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心时代、轴心文明之我见

余东海

 

提要：由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论，影响广泛深远，本文依据中国文化、文明的道德特色和发展进路，对其立论加以批驳并郑重说明，当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诸国的贤哲们于公元前500年对生命有所认知、精神有所突破的时候，中华圣贤早已于公元前2000年前就“允执厥中”和“执大象”，全面彻底地领悟把握宇宙生命的本质了。雅氏所谓的轴心期，或可称为西方文明的起点，但不能涵盖中华文明。而不能涵盖中华，就无权要求轴心时代、轴心文明的称号。

 

关键词：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仁本主义，孔子，儒家。

 

一

参加“生命科学与国学第三届高峰论坛”中的嘉宾们，围绕着生命科学、国学和轴心时代三大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演讲。生命科学、轴心时代、轴心文明及雅斯贝尔斯成了论坛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五个词语。东海认为，雅斯贝尔斯（以下简称雅氏）关于轴心时代和轴心文明的观点并不准确，值得商榷。

 

雅氏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特别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认为这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雅氏在该书第一章第一节“轴心期之特征”中写道：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Upanishads）和佛陀（Buddha）,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Elijah）经由以赛亚（Isaiah）和耶利米（Jeremiah）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Homer），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柏拉图（Plato），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阿基米德（Archimedes），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几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几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

 

这段话有两大问题。

 

其一，孔子的思想高度和道德境界皆至高无上，非所谓轴心时代的其他中西贤哲所能望尘，包括中国的老子墨子庄子列子诸子百家，包括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等等，都不能与孔子相提并论。换言之，他们与孔子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孔子的中道思想具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具有文化道德上的终极意义。

 

世间学者有一个普遍的误认，认为佛陀、老子之道高于孔孟。其实不然，孔学与佛道都是正学，但道学蔽于坤而不知乾，不识太极之全；佛学亦蔽于佛性空寂而不知乾健，不明天道、人道之全。唯孔学得乎乾元之至诚无息生生不息，上通天道，下通地道，中通人道。故王道政治，上能敬天顺天，下能保民亲民。

 

其二，《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的中道思想其来有自，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孔子编书自尧始，尧舜之前姑不论，尧传舜、舜传禹、文武周公相传的中道，就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和精神境界。孔子被称为儒家集大成者，就是集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代表的先秦中道文化、文明之大成。还有比中道的开显更加重大的“人类文明精神的突破”吗？

 

综上两点可见，当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诸国的贤哲们于公元前500年对生命有所认知、精神有所突破的时候，中华圣贤于公元前2000年前就已“允执厥中”和“执大象”，全面彻底地领悟把握宇宙生命的本质。可见雅氏不了解中华文化和文明，其轴心论难以成立。雅氏所谓的轴心期，或可称为西方文明的起点，但不能包括中华文明。而不能包括中华，就无权要求轴心时代、轴心文明的称号。

 

如果我们承认雅氏之说，则有二过：一是否定了孔子之前、尧舜以来历代圣王的道德文明、政治文明成就和精神突破；二是贬低了中华文化和文明。

 

提出轴心时代这个著名命题的雅氏，被称为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高度推崇，让我感觉推崇过度。存在主义有神本论的存在主义、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三大类，雅斯贝尔斯继承克尔凯戈尔的基督教存在主义。将强调个性和自由的存在主义与以神为本为中心的神本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思想难免有混乱之嫌，其哲学品质就很可疑，其轴心之说也不值得过度推崇。

 

二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时期各有圣贤集团。《论语泰伯篇》记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舜有五位贤臣，分别是：禹，稷，契，皋陶，伯益。周武王有治国之臣十人，分别是周公旦，召公奭（shì），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这些都是能够遵行中道的圣哲。

 

这种情况正符合雅氏对所谓的“轴心文明”特征的描述。对雅斯贝尔斯深有研究的何二元教授在“生命科学与国学高峰论坛”发言中提到，雅氏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里说过一个观点：“第一轴心时代的精神突破主要是几位哲人、圣人的事情，大众并没有跟上来。”

 

但雅氏接着一句话说得没错：“假如将来真的有第二轴心时代，那么一定不会再是少数圣人的事情，而是全体群众都能够一起跟上。”未来中华的道德觉醒和精神突破，“一定不会再是少数圣人的事情”，觉悟宇宙生命本质的圣贤君子将层出不穷，直到“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

 

潘麟先生深刻地认识到了孔子和儒学的超前性。他说：

 

“唯有大成至圣孔子，终其一生不愿与世妥协，坚持不语‘怪、力、乱、神’，将其教导和学说自觉地建基于理性与人文之上。在我们巡礼第一轴心期的圣贤时，唯有大成至圣孔子不仅是第一轴心期涌现出来的最伟大的圣人之一，同时他还是唯一一位如此成功地超越了其所处之时代，以终生郁郁不得志为代价，提前跨入第二轴心时代，提前跨入后宗教时代。非常遗憾的是，两千多年以来，真能明白至圣的良苦用心之人，寥若晨星。”（《生命科学与新轴心时代》）

 

然复须知，孔子本人一生不得志，但孔学在汉武帝时代已经上升为立国思想，即取得了意识形态地位。此后，“明白至圣的良苦用心之人”的儒家群体成为中华第一精英阶层。

 

孔学即儒学可信可解可行可证，作为一种信仰，具有宗教性而又超越宗教，可谓不是宗教胜过宗教。孔学立足人道，贯通天道，天人合一，“敬鬼神而远之”。孔学付诸于政治实践的时代，就意味着宗教时代的终结。

