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宣言》点评

余东海

二o一九年四月十五日，时逢“八九民運”三十周年、“五四”一百周年，王丹、李進進、嚴家祺（執筆）诸君发表了《“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宣言—— 紀念「八九民運」三十周年、「五四」一百周年》。宣言既有正确处，也有不少错误。正确的就不提了，兹摘录其中一些有重大错误的段落进行简单点评。

宣言说：

第一次天安門學生運動，「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的目標得以實現，強化了中國人民不受屈辱的意誌，是後來國民黨政府、共產黨人以及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精神力量。沒有五四運動的勝利，就沒有抗日戰爭的勝利。

东海曰：

五四运动包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是一次反文化、反文明的民粹主义运动，反掉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捣乱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为马列泛滥扫清了传统障碍，为日寇侵华提供了道义借口。从此上无礼下无学，上慢下暴，内贼外寇，交替纵横，“民国”名义虽在，中华彻底灭亡。

五四开始是双去：去儒家化，去中国化。但毕竟人还有人味，国还是国家。四九以后是双非：非国化，非人化。以马立国，国不国，国家成了监狱乃至地狱；以马育人，人不人。外则没有人权自由，仿佛奴隶；内则丧失人格尊严，充满奴性。这就是亡天下的标志，是文化反常的必然结果。

五四以来，文化多重反常，反孔反儒是一重反常，民主主义、平等主义泛滥又是一重反常，马列主义入宪，意味着反常文化成了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将文化反常推到了极致。主体文化反常，必然导致思想观念、价值标准、政治制度一切异常，社会全方位反常。这种社会，正常人置身其中也会失常，好人置身其中也会变坏，一切外面的好东西进入其中都会异化。就像奔驰，在其他国家都好好的，到了马邦就特色化了。

宣言说：

毛澤東的革命，是繼太平天國革命後又一次農民革命。毛澤東為了讓這場農民革命穿上了馬克思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外衣，就把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而進行的暴力革命，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

东海曰：

只有针对暴政、吊民伐罪、顺天应人、高度正义的武装行动，才配称为革命。毛澤東和洪秀全领导的都是民粹主义的造反运动，纯属冒牌革命。馬克思主義和民主主義则名副其实。民主主義就是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是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相反相成的统一，既反中华传统，也反自由民主。

宣言说：

袁世凱當上中華民國大總統不久，就想當皇帝，為了登上皇位，大搞尊孔祭天。在尊孔祭天的大環境中，袁世凱公布了《修正大總統選舉法》，規定大總統任期由5年改為10年，連選可以連任。袁世凱確立了總統終身制後 ，下一個目標就是恢復君主制，正式稱帝。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向袁世凱大總統獻上推薦書，推薦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袁世凱正式稱帝，這一年改為「洪憲元年」。新文化運動之所以提出「打倒孔家店」，與袁世凱尊孔、稱帝密切相關。

东海曰：

袁世凯并非要复辟帝制，而是要推行君主立宪制。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就认同变法人士的立宪主张。他认为革命党人的共和制过度否定传统，不符合国情，将传统制度和共和制结合的君主立宪制才是最好的制度。袁世凯立国号为中华帝国，改年号为洪宪。洪宪就是弘扬宪制。袁世凯失败是必然的，盖清朝灭亡，儒家文化饱受怀疑和反对，君主立宪制也已不合时宜。但不能因此否定尊孔的正确。

宣言说：

一百年來的兩次新文化運動，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要找出辛亥革命廢除了皇帝制度後，本來是普普通通的人，還想做皇帝的文化根源，也就是說，要從中國文化中發掘出一個人有了權，就想擁有專制權力、終身獨裁的思想根源。

东海曰：

习近平恢复终身制，是马家极权主义本质使然，与儒家没有关系。毛氏反孔灭儒，照样终身独裁。难道毛氏的“終身獨裁的思想根源”不在马学反而在儒学？

关于国家主席任期修改，大多数知识分子和网名的眼光集中在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上。有人认为“突破任期制是个严重的宪政颠覆”，好像原有宪政似的。

其实，只要马列毛在上，宪政就不可能。党主制下，国家主席、副主席只是象征性的职位，任期长短无足轻重。取消任职时间限制未尝非好事，如果让这个职位由虚变实，就为以后突破党国体制提供一点方便和一线可能。

宪法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关于指导思想的阐述，这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和政治的品质，决定着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优劣。关此，中共中央关于修宪的建议增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保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星还是那颗大灾星，月还是那个红月亮。马毛不去，宪政无望。但似乎没有人关注这一条。

