义社会主义所能也。

马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物本位；政治学是唯党主义，党本位；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社会本位，都不可能真正尊重个体的人，更不可能以人为本。

马帮特别不讲理。马恩列斯毛和各国大小帮主的著作足以堆积成山，马家知识分子的文章书籍更是浩如烟海，貌似都在讲理。但它们无论怎么讲，终究无法把理讲通、讲成。所有的马家政权都不约而同、不克自拔地陷入诈力的泥沼，都异曲同工地恐惧言论自由，严于舆论控制。

马帮讲不通道理，不尊重道理，也往往听不懂道理。对于讲道理的人，要么强词夺理，要么利益收买，要么使用诈力。诈是欺诈，力是暴力。对欺骗不了又收买不了的异议人士，就将其丑化、污名化以及诉诸于暴力。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安全机关、监狱、看守所等等，都是国家暴力机关。

有老先生说：“马克思有三点令他神往：一，他同情弱者；二，捍卫言论自由，无情抨击禁锢思想的所谓书报检查令；三，认定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这是被马氏的巧言骗了。由马学导出来的马政，是自由之敌，良序之敌，是包括有产者无产者在内的人类之敌。

大量政治恶行，在西方行不通，在古代更行不通，在马家社会则畅行无阻，即使受到阻止，也无法根治，会不断复发，根源就在于独特的文化体系。在这种文化体系之下，任何好话都会沦为巧言空谈，即使形成纪律、法律、宪法都没用。保护言论自由保护私产，都是宪法或法律规定，又如何？

马学理论上错漏百出，实践中恶果累累，早已被判双重死刑。自马学诞生以来，西方学者对它的批判就此伏彼起。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以“可否证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准则，根本上撕去了马学伪科学的外衣。全方位多层次的批判，正是马学无法在西方获得实践机会的要因。

三

自由权是人权三大支柱之一，言论自由又是四大自由之首，是儒家和人民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利。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其它自由，社会就没有自由、活力和创造力，更没有文明、和谐可言。

言论罪和防火墙分别剥夺国人的言论和信息自由，构成了对人权最严重的侵犯。防民之口，防儒之口，以言治罪，文字成狱，古虽有之，莫烈于今。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无从谈起；这个问题若不能从制度层面解决，终究无法解决。

防民之口都有罪，防儒之口罪特大。盖儒家所言，道最高最大，理最真最正，最有利于人类文明包括道德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和提升。防民之口是反人权反自由，防儒之口是反人道反仁义。人无自由还可以是人，人无仁义就不再是人。防儒反儒是非人化的捷径，为天理良知所不容也。

目前儒家虽然受到朝野一定程度的承认，然作用不明显，以致很多人怀疑儒家没用，一些儒生也产生信心动摇。其实，目前儒家作用不彰，要因有二。其一、是儒家仍受马学马制的压制，即使勉强发挥出来的一点作用，也被抵消得差不多了。

其二、没有言论自由，难以有效发挥文化教育、道德启蒙和舆论导向的作用。

谁防儒之口和眼，谁就是儒家的敌人；谁防民之口和眼，谁就是人民的敌人。防民如贼即民贼，防儒之口即国贼，这是一个政治常识。任何大道理都不能违背这个常识，任何良制良法都必须建立在对这个常识的尊重之上。

防口防眼，是对人民和儒家最深刻的轻蔑、侮辱和奴役，是东方极权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无论其它方面如何，一个政权只要有此举措，就丧失了任何合法性，可以直接定性为极权暴政！

儒家既不因言废人，也不因人废言。无论是谁的话，都不妨听听。撇开具体环境和对象，毛氏有一段话就很正确。他曾在1946年《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说：

“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集团。他们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认识大时代的真面貌，更害怕他们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的面前。他们用种种卑劣无耻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塞闭人民的耳朵，封锁人民的嘴巴，不让民间报纸存在，不让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自由。”

这段话就说得好，说得对，放到现在，特别对症。说国民政府是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集团，是诬蔑。以此说马帮，恰到好处。

为言论自由提供制度保障，是政治文明化的基础。注意两点：一、是制度保障，须形成法条，仅靠领导人“让人民说话，天塌不下来”之类指示讲话，无论怎么强调都靠不住，无法落实；二、是儒家和民众的言论自由。党员官员自由度如何，对他们有何要求和规定，那是马帮家务事，东海外人不予置喙。

东海特此强调：此生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在乎，只要言论权，只在乎言论权，即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和讲学论道的自由和权力。这是东海生平最大的期盼和愿望。无论什么人什么势力，凡能保障东海和儒家之言论权者，我都可以友好之支持之。凡防民之口、防儒之口、封人之喉者，则是儒家和吾国吾族共同的敌人！

2021-6-14余东海集于广西南宁青秀山下独乐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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