 

不过，中国并非在汉武帝之后才“跨入后宗教时代”。因为孔学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远则尧舜、近则文武时代，宗教就不占主导地位。

 

孔子曾说三代皆敬鬼神。但这种敬事是立足于仁道的敬事，并非宗教立国和以之为最高信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这意味着夏朝政治就能去宗教化了，周朝又进一步“敬鬼神而远之”。

 

潘麟先生将“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视为“第二轴心时代的特征”。殊不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就是儒家政治思想，是王道政治、礼乐制度的特征。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时代和后来的汉唐宋元明清，实践品质有高低，主辅关系无不同。

 

西周的“明德慎罚”，孔子的“重德轻刑”，荀子的“礼本法末”，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朱熹的“明刑弼教”，都与“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一体同仁。这些思想在三代和历代儒家王朝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践。

 

这是仁政德治、王道政治的基本特色，至少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克明俊德就是道德挂帅，就是德治，必然德主刑辅。

 

潘先生又说：“在第二轴心时代，尊师重道将是个常识。”而这实质上早已是传统社会的常识。天地君亲师，师道与天道、地道、君道、父道并尊。钱穆先生说：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群有“三尊”，曰父、曰君、曰师。而师可兼君父之尊，君父则不得兼师之尊。中国师道创自孔子，后世尊孔子曰“至圣先师”。自孔子以下师道不绝者两千年。历代帝王庙寝坟墓易代则废，惟曲阜孔庙孔林则两千年来不废。孔庙并遍及于全国，两千五百年来中国人所长期共尊者惟一孔子。尊孔即以尊师。故师道之在中国文化中，有其特殊地位，并世其他民族难相比伦。”（《文化与教育》）

 

师道尊严，师道与君道并尊，远在孔子之前。《尚书周书秦誓》中有语：“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意谓君和师都是昊天为了佑护下民而作兴的。他们的责任就是帮助昊天上帝来爱护人民。《孟子·梁惠王下》曾引用过这句话。

 

圣贤崇拜（包括圣王崇拜）是儒家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一大特征，也是尊师重道的一种表现。与个人崇拜不同，圣贤崇拜是因为圣贤值得崇拜，是自然、自发、历史地产生的，崇拜圣贤实为崇拜天道中道，崇拜天理真理，是源于儒生和世人对圣贤勃勃不容已的高度敬重信服。

 

孟子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是德行信服。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这是智慧信服。君子畏圣人之言，阳明畏孔子之言，是因为孔子智高言正，其言论具有高度的真理性、正义性和普适性，让人不能不信服。

 

仅政治制度“德主刑辅”和社会普遍“尊师重道”尤其是此两点，亦足以证明中华文明的超前性和优越性，“并世其他民族难相比伦”矣。

 

三

汉朝之后，汉唐宋元明清，中华文明的文明相状和程度都与三代有所不同，但尊奉的都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历代圣贤相传不绝的道统。礼乐制度、文明形式因时而异，道统万古不易。只要道统在上，就是王道政治，就有礼乐制度。至于具体政治和制度形式，不同时代，同中有异，因时而异。

 中华文明的发展自有独特的历史进路和分期，与世界各国没有可比性，无法纳入轴心论的范畴。我将中华文明分为四期。第一期，尧舜禹前三代，为原始大同时期，可称为升平世的大同；第二期，夏商周后三代，为古典小康之封建制时期；第三期，汉唐宋元明清，为古典小康之郡县制时期。第四期，新王道、新礼制时期。新礼制兼取上古禅让制、传统君主制和西式民主制的精华，开辟新一轮的中华文明，直到天下归仁，实现太平大同理想。 五四以来，反孔反儒导致学界及国人对中华文明和历史严重低估乃至完全否定。其实，作为一种文明模式即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任何时代的中华文明，横向比较，都是最优。中华文明的优秀源于文化的优秀和道统的中正。也唯有重新尊奉信仰仁本主义道统，才能开辟新一轮中华文明的辉煌。（详见东海《中华文明最优论》） 

亨廷顿将文明模式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等，这个分类很混乱。东海将古今中西的文明模式分为五种：仁本主义文明，人本主义文明，佛本主义文明，神本主义文明，物本主义文明。

 

仁本文明即中华文明，高等文明；人本文明即西方现代文明，一般文明；佛本文明即印度文明，准文明；神本主义文明包括伊教文明和西方中世纪的耶教文明，两者同中有异，耶教文明为半文明，伊教文明非文明。物本文明即马家文明，更非文明。伊教文明和马家文明皆可与野蛮划等号。

 

作为中华文化的主统，仁本主义体系内圣外王，是道德科学与政治科学的圆满统一。仁本主义引领中国，中国就可以重建文明；仁本主义主导世界，世界就可以实现大同。自由主义是偏道险道，神本主义、物本主义更不足道，唯有仁本主义道路，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阳关大道。先为仁本主义争取引领中国的机会，进而取得人类文明的主导地位，是我们几代儒生的责任，也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2018-9-18余东海

 

注：本文观点受到浙江省儒学学会会长吴光先生“生命科学与国学第三届高峰论坛”发言和会议期间谈话的启发。杭州师大何二元先生惠寄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二十世纪文库）电子书。特此鸣谢。

 

作者简介：余东海，民间儒者。本名余樟法，曾用笔名萧瑶，东海一枭，东海老人。男，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现居广西。出版儒学著作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东海先生丛书》（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仁本主义论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等。

首发于《儒学天地》2019年第1期