应该重点关心的没人关心，应该坚决反对的没人挂怀。只要“马列主义毛思想”之类东西继续在宪，国家主席任期有没有限制，根本无伤极权主义之大恶。

宣言说：

儒家文明既有精華，又有糟粕。一百年前的第一次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一百年後的今天，在儒家復興中，掀起了吹捧王陽明的熱潮。十六世紀初，王陽明在貴州流放了三年，在習近平推崇王陽明後，貴陽市修建了王陽明主題公園，建立了博物館展示他的成就，將他曾經居住的洞穴變成一個神殿。

东海曰：

反儒派有温和与激烈之别，精华糟粕并存论是温和反儒派的典型说辞，似是而非。儒家礼制因时而异，儒家理义万古不易，其经典原则和基本思想，具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性、正义性和普适性。打倒孔家店的文化反动，必然导致社会反常和政治反道。从政治上为百年反儒恶潮画上句号，有限容儒和推崇王阳明，是习近平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习近平或以为儒马可以并存，儒家可以利用，殊不知，儒家文化是一切邪说恶制的天然克星。正邪不两立，儒家的回归，意味着中华文明重建有望，极权丧钟即将敲响。

宣言说：

經過漢朝的董仲舒，和孔子後1600年的宋朝的朱熹，以及明朝的王陽明，大大修正了孔子的儒家學說，為中國專制政治制造了一個完整的意識形態。朱熹提出的「理學」和王陽明提出的「心學」，是中國崇拜君權、扼殺人權的「理學」和「心學」。在儒家的歷史上，特別是朱熹和王陽明，融合了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把儒家思想塑造成一種為鞏固專制統治、禁錮人思想的新的儒家學說。

东海曰：

董仲舒、朱熹、王阳明与孔孟一脉相承，可以说有所发展，不能说“大大修正”，更不能说理学心学“崇拜君權、扼殺人權”和“禁錮人思想”。理学心学仍然遵循敬天保民、正君之心、推崇王道、崇拜圣王的外王学原则。注意，崇拜圣王和崇拜君權截然不同。另外，朱熹和王陽明对于佛道思想严防密守，绝无融合。详见东海《宋儒和理学》一书。（待出版）

宣言说：

儒家除了精華一面外，還存在糟粕。西漢董仲舒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南宋大儒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明代大儒王陽明的「心學」，是明顯的糟粕。問題是許多糟粕，在專制主義中國的大環境中，今天還被當作精華廣為宣揚。2015年兩會期間，習近平說，王陽明的心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是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切入點之一。精華與糟粕，是非混肴、黑白顛倒。

东海曰：

“三纲”、“存天理，灭人欲”是正宗儒理，“心学”是正宗儒学，与孔孟之道一脉相承。视之为糟粕，就架空了儒家文化，这才真是是非混淆、黑白顛倒。

三纲概念出自《白虎通义》所引之《含文嘉》，为古之遗言，三纲思想和精神早就存在于儒经。三纲与五常都是儒家核心理念。朱熹说：“三纲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王夫之说：“三纲五常，是礼之本原。”从《白虎通三纲六纪篇》中对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阐述可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非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是强调道德责任和制度程序上的上下主次之别。君臣之间，君上要能以德服人，群下归心，臣下要厉志坚固，坚持原则；父子之间，父要懂得规矩，以法度教子，子要孜孜不倦遵循道义，要对父亲的过错有所争辩劝谏，以免父亲陷于不义；夫妻之间，丈夫以道扶接，妻子依礼服从。详见东海《三纲论》。

宣言说：

這些糟粕，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在提倡「仁義」「道德」時，沒有「權力限制、權利保障」觀念。二是在提倡「德治」「仁政」時，缺乏「法治」「憲政」觀念。三是看不到國際關系與人際關系的區別，用儒家「家天下」思想處理國際關系。（摘要）

东海曰：

都是外行话。对于权力，儒家外王学既有高严的道德要求和相应的道德尊重，又有一定的制度限制。如果说西方自由主义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儒家外王学就旨在把权力限在礼制中，同时致力于民权民生的关怀。当然，历史上儒家政治的“權力限制、權利保障”受到家天下君主制的制约，不可能与现代法治、憲政那样严密明确。

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儒学在政治上、制度上也必须根据“时中”原则的要求时俱进，与时偕宜，所谓“礼，时为大”、“礼以义起”是也。家天下君主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又属于历史的局限性。儒家一方面予以历史的尊重，但又不会抱着家天下君主制不放。选贤与能的公天下，才是政治之常道和儒家之理想。

即使在家天下时代，对人伦和政治、私事和公事、人際關系与國際關系的处理，儒家都有明确的区别。

宣言说：

“五四”一百年來，經歷了兩次工業革命的中國，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現在的中國社會，不是什麽社會主義，而是一黨專政下的兩極分化的「老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在事實上被中國人民所拋棄，中國社會思想形成了一個大空隙，傳統儒家思潮趁機在中國復興。今天中國儒家復興中最大危機是，儒家糟粕，沈渣泛起，又使中國社會中彌漫在皇權崇拜中，這是儒家糟粕對普世價值的最後一次抵抗。

东海曰：

馬克思主義依然在宪，依然拥有指导思想和第一学科地位，其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信仰依然深深地影响着广大官民，何谈被抛弃？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有左中右三条路线。毛氏是左路，马家原教旨，极权主义加民粹主义，马学为主秦法家为辅；邓氏是右路，马家修正主义，极权主义加资本主义，马学为主西学为辅。习是中路，半毛半邓，立足于马学而兼收儒学和西学。所以似毛非毛，似邓非邓，似传统非传统，似西方非西方，习路特别混杂四不像，原因在此。

万变不离马宗，现中国依然姓马：党是马党，路是马路，制度是马制。政治制度是党本位的党主制，经济制度是社会本位的公有制。虽然辅以私有经济，市场经济，并未改变公有主体、特权主导的极权主义本质。注意，特权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本质上仍然属于社会主义，与真正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截然不同。

宣言说：

一個國家，只有在正義的陽光照耀下，才能有法治、才能有全社會良好的道德風尚。在“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之際，中國第二次新文化運動正在興起。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後，由於西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傳入中國，新文化運動實際上被打斷。在一百年後的今天，當習近平學習袁世凱時，一場大規模的新文化運動，從北京向全中國和全世界華人區域蔓延。

东海曰：

一個國家，只有在正義的陽光照耀下，才能有法治、才能有全社會良好的道德風尚。没错，然正義的陽光的源头，是优秀的文化。中华仁本主义和西方人本主义文化，各有真理性、普适性和正义性。一百年前所谓的新文化運動，不仅没有启蒙民众、导良社会，反而导致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泛滥，是因为“新文化運動”本身就是民粹主义运动，反掉儒家反掉传统，也就让民主自由丧失了植根的土壤。

我早就指出，反孔反儒，不仅新德治礼制、王道政治不可能，民主政治也不可能。反孔反儒的社会，只适合极权暴政。

所以，比民主自由启蒙更重要的是儒家的道德良知启蒙。现中国的新文化運動，应该是一场以儒家文化为主、自由主义为辅的新启蒙运动。

宣言说：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知道，儒家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基礎，孔家店不能打倒，但儒家文明中還是有糟粕，只有剔除糟粕，發揚儒家文明的精華，中華文明才能真正復興。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雖然共產黨保住了政權，但共產主義被中國人民拋棄了。在共產主義被人們拋棄時，儒家復興的同時，儒家的糟粕趁機泛起。今天我們在第二次新文化運動中要做的是，堅定不移地剔除儒家糟粕，把儒家精華發揚光大。

东海曰：

要把儒家精華發揚光大，首先要深入了解、理解儒家，要深入了解、理解儒家，就必须读经，读四书五经。这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载体，承载着以儒家六观（世界观、人性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和历史观）为核心的儒家最中正的思想原则、观点集群、道德追求和价值标准。不学诗则无以言，不学礼则无以立，不读经则不知儒，不知儒无以弘道，无以发扬精华光大儒家也。

宣言说：

當“六四”屠殺真相在中國大地上得到曝光、當正義的陽光照耀中國大地時，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將面臨一次二千多年來的偉大革新。從二零一八年以來的中國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將在吸收全人類普世價值的基礎上，剔除儒家維護專制政治的糟粕，使儒家文明在21世紀得到復興。在未來，當的糟粕了糟粕的儒家文明、將成為猶太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以及其他文明之間的和平友好的橋梁。

东海曰：

美国副总统彭斯一次在华盛顿演讲中表示，只有台湾的民主制度才是所有中国人的最佳选择。未必也。中国面临三条道路选择：一是继续马路，二是自由主义道路，三是仁本主义道路。

三条路其实只有两条。盖马路之理论已经彻底破产，实践亦完全失败，是一条彻头彻尾的邪路加绝路。坚持马路，无异自绝于人道，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天下。

其余两条都是活路，然适宜性和品性不同。对于中国来说，自由之路即西方化、民主化，只是次优选择，仁本主义即儒家化、礼乐化才是最佳选择。仁本主义价值观可以肯定、容纳西方普世价值而超越之，新礼制可以学习、吸收民主制度精华而统合之。这是最中正、最中国也最人道的道路，不仅眼下可以救民救国，而且未来有望赶西超美，并引导美西同归仁道，实现大同理想。对此，东海有《中华宪政纲要》诸文件详论之，欢迎海内外有识之士批评指正。2019-4-17余东海

首发于《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